在经历了四月危机和七月危机之后，临时政府明令禁止布尔什维克公开活动，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再次转入地下，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在粉碎了由立宪民主党人支持的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布尔什维克在首都彼得格勒苏维埃取得主导地位，列宁适时提出了武装起义的方针，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下属革命军事委员会具体组织了十月武装起义，一举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二、十月革命期间的布尔什维克
依靠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努力，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确策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在起义的领导机关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80多名委员中，布尔什维克占据了53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1名。在5人组成的常务局中，3人为布尔什维克，2人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此可见，十月革命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共同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果断和正确的策略起到了核心作用。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起义胜利后，布尔什维克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政权如何组成，由哪些党派执掌政权。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它的领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政党参加管理国家。马克思主义承认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它在原则上从来不否认无产阶级政党有与受到各种劳动者阶层支持的那些政党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当时的俄国情况错综复杂，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右派）以及立宪民主党呼吁召开立宪会议的强大压力，同时布尔什维克自身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独立执掌政权，而且在政权组成形式上布尔什维克党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
在起义胜利后随即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这是建设苏维埃类型的新型国家的决定性步骤。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说：“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并承诺“按时召开立宪会议”。[5]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大会，就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选举产生了人民权力机关——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它的执行机构——人民委员会。其中由101人组成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占据了62席，他们是苏维埃中人数最多、最有影响的党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席，其余席位分给了未退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些党派和团体，如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最高纲领派、乌克兰社会主义者。10月29日，列宁在给卫戍部队作报告时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了，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6]虽然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离开了代表大会，但他们并没有被剥夺在苏维埃中的代表资格，所以也没有失去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可能性。可是，他们同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一起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这种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由于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据了苏维埃的多数，所以两者也联合主持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
然而，在随后组成的人民委员会中，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试图等待社会革命党（中右派）回归一起参加政府，在参加联合政府中表现出了犹豫，导致苏维埃政府最初成立时是一党政府，即所谓“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但是当时还是留下了一些位置等待其他党派参加。可以说，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并不是最初的设想，布尔什维克是准备成立联合政府的。由列宁起草并于1917年11 月7日公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下流作家和那些被资产阶级吓倒的人齐声责备我们，说我们不肯让步、不愿和解，说我们不愿意同别的政党分掌政权。同志们，这是谎话！我们曾经建议，而且还在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我们分掌政权。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可见并不是我们的过错。”[7]另外一个文件也显示，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同意凡是接受一定的纲领并准备忠贞不渝地实现这一纲领的一切苏维埃政党的代表都可以参加政府”[8]。
此时，国内一些政治力量为抵制“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提出要组成多党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围绕这一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展开了初步的较量，突出表现在布尔什维克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简称“全俄铁”）的谈判。当时受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控制的全俄铁宣布不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他们提出成立多党参加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内也出现类似的主张，代表布尔什维克与全俄铁谈判的加米涅夫主张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于是，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的要价不断提高，他们甚至提出要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出新政府。[9]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态度逐渐强硬，在11月1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全会上通过的决议，实际上否决了以谈判来建立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可能性。为此，左派社会革命党曾一度表示了不赞成，以加米涅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也以退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来表示不满。
1917年11月到1918年1月立宪会议的选举、召开和解散，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围绕政权问题爆发的又一次交锋。
俄国二月革命是一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按照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程序，先成立临时政府，再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实行政党政治，通过选举确定某个政党执掌政权，成为执政党。因此，二月革命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党派几乎都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政治诉求，并批评临时政府故意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也就是说，各党派都曾寄希望于召开立宪会议，并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将政权争到自己手中，成为执政党。应当说，列宁对此深有体察，也深感忧虑。作为对俄国政治现实体察的反应，就是由革命胜利的当天召开的第二次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宣布成立新政权，以避开立宪会议，也使新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的味道。列宁内心是赞成以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的，在他看来，苏维埃“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步”[10]。但是，让列宁忧虑的是，苏维埃毕竟是个阶级组织，不是全民性组织，而立宪会议在当时则被视为全民的代议制机构。不但布尔什维克党外的各派政治力量都一致瞩目于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而且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加米涅夫、拉林等）以及不少党员，也把立宪会议的召开看作“革命的完成阶段”，是“对革命的加冕”。[11]因此，怎样对待立宪会议，就成为刚刚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的一道难题。鉴于广大民众还对立宪会议存在幻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在党内批评这些幻想的同时，由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于1917年11月12日举行立宪会议的选举。
选举结果说明当时俄国政治舞台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在选出的715名代表中，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获得了370席，布尔什维克仅获得了175席，左派社会革命党获得40席，孟什维克15席，人民社会党2席，立宪民主党17席，无党派人士1席，各民族团体86席，据估算，反对苏维埃的党派席位超过60%。这一结果，使布尔什维克党在要不要召开立宪会议问题上遇到了两难的选择：开，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只占少数，力量对比显然不利于布尔什维克，并可能“合法”地丧失政权；不开，由于召开立宪会议曾经是布尔什维克政纲的重要内容，它在取得政权后也曾立即宣布将按时召开立宪会议，这样就会变成自食其言、不守信用的政治力量，就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经过艰苦的思考，他们决定利用革命权威和策略来解决这一难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于1918年1月5日按期召开立宪会议，但认为立宪会议必须服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起草了一份显然会被立宪会议多数人否决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给立宪会议通过。在遭否决后，人民委员会便以此为由，下令解散了立宪会议。这不是阴谋，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阳谋。这一谋略，可谓用心良苦，但又包含着许多无奈。
需要说明的是，在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上，左派社会革命党坚决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
这件事在当时俄国引起许多非议，直到今天，俄罗斯史学界一些学者还将这一事件作为布尔什维克所谓“消灭民主”的罪证。然而，十月革命是一场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创举，没有理由要按照西方国家的革命范式和程序来限制、束缚革命无产阶级的手脚。事实上，任何一场正义的革命，在胜利初期必然遭到众多旧势力的攻击，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人运用手中的国家机器维护自己的革命权威，是无可非议的。
解散立宪会议后，俄共的执政地位正式确立，其执政的合法性也逐渐得到确立和巩固。当然，解散立宪会议也留下了后遗症，主要表现在阻遏了现代政党政治和现代政党制度在俄国的发展进程。
三、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与分裂
在对待十月武装起义和立宪会议的问题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采取联合行动，结成政治上的联盟。此前，1917年12月10日，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他们是：安·卢·柯列加耶夫担任农业人民委员，普·佩·普罗相任邮电人民委员，伊·扎·施泰因贝格任司法人民委员，弗·叶·特鲁托夫斯基任地方自治人民委员，弗·亚·卡列弗任国家产业人民委员，阿尔加索夫和布里利安托夫获“无任所人民委员”的待遇，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会工作，他们出席人民委员会会议，拥有表决权。在新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中，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分别担任了正副主席。[12]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布尔什维克真正联合执政的仅有左派社会革命党。虽然在革命胜利后围绕着成立什么样政府的问题有过一些争论，但从1917 年12月到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还是进行了较为融洽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执政党和参政党意义上的联合，而是联合执政、分享政权。当时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都是仅次于布尔什维克的第二大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及其常设委员会中获得了1／3的代表资格，按照平等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承担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重要的工作机构的领导工作，两党在此期间关系达到了空前的融洽，左派社会革命党中有人甚至建议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在1918年1月10日召开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达到了高峰：（1）顺利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表明代表大会对苏维埃政府的充分信任；（2）通过了重新审订的土地社会化的法令，虽然这一文件不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制定的，但列宁认为通过这一法律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与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有利于巩固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联盟；（3）在选举产生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306名委员中，布尔什维克有16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125名，两者占据绝对多数。
然而，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友好合作没有持续多久，双方的矛盾和分歧逐渐暴露、升级，直至最后两党联盟的公开破裂。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其一，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出现分歧。布尔什维克党内上层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于1918年2月23日通过列宁关于立即签订割地和约的提案。原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不反对和约谈判，但当他们看到德国提出签订和约的苛刻条件后，狭隘的爱国热忱淹没了头脑里的理性思考。他们认为，签订这样的和约无异于“投降”和“扼杀俄国革命”，这种屈辱条件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为了阻止和约的正式批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竟然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和约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撤销列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由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另组联合政府。在3月召开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反对列宁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他们推出代表作副报告，指责签订和约的布尔什维克“是德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威胁大会如果批准和约，他们将退出政府。大会没有接受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主张，批准了和约。会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苏维埃中，同时表示除和约问题外仍支持布尔什维克和政府的工作。和约问题的争执拉开了两党分裂的序幕。[13]
其二，两党实质性的分歧体现在农民政策和粮食政策上。1918年初俄国粮食供应紧张，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存粮已不足供应两个月，城市居民面包供应量由每人每天1／2磅减为1／4磅，直至1／8磅，饥荒开始显露。布尔什维克经过分析后认为，是富农囤积粮食和小私有者投机倒把造成了这种状况。为此，苏维埃政府于5月9日发布了《粮食专卖法令》，要求农民在一个星期内把全部余粮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凡有余粮不卖给国家的，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10年以上的徒刑，为此专门成立了工人征粮队。此项措施遭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强烈反对，他们要求废除粮食垄断，恢复自由贸易，解散征粮队，反对以简单的武力征集来解决粮食问题。当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建议被否决之后，他们便指责布尔什维克背叛了农民阶级。此后，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有关政策时，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左派社会革命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提案几乎均投票反对，原先那种妥协合作的气氛已荡然无存。
1918年7月初，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围绕农民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当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决议被否决之后，他们走上了冒险主义的道路。他们认为，1918年春夏之交俄共（布）采取的非常措施都是《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屈服于德国压力的结果，于是，该党上层密谋恢复恐怖活动。经过周密策划，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刺杀了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他们的本意是借此挑起事端，破坏和约的实施，引发德国和苏俄之间新的冲突。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德国并不打算撕毁和约。头脑发热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竟铤而走险，他们聚集近2 000名士兵策动叛乱，逮捕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等俄共（布）党员。该党的领袖之一、任邮电人民委员的普罗相还占领电报局，并向全国发出通令，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掌权。[14]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冒险举动越走越远，不得人心。此刻，在力量上和道义上都占据绝对优势的俄共（布）采取了果断措施，逮捕了正在参加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全体成员。紧接着，参加会议的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坚定地站在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同自己的党中央保持了距离，许多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基层组织也纷纷表明态度，同中央划清界限。许多左派社会革命党员退党，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还有一小部分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的活动。由此，左派社会革命党发生了分裂，同俄共（布）的政治联盟也宣告彻底破裂。
四、一党制的确立
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是俄共（布）试图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执政的尝试和探索。由于苏维埃政权初期国内外形势特别严峻，国内大部分政治力量和政党或明或暗地对俄共（布）的执政党地位采取敌视和反对的态度，使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同俄共（布）联合执政时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它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它所代表的农民阶级的局限和偏见，使它经常与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俄共（布）立场和政策取向相左，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它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加上它自身力量较弱[15]，这一切决定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联合执政仅维持半年多时间。当然，就俄共（布）方面来说，形势的严峻，执政经验的缺乏，党内意见分歧严重，也无法使党形成一套团结和争取不同派别力量的政治策略；党内外的纷争耗费了领导人大量精力和时间，也使一些领导人希望用比较简便的方法解决执政制度问题。因此，当俄共（布）力量逐渐强大，局势能够掌控的时候，包括列宁在内的党的领导人就不再谈及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的问题了。
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9月，从左派社会革命党分化出两个小的左翼政派，他们继续与俄共（布）结盟。一个名为革命共产党，他们主张同俄共（布）共事，承认苏维埃政权，其纲领承认苏维埃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先决条件，但认为在过渡时期应建立“劳动者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作出一个国家只应有一个共产党的决定后，该党于1920年9月停止活动，10月俄共（布）中央决定接受该党2 000名党员加入俄共（布）。另一个名为民粹主义共产党，他们拥护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措施，但同俄共（布）存在一些策略分歧，其领导人Р.Д.查克斯曾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该党存在仅两个多月，11月6日，该党代表大会决定自行解散，其成员加入俄共（布）。
至于俄国其他政党，大致情况如下：
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暗地勾结帝国主义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1917年12月11日，苏维埃政府逮捕了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国内战争期间，立宪民主党人策划反革命叛乱，阴谋被粉碎后，立宪民主党上层人物大部分逃往国外。1924年该党内部分裂后消亡。
1918年6月16日，苏维埃政府发布命令，禁止社会革命党（右派）和孟什维克参加苏维埃选举，理由是他们参与了俄国各地的反革命暴乱，但随后布尔什维克曾一度允许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取得合法活动的地位。[16]但是由于双方合作的基础非常薄弱，布尔什维克对这两个政党保持着极大的警惕，并采取了很多限制措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恩怨，布尔什维克始终没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和解，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保持着对这两个政党的强大压力。
俄共（布）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最终分裂是在内战结束之后。当时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显得不再适合时局，特别是粮食征集制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抗。1920年秋的“安东诺夫叛乱”和1921年2月爆发的喀琅施塔得兵变，很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对粮食征集制的不满。事后，俄共（布）把这两次事件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联系起来，指责是他们参与并指使了叛乱，随后在各地逮捕、镇压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两个党随之转入地下。孟什维克开始瓦解，大部分中央委员出逃国外，组织方面也仅仅是出版一些政治读物，一些党员选择退出孟什维克，加入布尔什维克。1923年3月社会革命党宣布解散。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瓦解和解散，标志着苏联国内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可以与布尔什维克相抗衡。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宣布：“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17]这样，到1922年底，一党独掌政权的政党体制在苏维埃俄国正式确立起来。
五、一党执政理念评析
苏联一党制的确立，是历史形成的，是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然而不能认为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它并不符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初衷，也不利于俄国民主政治的正常发展。
一个国家选择哪种政党制度，本来没有什么好与坏的绝对标准，关键是要适合本国国情，被本国人民大众所认同和接受。政党政治的内在要求是推行现代民主社会的构建，进而推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列宁曾经反复强调，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要建立比资本主义民主千百倍的政治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和认同，才能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内战争结束后，1921年4月，俄共（布）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姆格拉泽曾写信给党中央，建议给予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中的某些派别合法地位，让其成员平等地参加苏维埃选举，他甚至提出：“在苏维埃中我们需要有反对派。”这一建议遭到列宁和政治局的拒绝。[18]
不可否认，对苏联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党体制，列宁的思想是有变化的：从原先倾向于在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方向下实行多党合作、联合执政，到认同一党执政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综观近代世界的政党政治，有多种执政模式：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无执政党制以及其他政党制度，不同执政模式的利弊是非，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国情各异，历史文化传统不一，选择何种制度，各有利弊，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也会作出不同的评价。列宁晚年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表示，但倾向于在苏联建立一党执政的模式，这是可以肯定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苏维埃俄国建立以来局势过于严峻，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各种纷争又过于复杂，以致执政党每一个重大决策都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妨碍了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而一党执政比起多党联合执政或轮流执政模式要简约、省力、安全得多，办事效率也可能高一些，这也许是列宁改变初衷的缘由。当然，一党执政往往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系统和民主监督机制，容易造成权力过分集中、个人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弊端，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正常发展。
在苏联确立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党体制的时候，列宁已身患重病，它对苏维埃国家的政党制度，对共产党的执政方略、执政方式以及执政党自身建设等问题，已不可能深入地考察，对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没有作进一步的阐发。
从理论上对苏联的一党制加以论证的是斯大林。斯大林认为，在苏联，只有共产党是唯一合法存在的政党，是对国家、社会、各群众团体唯一的领导党。斯大林公开宣称，在苏联，实行的是“共产党的垄断”[19]。1926年初，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一个论断：“国家的领导者，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20]1927年9月，斯大林在接见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由一个党，由共产党来领导，才能成为完全的专政，共产党不和而且不应当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21]。这里所说的“领导”和“分掌领导”，就是“执政”和“联合执政”的意思。
斯大林不仅把一党执政提到理论的高度，而且几乎把它提到规律的高度，他不是从俄国的基本国情说明这一点，只是片面地强调这样的观念，似乎俄国有史以来只存在一个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即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都是妥协党、反革命党。十月革命胜利后一开始就实行一党制，由俄共（布）一党执政，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
为什么苏联只能实行一党制，实行“共产党的垄断”呢？斯大林认为，这不是人为的，而是俄国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因为布尔什维克是俄国唯一的革命政党，而早在十月革命前，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政党，就已经堕落成为“反革命的政党”。因此，革命不仅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且驱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现实生活中破产；革命胜利后，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又同苏维埃政权分庭抗礼，因而也被逐出政治舞台。按照传统观点，打天下者坐天下，新政权理所当然地只能由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独掌政权，而且将一劳永逸地长期执政下去。
斯大林的这个论断是不充分的，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第一，十月革命前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反对沙皇制度的立场是明确的，虽然，它们对临时政府的态度暧昧，“社会主义”信念模糊，充满改良主义色彩，但无论如何，不能称其为“反革命政党”。第二，革命胜利后，虽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因对布尔什维克持敌对态度而被排除在苏维埃政权之外，但左派社会革命党曾与布尔什维克有过良好合作和联合执政的短暂时期。历史文献和历史进程表明，布尔什维克有过多党联合执政的设想和实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过联合政府或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实践。第三，共产党执政同样有一个合法性问题，就是必须取得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决策的支持和认同。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共产党执政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苏共和东欧许多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就是最深刻的教训，因此，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努力把握执政规律，改进执政方式，增强执政能力建设，加强执政党自我建设，才能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为什么苏联只能存在一个党——共产党呢？斯大林认为，因为政党的基础是不同阶级的存在。革命前俄国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各党派之间的斗争就不可避免。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战胜一个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对和破坏，特别是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苏联社会就完全消灭了剥削阶级，只剩下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斯大林说：“既然没有阶级，既然阶级和阶级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阶层之间只留下了某些非根本性的差别，那就不会有形成互相斗争的政党的土壤。没有几个阶级的地方，就不会有几个政党，因为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22]
斯大林的这个论断同样是片面的，站不住脚的。
第一，与历史事实不符。早在国内战争期间，俄共（布）一党执政地位就已经确立，俄国政坛上的其他政党均先后消失。而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十年间，社会上仍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相应地存在着多个阶级和阶层，可见，政党的多寡与社会上是否存在阶级、阶层，以及阶级、阶层的多寡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二，20世纪30年代初的苏联，虽然通过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和行政强制手段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小生产者，但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各种社会矛盾，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冲突也远未消除。说苏联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不存在对立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只剩下不同阶层间的某些非根本性差别，这种判断完全不符合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只是由于苏共运用国家政权对社会保持强大压力（个人崇拜、大清洗），各阶层人们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而出现表面的稳定和一致。
第三，斯大林把苏联描绘成一个“同质性的社会”，甚至说什么苏联人民已达到“政治上道义上的完全一致”，这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当国内阶级真正消灭之后，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继续存在，如果处理不当，仍然会爆发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危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种“无矛盾论”显然违背历史的辩证法，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潭，在实践中会招致严重的灾祸。
第四，从理论上说，政党的产生与阶级的存在固然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着重揭示政党产生的社会基础及其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社会属性，即政党的阶级性，这是有道理的。正如恩格斯所说，阶级对立“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23]。但是，我们不能囿于这一点来判定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党还是可以存在多个政党。不可忽视的是，政党作为近代社会的产物，是与一定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机制相联系的，政党政治要求政党发挥治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功能与作用，西方学者大多用这一视角来界定政党的属性。熊彼特认为，政党是一个其成员为在竞争中获得政治权力而一致行动的集团。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随着现代社会大工业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精细，加上民主制度的建立，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政党的构成与社会的阶级、阶层划分常常是不相等的。一个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和集团之间，出现两个乃至两个以上政党的情形，以及某个人“跨界”加入某个政党的情形，是常见的事。
总之，在一个政党政治比较成熟的国家，不同政党之间又竞争、比较，又妥协、联合，又分化组合、相互渗透的情景，可谓屡见不鲜。苏联不存在除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不是因为苏联已不存在形成不同政党的土壤，恰恰是民主政治体制缺损和行政干预的结果，斯大林的理论是人为地阻止其他政党合法存在而制造的一种“理论”。
第二节 列宁的执政理念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执掌政权后，面临着十分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形成了“一党执政”的局面。然而，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共产党如何执政？如何带领俄国走上国家振兴、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之路？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陌生的，无前例可循。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动荡不定的局势下，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和总结。在此期间，列宁和俄共（布）保持强烈的“革命党”[24]意识，试图用高昂的革命热情和激进的革命手段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当局势趋于平稳，特别是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苏共始终没有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长期未能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观念转变，进而使执政观念陈旧，执政能力下降，执政方法呆板，整个执政模式陷于僵化和封闭，丧失生机和活力，缺乏内部调节和应对危机的机制，最终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和苏共的败亡。
一、“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
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并不是在具备成熟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胜利的工人革命至少具备两个条件，即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多数，可是这两点在当时的俄国均不具备。十月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布尔什维克坚强的革命意志、严密的组织纪律和高超的斗争策略，利用世界大战造成的旧俄统治者的危机，一举夺取了政权。不难理解，革命胜利后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是一个生命力十分孱弱的“婴儿”，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新生儿，面对强大的旧世界旧势力，执政的共产党当然要把巩固政权、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在革命年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观念：“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取得政权以后，执政的共产党把保卫新生政权放在首位，这是理所当然的。1918年初，列宁好不容易说服全党接受了他关于与德国签订割地和约的建议，为新政权争得一个喘息时机。但好景不长，同年春夏之交，烽烟又起，苏维埃俄国接连经历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残酷的国内战争，这是外国帝国主义支持下俄国地主资产阶级同革命无产阶级的生死搏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是为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俄共（布）带领工农大众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在战争年代，执政的共产党不得不把国内经济建设的任务、党内民主建设的任务，让位于军事斗争，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带领和动员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列宁不止一次地发出“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警号，组建红军，号召公民踊跃参军，“一切为了前线”、“把全国变成军营”，抗击内外敌人武装复辟的阴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曾经痛斥第二国际一些人高喊“保卫祖国”、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行径。然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就有了自己的祖国，面对西方国家要将苏维埃政权“扼死在摇篮中”的图谋，执政的共产党有责任有义务带领群众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也是俄共对世界革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列宁充分认识到政权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重要性，人们常常把政权喻为“刀把子”、“印把子”，列宁“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25]。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政权不仅是一种公共权力，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又脱离社会的一种力量，而且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对国家政权的本质、地位和作用有很多论述。根据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列宁认为，俄共（布）取得政权后，必须强化国家的镇压功能，建立一个雅各宾式“强硬的政权”。十月革命后，由于新政权还很幼弱，国内外反动势力还相当强大，他们的破坏活动还十分猖獗，这种情况下，列宁一再强调建立一个铁一般政权的重要性，他说：对“旧社会的一切有害分子”的犯罪行为，“需要铁的手腕”，“专政就是铁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26]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各种反革命势力的活动十分猖獗：旧官员旧职员不愿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消极怠工；敌对分子的暗杀、抢劫、投毒、煽动罢工等破坏活动更是层出不穷。1917年12月，旧内阁各部、国家银行、国库、市政管理委员会的旧官吏怠工已达一个多月，破坏分子制造“酒库大抢劫”事件，用抢得的酒灌醉卫戍战士，在酒徒中散发传单，滋事捣乱，并策动旧俄时期的公务员举行总罢工，以对抗苏维埃政权。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下，党和政府决定成立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委员会”（简称“契卡”），实行红色恐怖，捍卫和维护革命的新生政权。1918年2月，局势进一步恶化。在列宁起草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中说：“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27]契卡被赋予很大的权限：它拥有搜查、没收、惩罚、取缔非法报刊等权力。契卡的建立和活动，令许多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胆战，打击了反苏维埃势力的嚣张气焰，为保卫新生政权作出了贡献。上任伊始，捷尔任斯基就说：“并没有比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更重要的了。”[28]“我们的任务是同苏维埃政权和新生活制度的敌人做斗争。这种敌人既是我们政治上的反对者，又是所有的土匪骗子、投机分子和其他破坏社会主义政权基础的犯罪分子。对待他们我们是决不留情的。”[29]契卡成了苏维埃政权最有力的战斗机关，成为镇压敌人的“尚方宝剑”。当然，由于法制缺失，契卡的活动也产生过打击面过宽、无根据地抓人、审讯中滥用权力等现象。为此，党内对契卡的地位和权限发生了争论。捷尔任斯基是革命新政权的坚定捍卫者，但他有时过于强调新政权“强硬”的一面，使“肃反”出现某些扩大化的错误。
十月革命后，俄国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除了引起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及其政治势力的攻击外，第二国际及俄国原先一些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人物也纷纷发表言论，否定十月革命，攻击苏维埃政权，诋毁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实行“少数人的军事独裁”，“消灭了民主”，建立的是“拿破仑式”的少数人专政，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考茨基。1918年，他以《无产阶级专政》为题发表一本小册子，攻击俄国布尔什维克不顾主客观条件，“用一次突然的袭击来取得国家政权”，并宣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认为，“专政就是取消民主”，“专政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个人独裁”，而“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在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状态”。他还以俄国工业和农业尚处于落后状态的“经济分析”，声称俄国根本不具备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如果硬要这样做，就如同“这样一个怀孕的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引起早产”，并预言“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30]当苏维埃俄国面临武装颠覆的危急关头，这些在理论上否定苏维埃政权的种种言论，起了蛊惑人心、制造思想混乱的恶劣作用。列宁严厉驳斥考茨基关于“纯粹民主”的谬论，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具体的阶级的民主和阶级的专政，决不存在什么“纯粹民主”，“‘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专政，这个专政就是“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为了使反动派恐惧，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列宁还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作了充分的论述，从理论上捍卫了新生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31]
在同考茨基论战时，针对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歪曲，列宁说过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32]此刻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有一定的原因和背景。列宁曾举例说，早上我们占领了银行，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才通过有关决议，“宣布银行为国有财产”[33]。按照资产阶级法律，银行和信用是不可侵犯的，而无产阶级去占领银行的时候，银行国有化的法律还未制定出来，只能不受任何法律限制了。这是非常时期实行的非常手段，并不是一种常规。在新生政权生死未卜、敌我对立如此尖锐、资产阶级法律已被废除、无产阶级法律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在所难免。毋庸讳言，列宁的这句话确有一定的片面性，无产阶级专政也应当十分重视法制和法治，这句话后来为苏联一些领导人所利用和曲解，就是这个缘故。
事实上，曾经在西方国家生活多年的列宁，他的经历使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法制有深刻的认识和体察。他揭示了专政与民主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两者的阶级本质，指出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加民主百万倍”，但他也充分肯定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进步性，承认无产阶级国家建立法制的必要性。列宁在国务活动中也注意建立规章制度，对违法事件深恶痛绝，鉴于全俄肃反委员会拥有的非常权力过大，1919年2月，俄共（布）中央颁布条例规定：“（1）肃反委员会应把判决权转交革命法庭；（2）肃反委员会如下机构予以保留：调查机关；直接镇压武装暴乱机关（土匪的、反革命的等）”[34]。党中央还作出决议，只有当宣布戒严时，肃反委员会才拥有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力。但总的说来，在新政权的初创阶段，由于颠覆苏维埃政权活动特别猖獗，苏维埃国家比较重视发挥专政的职能，较多地采用以暴易暴的手段，用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而对于如何建立起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列宁生前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而搁置起来。
二、学会“管理俄国”
作为执政党，列宁认识到，必须从“夺取俄国”转为“管理俄国”。然而，怎样进行“管理”（也可称为“治理”）呢？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设想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制，实行直接的“人民管理制”，对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进行选举，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只能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此外，列宁还设想，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里，管理国家已变得“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35]。这种设想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简单化了。实践证明，苏维埃国家与其他类型的国家机器一样，也要有一整套复杂而精密的体系和机制，也要具有熟悉行政管理的专职人员参与管理。1919年俄共（布）八大上，列宁坦率地承认：“一年来实际管理俄国、执行全部政策而成为我们的主力的工人阶层，其人数少得不可思议。”[36]管理国家除了要有法律法规，还要有文化水平，由于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太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37]。这种情况下，与列宁原先设想的“人民管理制”不同，已成为“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问题，苏维埃国家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那么，党如何“管理国家”，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又如何“管理国家”，党和国家的关系，即党政关系如何处理，就成了一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环境下，首要的任务是保卫红色政权，粉碎内外敌人颠覆新政权的阴谋，对执政党和国家机器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体制中如何定位，两者之间关系如何处理，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列宁生前，苏维埃国家还处于激情燃烧的年代，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还处在剧烈的变化和动荡之中，但列宁对新政权的建设、对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和执政理念，仍有不少思考和建树。
执政党要正确估量政治经济形势，体察工农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及时调整政策。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由于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上，布尔什维克保持着强烈的“革命党”色彩。在国内战争的严酷环境下，经济上实行粮食垄断制、粮食征集制、实物分配制、管理总局制、义务劳动制，组织上实行战斗命令制、干部任命制，政治上实行高度的权力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对敌对势力和反苏维埃活动采取高压态势，这一切，都是围绕巩固和维护新生苏维埃政权而展开的。苏维埃政权存亡是第一位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的一整套治党理念、组织原则、活动规则、活动方式不但大部分都能运用，而且可以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
连年的战祸使国内经济凋敝，饥荒蔓延，社会秩序紊乱，党和政府不得不采取严厉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作为战争环境下的临时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可是，由于受理想主义和教条化的影响，这一政策被注入了“直接过渡”的指导思想，即试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跃过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阶段，凭借国家行政的力量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对共产主义的憧憬，险恶的斗争环境，更加激发了人们高昂的革命热情，“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掀起的。列宁对这一活动的高度关注和赞扬，从保卫新生政权的角度看，既反映了他对人民群众建设新社会积极性的充分肯定，也反映了他和当时的许多领导人脑海里存在相当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左”倾情绪滋生的思想基础。这种情绪不仅在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身上表现十分突出，列宁也有所表现，他曾把“用产品分配代替贸易”、“准备消灭货币”、“把全体居民组织到消费公社中”等内容写进党的八大党纲草案。在那个年代，俄共（布）领导人都为高昂的革命热情所感染，执政理念里充满了“革命党”的情怀和意愿。列宁的可贵之处在于，即使在那个年代，他一方面激情满怀，爱憎分明，关注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为捍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呕心沥血，其间不免对执政党意识有所缺失。但另一方面，列宁仍十分注意正确估量政治经济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体察工农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及时调整方针政策，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满足民众的需要。实行新经济政策前后，列宁开始对党内和国际共运中高喊革命口号、一味主张用革命方法的“左”的情绪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以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是指他们的事业由于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而失败）。”[38]尽管列宁对“左的”“革命的”情绪和倾向有所警惕和批评，但在革命胜利初期激情迸发的年代，这种情绪仍在党内产生重大的影响。
早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不久，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39]列宁清醒地意识到，俄国的落后和苦难，从根本上说，都是由“生产力不足造成的”，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列宁甚至说：“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40]在列宁看来，执政党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适时地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为党的执政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可是，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不得不中断这一“转移”。1920年底，当国内战争的炮火刚一停息，列宁又立即把这一任务提上日程，他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工人农民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赢得了战争，得到了和平，现在，经济任务、经济战线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他亲自主持一个专家组制定“全俄电气化”计划，并把这一计划称作“第二个党纲”。[41]由于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局势依然相当严峻，党内争论激烈，俄共（布）始终没有把经济建设作为执政党的工作重点在全党形成共识。
执政党的重要职能，是运用国家的公共权力，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执政为民，是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为此，执政党必须体察民情，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作出正确的决策。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对农村实行粮食征集制，侵害了农民利益。如果说战争期间农民还能忍受这一政策的话，到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时，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许多省份发生农民暴动，还有许多农民给党中央和列宁写信，或派代表到莫斯科要求会见列宁，亲自向列宁申诉，要求改变政策。列宁在会见坦波夫省农民代表时，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知道，当农民的一切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那么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何等艰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尊敬他们。我请求农民再稍微忍耐一下，我请求他们清醒过来并帮助自己的政权。”[42]正当列宁为调整农村政策起草文件时，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发生兵变。列宁立即警觉到，在军事威胁告一段落以后，兵变不仅标志着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面临着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工农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基础，兵变的参加者主要是穿了军装的农民，因此，兵变意味着工农联盟有瓦解的可能，这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十分危险的。为缓解当前危急局面，俄共（布）十大一致同意取消粮食征集制，实行粮食税。实现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列宁探索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也是俄共（布）正确评估局势和民情民意作出的正确决策。正是在对政策的调整和反思中，列宁明确地表示：“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43]“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44]遗憾的是，新经济政策这一符合俄国国情民意的发展道路，党内不少人包括斯大林等许多领导人仅仅将它看作是克服眼前困难和危机的权宜之计，是对资本主义作出的暂时让步，没有将它看作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长远政策，所以后来被斯大林轻易地抛弃了。
执政党要关注民主政治建设，克服官僚主义。执政的共产党以建设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为己任，在党执政的条件下必然与党内民主建设紧密相连。所以，当国内战争结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的重要时刻，党的十大同时通过两个决议，即《关于党的建设》和《关于党的统一》的两个文件。后来由于俄共党内争论不休，斗争激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又利用后一决议整肃反对派，致使《关于党的建设》决议中强调要由战争时期“党组织的极端集中制”转为“毅然决然地实行工人民主制”的重要精神被淹没了。而“工人民主制”正是列宁对和平时期民主建设的政治设计。其要点是：要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是最落后的党员都能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讨论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要对各级党政干部排斥委任制，从下到上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决议；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等定期举行；要彻底消除任何派别活动，又要经常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以保障党内的言论、出版自由；对党员滥用自己的地位和物质特权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45]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到列宁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少精辟思想，可是，由于20年代初全党必须以全副精力解决各种迫在眉睫的危机，“工人民主制”在列宁在世时没有实行，到斯大林当政后就被完全摒弃，成了一纸空文。
民主政治建设的要义之一是，执政党要注意克服官僚主义。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侧重从阶级关系揭示国家的本质特征，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了阐发。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在一定时期内必须保留国家，但是，“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46]。国家政权与巨大的公共权力联结在一起，国家公职人员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这些现象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也不能幸免，对此，列宁给予高度的关注。苏维埃政权初期，由于许多优秀工人投身军事斗争，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不高，国家机关许多工作人员缺乏管理技能，许多岗位不得不聘用旧官员，使官僚主义在新生的国家机关中更快地滋生和蔓延起来，列宁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47]他还警告说：“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48]直至列宁晚年，他仍抱病口授《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章，对改革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留下重要的思想。可惜，20年代以后的苏联国家机关，包括党的机关，官僚主义日益严重，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机构臃肿，等级森严，庞大的国家机器日益蜕变为一个“官僚主义者的俱乐部”。
执政党要注重文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又同文化建设紧密相连。当国内战争结束，苏俄开始实行经济政策后，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具有特殊的意义，理所当然地成为执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说：“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是文化，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49]在列宁看来，“要管理，要进行国家建设，就应当有掌握管理技术、具有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经验的人才”[50]。为了管理好俄国，建设好俄国，列宁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掀起文化建设的高潮。
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化建设，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文化不但能为管理国家、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而且是执政的共产党倡导和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必不可少的条件。当时的俄国，仍然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了，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虽然为建设文明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但是，在形势许可的时候，执政党必须及时把工作重点进行转移。1923年，病中的列宁念念不忘文化建设：“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认为要在全体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中开展一场“文化革命”，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51]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步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单有经济建设的成就和物质生活的丰富是不够的，必须有高度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有现代教育，才能把苏维埃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明国家，在列宁看来，这是执政的共产党义不容辞的职责。
三、列宁执政理念评述
列宁时期，苏维埃俄国处于国内外敌对势力严重的威胁下，执政的共产党不能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保卫新生政权的严酷斗争中去，党内又弥漫“左”的激情，认为只要有了革命热情，就能够无所不能、所向披靡。在这种环境下，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列宁对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有不少光辉的论述，是难能可贵的；但也无须否认，一位开国领袖在开始治国理政的时候，必不可免地会受到各种思潮、各种势力的影响，执政经验的缺乏，执政理论准备的不足，也使列宁的执政理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我们在研究列宁执政理念的时候，要与这一时期苏俄的内外环境以及列宁的思想演变进程联系起来。
列宁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旧制度的摧毁者、颠覆者，新制度的创造者、保卫者和建设者；他既是一个有崇高理想、高度理论修养的思想家、哲学家，又是一个充满激情、个性鲜明的实践家；他在进行理论思考、设计未来和制定战略方针时常常充满理性和人文关怀，但在处理新政权面临的一些急迫而又棘手的问题时，有时也显得急躁和生硬。对此，南斯拉夫学者德·列科维奇提出了“两个列宁”之说，他认为，列宁的遗产中似乎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层面，或者简单地说，存在着“两个列宁”——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和本质的列宁。本质的列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现实要求来研究问题的列宁，这是革新家和创造者的列宁。在这里，他强调宽容、民主和人道主义。而具体环境中的列宁是一个迫于极端严峻形势、急于摆脱险恶困境、思绪万变的活动家，形势迫使这个列宁迅速思考、急促决断，他不能每次都周密、全面地考虑各种关系，有时会态度生硬、脾气暴躁，不容异己，是个有限民主的代表者，他不仅是个过于严厉的领导者，而且是惩罚措施、监狱乃至集中营的支持者。“两个列宁”是列宁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两者紧密相连而又相互交错。[52]对列宁的这一评价，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神奇的伟人——列宁》一书中也有多处类似的描述。例如，1919年秋，当列宁得知翻译家奥赫里缅科一贫如洗、难以糊口时，他立即给阿·萨·叶努基泽、列·波·加米涅夫和叶·德·斯塔索娃写了一个便条，恳请他们在衣服、住宅、粮食方面帮助这位翻译家。[53]一位西欧社会党朋友去探望病中的列宁，送去一些瑞典的干酪，列宁婉言谢绝，并请她转送给莫斯科的儿童。列宁喜欢儿童，也喜欢养猫，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平和，富有人情味。但在政治上却十分严厉，对待敌对分子毫不留情。费希尔认为，是“世界性的灾难”使列宁在个人生活方面的道德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不道德”之间出现了鸿沟。[54]列科维奇和费希尔的分析虽有一定道理，对一个人的思想轨迹，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评述。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最根本的品格是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布尔什维克作为革命党，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为首要目标，要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为铁一样“强硬的政权”，面对敌对分子对苏维埃新政权的极端仇视和疯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也只得“亮剑”，用极严厉的措施镇压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以暴制暴，以红色恐怖制止白色恐怖。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强调暴力革命和革命暴力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将暴力神圣化，过度地加以渲染，将其常态化，甚至将其提到普遍规律的高度，便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是革命党人常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说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55]无产阶级专政代表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以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而且应该使阶级斗争采取“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列宁时期还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继承者，忽略这一点，甚或不指明革命党人主张暴力的暂时性和限制性，就有可能被后人不恰当地利用和放大这一理论缺陷，酿成历史的悲剧。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国家机关的许多重要职务需要党员去承担，1919年初俄共（布）八大决议指出：“俄国共产党既然执掌了政权，掌握了全部苏维埃机构，自然应当使自己数以万计的党员去管理国家。”[56]由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党员队伍扩充很快，不但吸引了一大批工人阶级、劳动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队伍，也会使一批投机钻营的野心家和动机不纯的分子混入党的队伍，执政党不但面临千头万绪的治国理政的任务，而且面临着因自身队伍的扩大而亟待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问题。为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1920年列宁提议进行清党，以纯洁党的队伍，增强党的战斗力。此次清党的重点是清除官僚主义者、异己分子和追逐名利者，约有10万人（约占全部党员的2／5）被清除出党。1921年底，苏俄由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过程中，党员队伍扩大、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现象又有所滋长，俄共（布）又一次清党，着重清除党内的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分子以及曾加入过孟什维克的分子。此次清党，着眼点是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增强与非党群众的联系，防止执政党蜕化变质。列宁把清党作为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具有积极的创新的意义。两次清党也收到一定效果，但由于过分注重考察入党时间及出身成分，不太注重正面的思想教育，清除范围又过宽，也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苏共把清党作为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手段，后来又陆续进行数次。但实际效果越来越差，清党没有起到加强党的建设的积极作用，却使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现象愈演愈烈。
第三节 斯大林的执政理念
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所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等篇章中。斯大林关于党的理论，曾通过共产国际在各国共产党内被奉为经典，流传极广，有必要对其加以梳理和评析。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斯大林将俄国共产党称作“列宁主义的党”，他概括有以下六个特点：（1）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2）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3）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4）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5）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6）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57]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斯大林的这一概括几乎成了关于“列宁主义政党”的最权威的解释，是衡量一个党是不是列宁主义政党的根本标准。这里我们不打算全面评论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但可以明显看到的是，在这些特点中，唯独缺失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应有的特点和特征。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斯大林强调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领导力量，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58]。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结束语中，斯大林进一步强调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一个以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必须把一切小资产阶级党派打垮，必须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教程》强调说，党是工人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决不能容许信念不坚定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有立足的余地”[59]。
列宁逝世后初期，斯大林是作为党内多数派的首领在党的领导层占主导地位的。当击垮各种反对派之后，他就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主宰苏联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苏共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等也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逐渐定型。
一、执政党意识淡薄
苏共执政意识淡薄，表现是多方面的。表现之一，长期以来，党虽然已处于执政地位，但仍停留在“革命党”的认识水准上，未能很好地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斯大林概括的关于“列宁主义的党”的六个特征，涵盖了俄共（布）作为一个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革命政党的基本特征。由于沙皇专制统治的极端黑暗和残暴，斗争环境险恶，所以革命年代的党必须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先进的、有组织的战斗部队，为了保持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党必须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要与机会主义作彻底的决裂，保持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等等，这些是一个革命党所必需的。然而，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政党由在野党变为执政党，由秘密活动状态转为公开活动，党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尤其当国内战争结束，俄共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进入经济恢复与和平建设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共产党如何执政。列宁由于患病和忙于繁重的国务活动，并于不久之后去世，因而对执政党建设论述较少且不系统。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系统阐发列宁主义定义和内容的同时，对列宁的建党理论进行概述，是完全必要的。可是，此时苏联已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应以执政党建设为重点，把列宁建党思想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然而，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概述的党的六个基本特征，仍停留在革命党的要求和水准上，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误导。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这个提法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任何政党的先进性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动态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历史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就是说，先进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的确是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它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革命党活动的原则、规章和纪律，堪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先进性”的典范。可是，当它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由于所处历史方位发生变化，应该着重探索共产党如何执掌国家的公共权力，谋求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党的先进性应主要表现在如何执政兴国、执政为民，落实在党的各级干部如何为人民用好权、执好政、当好社会的“公仆”，要防止因地位、条件的变化而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而不应在执政的条件下一味强调阶级斗争和使用暴力，使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就是说，党的先进性应体现在努力研究和把握执政规律，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但在斯大林的概述中，人们看不到这种转变的痕迹，他说党应当用革命理论，即“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执政以后的党仍要带领工人阶级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进攻和退却，党必须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他说党要领导本阶级的斗争，不但要求自身队伍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而且“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因此，党必须“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而且，党不仅是党的各个组织的总和，而且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统一的整体”。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斯大林说“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就是要求工会、合作社、青年团、苏维埃等非党组织“在自己的工作中跟无产阶级政党接近，并自愿接受这个党的政治领导”。关于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作用，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主要着眼于开展阶级斗争，同资产阶级的旧社会势力做斗争，也要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做斗争。为了斗争的需要，斯大林还强调党必须“意志统一”，党内不容许派别组织的存在，并强调“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不难看出，在所有这六个基本特征的论述中，贯串的一条主线是，党应把阶级斗争、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作为主要任务，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因此，这六个基本特征，不但没有反映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任务、目标以及执政方式、领导方式的转变等等重要内容，反而刻板地要求以革命党的一整套做法搬用到执政时期来，一味强调党的任务是组织队伍，强化纪律，领导战斗，这是斯大林执政理念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革命[60]的观念，革命的话语，革命的运动，成为斯大林时期苏共常有的标记。进入和平建设年代，苏联还是政治运动不断，一面实行五年计划，一面大抓阶级斗争，在党内生活、社会生活中，甚至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的仍是“进攻”、“退却”、“阵地”、“堡垒”、“人民敌人”、“反党集团”之类革命年代的语汇。例如，斯大林为什么将1929年说成“大转变的一年”？就是因为在这一年里，联共（布）“是在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的”[61]，在斯大林看来，这些“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就躲藏在新经济政策的庇护下，如“耐普曼”和新富农，以及这些人在党内的代理人——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此，要在以往“胜利进攻”的基础上实行新的进攻。如果说，苏俄曾经利用新经济政策，即“利用”资本主义因素战胜经济危机、克服困难、取得成就，如今经济恢复已经实现，工业化已经起步，经济有了一定基础，斯大林就认为，不再需要新经济政策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就可以把它“抛开”[62]。苏共一旦公开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就在“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下，对一大批在新经济政策下勤劳致富的“富裕农民”实行无情剥夺，将他们驱逐到荒凉地带，然后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将几千万农户赶入集体农庄，并加速在工商业领域将资本主义因素排挤出去。1930年初，联共（布）中央还决定提前废止与外商签订的租让合同，取消国家资本主义因素，这一切，都是在“革命”和“向资本主义进攻”的口号下进行的。其结果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小农”变成了“集体农民”，但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耕畜家禽被大量宰杀，直接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农村大饥荒，造成乌克兰等产粮区饿殍遍野的景象。可见，如果没有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仍把执政理念停留在革命党的原则上，不但不能适应党在新阶段的任务，而且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执政党与在野党不同，它执掌国家政权，对外代表整个国家，对内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执政为民，理应成为执政的共产党的宗旨和根本理念。在执政的条件下，如果不遵循执政规律，不顾及生产力的发展，不顾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味用“革命”的方法解决社会矛盾，教条式地搬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甚至人为地“制造”敌人，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推进生产关系变革，置人民群众的温饱于不顾，其结果，必然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给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留下隐患。
党的执政观念淡薄表现之二，是混淆了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不同功能。“党的领导”、“党的执政”两者之间虽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有重大区别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共产党通常都有两种角色，两种功能。一种是“领导者”的角色，另一种是“执政者”的角色，两者是有联系的，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通常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实现的，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党）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领导革命群众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因此，共产党就拥有了天然的领导者的资格，也使共产党拥有了执政合法性基础，从这一角度看，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同时也是人民的选择。对此，列宁说过：“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63]这句话，列宁只是确认党对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作用。斯大林十分重视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强调党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全面的绝对的领导，他说：“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原则性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64]强调党对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作用，原则上没有错，问题在于，怎样体现党的领导作用？有学者指出：“党的领导首先是一种活动，其次是一种关系，最后才是体现在这种关系中的一种地位状态。如果简单地把党的领导看作是一种既定的地位，就会简单地将这种领导看作一种强制性权力，就会强制人民群众服从的做法埋下观念的种子。”[65]人民群众所以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是由于他们相信党所提出的目标、价值观念以及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是能够实现的，因此，党的领导是指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是指党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引导、组织、带领民众为实现伟大目标而奋斗，在这个意义上，党的领导是一种“活动”。党的领导不是指党可以干预和包办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事务，更不是指党可以任意发号施令，用强制手段迫使民众“接受”和“服从”领导。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在一次报告中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66]列宁这里讲的意思是，执政的共产党一刻也不能忘记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领导要适应群众，率领群众，只能以满足群众个人利益要求的方式来引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就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而言，党的领导只能体现在党服务于人民，为群众谋利益，而绝不是“强制人民群众服从”。
在斯大林当政的30年间，他的著作中很少谈及共产党执政的应有功能，虽然有时也提到“执政”、“执政党”的概念，但没有一篇文章专门阐述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有关内容。对何为执政、为谁执政、怎样执政等根本问题，不但党的领导人没有阐述，即使学术界也极少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在他看来，苏联实行“一党制”，实行的是“共产党的垄断”，那么，党的领导也就等同于党的执政了。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要依靠党指明国家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要依靠党率领群众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而奋斗。在“党的领导”的概念中，主体是共产党这一组织实体的话，客体便是人民群众；而“党的执政”这一概念，含义就不同了。所谓“执政”，是指“一个政党通过合法的途径在国家权力中占主导地位，并通过国家权力将自己的治国主张贯彻于国家的政务管理过程中的活动”[67]。国家权力即国家公共权力来源于社会，来源于民众，共产党一旦成为执政党，它执政的合法性来自接受民众的“委托”，党通过掌控国家公共权力贯彻自己的治国主张，为民众谋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授权者的民众是主体，执政党则是客体；民众是社会主人，执政者是社会公仆。执政党只有治国有方，使国家日益富强，又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认可，党才真正获得执政的合法性。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只有通过多党竞争的普选获得多数的政党才有执政的合法性，这种认识有一定的片面性。然而，在苏共领导人看来，苏联只有一党领导和执政，就具有天然的一劳永逸的合法性，同样是片面的。按照政治学的原理，所谓合法性（legitimacy），“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68]。合法性“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69]。概言之，合法性是民众对既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对于任何一个既定的政权来说，它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这是这个政权进行长期而有效的政治统治与治理、保障国家持久稳定的重要政治心理基础。可是，苏共执政70多年间，始终对党的执政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漠然置之，在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法制、内外政策等方面犯了一系列错误，使其执政基础不断削弱，执政能力日渐衰竭，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日益显现，最终酿成这个百年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的结局。
二、几个值得反思的执政观点
斯大林关于共产党的执政理论中，有几个影响较大、流传很广的观点，值得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1.“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斯大林认为，党是无产阶级手中用来“争得专政”和“巩固和扩大专政”的工具。他说：“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70]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强调：“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71]这些话都表明一个意思，共产党建党宗旨也好，列宁主义的主旨也好，一切都是为了政权。
任何一个政党都关注政权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说，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自然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革命年代，列宁是多次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初期，内外敌人的势力还很强大，新生政权还相当幼弱，在这样的形势下，列宁强调要击败敌对势力的各种阴谋，建立一个“强硬的政权”，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能否得出结论，认为整个列宁主义大厦，或者说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和主要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或者说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呢？显然不是这样。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政权，是因为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首先要从统治阶级手里夺取政权，没有政权，一切都是空话，列宁是从这个角度考察政权问题重要性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初期，执政党固然要把巩固政权放在重要地位，特别是当新政权面临灭亡威胁的时候。可是，当剥削阶级的反抗基本平息，无产阶级政权初步巩固之后，在社会的常态环境下，执政的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要运用政权这一工具，来谋求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从长远的根本的意义上说，政权本身也是服务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党的宗旨决定了它不追求一党一己的私利，决不能把执掌政权当作最终目标，更不应把掌握国家权力作为谋取少数人利益的工具。
斯大林把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把保持和扩大无产阶级专政当作了目的，这是十分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政权，需要革命暴力，是为了保持“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从而为消灭阶级和国家的自行消亡创造条件。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执政的共产党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绝不搞“对国家的迷信”。正如恩格斯所说：“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72]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也指出：“人们崇拜国家达到了迷信的地步，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词滥调；无产阶级就是要扔掉这个叫作国家的机器，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了过来，由自己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者说这根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观点。”[73]马克思主义既肯定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一定时期内保持国家的必要性，也明确指出保持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暂时性，决不应笼统地强调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成为保持和扩大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斯大林把列宁主义的丰富内涵简单地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即国家政权问题，这反映了在斯大林的思想中有一种倾向，就是片面地夸大国家政权的作用，以为凭借这种力量、强化这种力量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种崇拜国家政权的观念，表现在他崇尚权威和暴力，并以阶级的名义、党的名义垄断国家权力，最终以个人独断的形式，在发展强大国家的同时，也给社会和民众带来灾难。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恩格斯、列宁一再强调的思想。按照列宁的解释，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是“新型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国家”。在这里，专政和民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列宁指出：“以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这是“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74]1926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引用了两段列宁关于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的语录，这两段话是在新政权刚建立、敌我斗争极为严酷的条件下说的，虽有一定的缺陷，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有其合理性，我们在前面已作过分析。而此时，苏联已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斯大林仍以“暴力”、“镇压”和“不受法律约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特征，这就使国家政权，尤其使国家的强力机关处于不受制约的地位。在同一篇文章中，虽然斯大林也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只限于暴力”，而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即：（1）镇压剥削者，保卫国家；（2）使劳动群众脱离资产阶级，保证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实行国家领导；（3）来组织社会主义，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75]在斯大林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三点功能中，唯独缺失的是对公众实行广泛的民主，这绝不是偶然的疏忽。在斯大林的心目中，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对剥削者进行镇压和对群众开展教育改造的“工具”，他把党置于纯粹的“领导者”和“教育者”的地位上，民主只是一种虚幻的花环，是与人民群众无缘的。这些看法，是斯大林当政期间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出现大量冤假错案的认识根源。
再次，关于“党专政”的论争。在苏共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关于“党专政”的论争。
第一次论争发生在国内战争期间，当时，俄国内其他政党或者站在反苏维埃的敌对立场上，或者游离于苏维埃政权之外，不愿与俄共（布）在政治上合作，于是有人责难共产党搞“一党专政”。对此，列宁用明确的语言反驳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76]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英国工联领袖坦纳说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与列宁不一样，苏维埃政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对此，列宁在会上坦率地承认，这个“有组织的少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它能给整个工人阶级“指点道路”，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与坦纳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分歧”[77]。以上两段话，说明列宁并不讳言俄共（布）代表无产阶级行使着阶级专政的职能。1920年间，针对国际共运中“左”的思潮，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78]对于列宁的这段名言，从批评“左派”幼稚病患者否定党、否定领袖的作用来说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列宁也没有明确指出党和领袖应置于群众之中，不宜把党专政与阶级专政、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等同起来，似乎党专政、领袖专政就等于是阶级专政、群众专政。国内有学者认为，列宁的这个理论观点是有缺陷的[79]，它在后来的苏联政治生活中留下了隐患。综合起来看，列宁有关“党专政”的论述，是在与别人论争中提出的一个并不成熟的理论概念。
第二次论争发生在1925—1926年间，季诺维也夫写了《列宁主义》一书出版。作者在书中试图解释列宁关于“党专政”的原意，季诺维也夫写道：“按照列宁的学说，无产阶级专政要通过先锋队的专政，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来实行。从阶级内容来看苏维埃的现存制度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苏联政权的直接发条是什么呢？是谁去实现工人阶级政权呢？是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党专政。”[80]可是，季诺维也夫此时作为“新反对派”的首领，他的言论引起了斯大林的密切注意，于是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党专政”也成为斯大林批驳季诺维也夫的一个问题。斯大林一方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81]，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又认为，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等同起来。因此，他在批驳季诺维也夫时，一方面说，如果把“党的专政理解为党的领导，那么说二者不相矛盾当然是对的”，一方面又说，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党专政”间、苏维埃制度与“党专政”间“划等号”。[82]这些言论中，人们很难捉摸斯大林对这一概念的真实观点究竟是什么。由于“党专政”本身不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不成熟的概念，所以从这场争论中，人们无法辨清“党专政”这一概念的是非和真实含义，陷入了纯粹的概念游戏。只是由于当时季诺维也夫作为反对派的首领人物，必须将他和他的论点批驳倒。
在这里，“党专政”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其内涵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在实践中的危害性却是明显的。如果党的领导就相等于“党专政”，那么，党岂不是就可以行使专政的功能。而“专政”的本义就是行使暴力，共产党在苏联独掌政权，党的领袖又处于至高的权力，这就为领袖的独断专行和政治生活的非正常化开辟了道路。对于这个问题，法国学者让·艾伦斯坦在《斯大林现象史》中认为，列宁时期由于形势严峻，强调专政是必要的，但“列宁是否会低估民主的重要性呢……他没有看到，或是没有充分看到，专政——也就是‘依仗武力的、不合法的无限的权力’，会对劳动者本身构成一种危险，哪怕这种专政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并代表了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也一样。这样的专政意味着某个个人（或某个集团）有可能行使无限的权力，并且不恰当地去行使它。换句话说，在革命和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孕育着斯大林现象的萌芽”。所以，他认为：“专政既是必要的，又是危险的。”[83]可见，“党专政”是一个“双面刃”，承认“党专政”，意味着党可以垄断国家权力，可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可以高度集权，指挥一切，干预一切，不顾法律，任意使用暴力，从而有可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2.“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先进性如何保持？党的巩固依靠什么？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又是依靠什么来提高的呢？按照斯大林的解释，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不仅要同剥削阶级的敌对势力作殊死的斗争，要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还要同党内的派别活动，即各种机会主义分子作坚决的斗争。他还强调指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而隐藏在“堡垒”内部的最险恶的敌人，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反对派及其成员。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确立最高领袖地位的过程，就是不断同上述“左”与“右”的反对派斗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争论、批判、流血、割除，充满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一个个反对派分子清除出领导岗位直至清除出党，最后才确立了斯大林最高领袖的地位和权威，党才在“清除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巩固了起来。在斯大林看来，只有不断清除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党才得以坚强，党的执政地位才得以牢固，这成了共产党执政的一条规律。
1926年12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作题为《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在这篇文章中，他相当详细地阐述了共产党党内矛盾的性质、根源和解决矛盾的方法。文章在指出联共（布）党内存在着一系列原则性的分歧后认为：“结论就是：联共（布）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以斗争的方法来克服党内意见分歧是我们党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是一切较大政党的发展规律，无论苏联无产阶级政党或西方无产阶级政党都是一样”。[84]为了论证党内斗争的必然性和严酷性，斯大林引述了恩格斯1882年给伯恩施坦信中的一段话说：“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85]在斯大林看来，同任何其他政党一样，工人政党在自己的成长发展中也充满了内部争论和斗争，这是符合政党发展一般规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当然也不例外。
问题在于，恩格斯所论述的，是西欧国家建党之初的情况，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各种流派在一起酝酿组建统一的工人政党时，通常会出现较大的思想分歧和组织分歧，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人政党都处于在野的革命党的地位，在讨论工人运动方针时也难免发生策略上的分歧。作为革命党，任务是领导和组织群众为夺取政权而奋斗，往往处在阶级对立的前列，因而党内矛盾通常也带有阶级斗争的烙印。而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联共（布），是一个已经过严酷战斗洗礼而取得政权的执政党，党已经有了统一的指导思想、组织结构并正在领导苏联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时期不同，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党内矛盾，通常表现为：（1）思想认识方面的分歧，例如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对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以及工业化道路、农业改造、社会发展等党的大政方针的不同看法；（2）领导权之争，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尚不完善，对领导人交替问题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苏联又是共产党一党执政，所以，当党的最高领袖去世以后，谁能继任这一位置，常常会发生矛盾和争执。20年代中期，这两方面问题同时出现在苏共党内，使党内矛盾和斗争格外尖锐。此时，尽管苏联正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剥削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无产阶级的政权是牢固的，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很高，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经济发展也取得较大成就。在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占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内的矛盾主要已经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对此，理应通过讨论或辩论，统一思想。对诸如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业化和农业改造的速度和步骤，则应吸收各方意见，畅所欲言，形成或选择最佳方案，并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改；即使在一定领域里存在阶级斗争，也不能笼统地将一切党内矛盾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反映。从这里看，恩格斯和斯大林两人论述的条件和环境有着很大的区别，笼统地引用恩格斯的话并不符合执政时期共产党的党内斗争规律。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交替问题，应当建立科学、公正、有序的选举制度，使真正高瞻远瞩、有能力、有才华的领导人走上岗位。在列宁逝世后的领袖“空位”期间，谁能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确实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争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绝不能认定某人是先验的“天才领袖”，而竞争者则是“野心家、阴谋家”。
斯大林概述的共产党执政和发展的这一“规律”，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首先，助长了对领导人，也是对权力的迷信，最高领袖拥有最高权力，于是周围就有人趋炎附势，助长个人崇拜之风，过分突出个人，使党内也出现森严的等级制和官僚制。其次，阻遏党内民主，窒息了党内争论、辩论和对国内外大事自由发表意见的空气。本来，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是不奇怪的，党内对大政方针存在意见分歧，包括某些原则性分歧，也是正常的。如果有了分歧就上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上加以打倒、清除直至肉体上消灭，势必形成不正常的党内生活，助长党内不正之风。最后，按照斯大林的逻辑，每一次较重大的党内争论都成为正确路线与机会主义路线之间的殊死斗争，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成为一部路线的历史，显然会极大地扭曲和破坏执政党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执政党手里掌控着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强力机关的各种暴力手段，在党内缺乏民主和监督制度的情况下，斯大林把这样严酷的“清除”视为党内生活的“规律”，于是像“大清洗”那样破坏法制的暴行就成为斯大林这一理论观点的逻辑结果。
苏共二十大初步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泛滥导致的严重后果，人为地制造和夸大党内斗争的现象有所好转，但赫鲁晓夫只是清除了个人崇拜对政治体制造成的最恶劣的影响，而没有对这一高度集权和专断的体制作根本上的改革。因此，一方面，从赫鲁晓夫时代起，那种恣意妄为，把党内矛盾任意上纲为敌我矛盾，将政敌置于死地的境况已不再重现；但另一方面，对解决党内矛盾仍缺乏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未能实现既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又达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目的，包括1957年的“反党集团”事件以及赫鲁晓夫被罢黜事件，虽未发生流血事端，但仍以非正常程序的方式加以解决。说到底，直至苏共败亡，它始终未能找到解决党内矛盾的科学的制度和正确的方法。
3.“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会产生许多组织，如工会、妇女团体、青年团、议会党团、文化教育组织等；共产党在执政的条件下，还需要苏维埃国家机关等等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党与这些组织应当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呢？斯大林说，这些组织应是党同本阶级联结起来的服务机关和纽带，要通过这些组织内的党员的工作，使一切非党组织自愿地接受党的政治领导，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为了使所有这些组织都按照一个方向进行工作，必须有一个中央组织能够制定总路线，而且能推动一切组织去实现这条总路线，这个中央组织只能是执政的共产党。按照斯大林的意思，他所说的“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实际上是说，党的中央才是苏维埃国家一切组织的最高形式，而最高形式的含义是实现对一切非党组织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绝对领导。据此，斯大林明确指出，要反对非党组织的任何“独立”和“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要反对任何“独立的议员”、“脱离党的出版家”、“狭隘的工会活动家”、“市侩化的合作社运动者”，因为他们“是和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完全不能相容的”。[86]
斯大林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其要义是强调“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87]。在1936年宪法中，苏联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共产党是“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之领导核心”[88]。毫无疑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确保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要维护党与各种国家机关和非党组织之间的正常关系。20—30年代，苏共对国家机关、工会、青年团等组织的领导地位早已确立，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受到威胁，问题在于，党能不能正确实施领导，能不能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组织之间领导、被领导的关系。长期以来，苏共未能处理好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未能实现党的正确领导。例如，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即通常所说的党政关系，由于不适当地强调党的领导，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越俎代庖，党成了国家权力的核心，将国家政权机关的大量职能转移到执政党手里，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有相应的党的部门“管”着。例如，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要由党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布“指示”，不许越雷池一步。1928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本来提出两个实施方案，即“最高方案”与“一般方案”，两者对各部门经济发展指标相差约20%，即最高方案五年完成的指标，一般方案需六年完成。两个方案并提，供全党和民众讨论、选择，不失为一种留有余地、发挥各方积极性的做法。可是当党的代表会议通过决议，选择最高方案后，竟把赞成一般方案的党员和干部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予以批判。由于党对国家事务的过度干预，使苏维埃代表大会变成了“橡皮图章”，政府权力也名存实亡。表面上看，执政党的权力极大，无所不包，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但实际上使执政党失去了应有的政党功能，逐渐地官僚化、行政化、层级化、事务化，党不管党，使党失去应有的真正的领导作用。
党与非党社团的关系，也受到严重的扭曲。一方面，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初期常称自己是“工人国家”）的执政党，非党社团如工会、妇联、青年团等则是群众性组织，它们都联系着一部分群众，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党对广大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学校。非党社团要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发挥积极的作用，固然应该接受党的领导，遵循党所制定的治国理政方针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团结群众，共同奋斗。另一方面，党和非党社团都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各司其职，执政党要尊重民意，吸取民智，接受民众的监督，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各种非党的群众组织，就要求党注意发挥这些组织的主动性、积极性，而不应束缚他们的手脚，使群众组织变成附属品、点缀品。例如，在苏俄建国初期，党与工会、国家与工会的关系不甚清晰，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工会地位和作用问题的争论。这里不去评述那场争论的是非曲直，列宁当时的一段话十分耐人寻味。他认为，苏维埃国家必须同时实行“两种保护”，即“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89]。列宁在这里的意思是清楚的，苏维埃俄国是工人国家，在这里，执政党、国家和工会同属“我们”，即都是“自家人”，工人阶级是国家和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然而，国家和执政党作为上层建筑，也有可能侵犯工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尤其是苏俄这样“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这就需要工会保护工人利益不受侵犯，需要工会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国家机关和执政党的活动。同时，工会也有义务组织工人、教育工人自觉服从党的领导，保护自己的国家。两者之间，列宁认为主要通过协商来实现这种“结合”。工会是如此，其他非党社团也应如此。
在谈及党与共青团的关系时，斯大林有一段话，他说：“共青团在形式上是一个非党组织。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任务就是要保证青年对我们党的信任，保证我们党在共青团中的领导。共青团员应当记住，保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一点。”[90]可见，斯大林在阐述党与其他非党社团的关系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只强调党是“最高形式”，应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组织，不讲党如何对这些组织实行领导，更不讲应当尊重非党社团的自主性，实行互相监督。(https://www.xing528.com)
4.党要“同人民保持联系”，“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斯大林为数不多的有关执政党建设的言论中，这两个观点值得关注。
第一，斯大林在一些场合，强调执政党必须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斯大林特别指出，党要领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单靠领导人的经验和聪明才智是远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劳动群众的经验、所谓‘小人物’的经验来充实领导者的经验”。他认为，要实现正确的领导，只有在进行重大问题决策时、对决议和政策贯彻执行和进行检查时，都“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才能克服和防止官僚主义的毛病，“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91]斯大林把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上升到“规律”高度，甚至上升到党的强弱、兴衰的高度加以论述。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以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和大地母亲的关系为例，说明“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92]。这里，斯大林实际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一个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能不能倾听群众的呼声，是不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共产党执政与其他政党执政的重要区别之一。
第二，斯大林强调执政党要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28年6月，他在《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一文中，说明自我批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可缺少和经常使用的一种武器，特别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开展自我批评更是不可或缺的。有人认为，开展自我批评对于还没有执政的党是好东西，因为它“无物可失”，但对于执政党来说却是危险而有害的，因为敌人会利用它被揭露出来的弱点来反对党。斯大林明确指出，这种看法“是完全不对的”，正因为布尔什维克执掌了政权，就有可能因为取得建设成就而骄傲自大，就有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斯大林引述列宁的话说，开展自我批评，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及讨论改正的办法，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斯大林认为，自我批评“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既然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领导专政的是一个党，是不和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共产党，那么，我们要前进，我们自己就应当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此外不会再有人来揭露和纠正这些错误”。[93]在这里，斯大林不但从党的作风建设的高度，而且从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高度阐述了自我批评的重要性。
斯大林的上述两个观点所以值得重视，因为它与执政党建设、对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革命胜利前的布尔什维克大批领袖人物和党员，受沙皇政府迫害，或流放边陲，或流亡国外，党组织处于秘密活动状态，强调由忠诚的职业革命家所组成，在这种情形下，较少强调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如果执政党不能密切联系群众，就会失去群众对党对政府的支持，就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各种不健康的因素会侵蚀党的肌体，在执政的条件下尤为如此，这就需要党不断地拭去沾在自己身上的灰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开展自我批评便是重要的手段之一。可是，斯大林对上述两个观点缺乏深刻的认识。其一，他没有从全局的高度论述共产党应有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本质，在他看来，执政党之所以需要密切联系群众和开展自我批评两大优良作风，着眼点仍停留在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尤其是党内反对派）斗争的基点上，因而没有建立起一整套处理党内外关系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体制和机制，一旦遇到来自下级或基层的批评，常常误以为是被反对派所利用的错误言论或者是恶意的攻击，于是不但放弃了自我批评，还实行无情打击，使得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更趋集权和专断。其二，斯大林倡导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领导人和党的上层却往往言行不一，使这些观点未能形成全党的共识和共同遵从的行为准则，致使苏共党内未能建立起一套健全健康的党的作风。例如，斯大林本人长期不视察各地，更不下基层，不接触群众，听不到民众的呼声。一个材料表明，自1924年初斯大林当政时算起，到他逝世的1953年近30年间，斯大林总共国外出访2次，到基层视察2次，到外地参观、视察5次，卫国战争时访问前线1次。[94]长期深居简出，不了解实际生活，不了解世情国情，不了解民情民意，这是斯大林晚年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英】蒙·约翰斯通：《俄国一党制的出现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结果吗？》，载《“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页。
[2]俄国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两个政权，是指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另一个是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兵代表苏维埃。
[3]策烈铁里（1882—1959），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
[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5]【美】J.班扬、H.H.费舍尔：《1917—1918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文件资料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11页。
[6]《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1页。
[7]《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8]《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7年11月3日。
[9]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不但企图借助“全俄铁”的力量解散布尔什维克政府，而且进一步提出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出新政府的要求。而出席与“全俄铁”谈判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加米涅夫对这一要求采取无原则的退让立场。为此，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明确了几个必须坚持的立场：（1）无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是在政府中，布尔什维克必须占多数；（2）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位置不能让出；（3）不中断与“全俄铁”的谈判。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24—136、271页。
[1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11]《1917年第一届公开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载《资料和记录汇编》，第374页。
[12]《第二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40页。
[13]参见徐天新：《评左派社会革命党》，载《苏联现代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05页。
[14]参见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15]1918年4月17—25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为62 521名。
[16]1918年10月孟什维克开会，重申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并谴责外国的干涉，同时要求结束“经济和政治的恐怖”；左派社会革命党也取同一立场。不久，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除了那些与白卫分子勾结者外，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可以合法活动。1920年莫斯科还有孟什维克的一个机关，5月，孟什维克曾举行过几次集会。1920年，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还有较多的代表，著名的孟什维克唐恩和马尔托夫还出席了分别于1919、1920年召开的第七、八届苏维埃代表大会。
[17]《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3页。
[18]参见《列宁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598页。
[19]《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2页。
[20]《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7页。
[21]《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91页。
[22]《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24]这里所说的“革命党”，是特指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时，仍保留之前“在野”时或处于地下状态时的许多观念和做法，不包含对党的性质的评价。
[2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
[26]同上书，第497页。
[2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
[28]转引自韩显扬：《莫斯科重现克格勃鼻祖雕像》，《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8日。
[29]转引自【苏】谢·茨维贡主编：《捷尔任斯基传》，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4页。
[30]【德】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25、64页。
[31]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611页。
[32]同上书，第594—595页。
[33]同上书，第411—412页。
[34]《列宁和全俄肃反委员会文件汇编（1917—1922）》，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144页。
[3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36]《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37]同上书，第155页。
[3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3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40]《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4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363页。
[42]转引自【苏】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43]《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44]同上书，第175页。
[45]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47]《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
[48]《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
[49]《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50]《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页。
[5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页。
[52]参见《苏共历史问题》1991年第3期，转引自王丽华：《国外列宁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6期。
[53]参见《列宁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
[54]【美】路易斯·费希尔：《神奇的伟人——列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1—573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56]《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5页。
[57]《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1—270页。
[58]同上书，第415页。
[59]《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8—396页。
[60]这里所说的“革命”，特指相对于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仍用革命风暴时期的观念、话语、方法来处理各种事物和各种关系。
[61]《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62]《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页。
[6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
[64]《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5页。
[65]张恒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6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67]张恒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68]【美】S.M.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69]【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70]《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页。
[71]同上书，第398—399页。
[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73]《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76页。
[74]《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1页。
[75]《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页。
[76]《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
[77]参见《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页。
[7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79]参见林蕴晖：《重读刘少奇〈论党〉》，《学习时报》2005年8月8日。
[80]【苏】格·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297页。
[81]《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5页。
[82]同上书，第430页。
[83]【法】让·艾伦斯坦：《斯大林现象史》，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
[84]《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9—500页。
[8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页。
[86]《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267页。
[87]同上书，第413页。
[88]参见《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89页。
[8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90]《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2页。
[91]《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5、147页。
[92]同上书，第148页。
[93]《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94]参见秦永立编著：《斯大林年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1926、1928年下基层两次，后一次为调查粮食危机问题赴西伯利亚等地共20多天，这是斯大林最长的也是最后的一次下基层调查。国外出访两次，即分别于1943、1945年出席德黑兰、波茨坦召开的首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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