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商人与宗教传播

第一节　宗教与商人

古代的宗教传播途径与当时的商业贸易线路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宗教的传播与商人有密切关系。古代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交往的大动脉，无论是祆教，还是摩尼教，丝绸之路往来的商人都是最初的宗教传播者。

沿着“丝路”传入中国极为重要的精神文化之一是宗教，故有人又称丝路为“宗教之路”。汉以来，除了佛、道教盛行外，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相继传入中土，使中国宗教进一步多元化。而粟特胡商的宗教信仰亦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祆教、摩尼教、佛教都有其信仰者，他们利用宗教身份进行商业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往往成为巨富。

胡商在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同时，也传播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三夷教”在唐代曾兴盛一时。祆教、景教、摩尼教本是在中亚一带流行的宗教，它们能在长安得到发展，主要依赖于统治阶级所采取的宽容政策。祆教是粟特地区最为流行的宗教信仰，很早就传入西域，并经由西域传入内地，到了唐代，景教和摩尼教也开始传入中原地区。高僧进入中原传播宗教，与胡商的商业活动有密切关系，僧侣要得到这些商人的援助，同时僧侣也给予商人以精神方面的支持。

胡商的经商活动及定居中原，促进了中原与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一些中亚的物产与宗教也自西向东输入中原地区，随着异域物质文化的传入，异域精神文化也随之传入，除“三夷教”外，流行于粟特地区的安国乐、康国乐、胡旋舞、胡腾舞等在唐代风靡一时，这要归功于胡商的中介作用，他们在经商的同时，也将中原文化传入了中亚地区。

大多外来宗教要想在中国传播，必须要首先立足扎根，并且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即外来宗教必须与中国现实相结合，而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就必须采用能使中国人接受的方式。就像当年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原一样，最先是依附于道教和儒教，佛教最初使用了一些借自道教的词汇，宣传民众可以接受的修行方式。“三夷教”的传入也不例外，中国当时已经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与儒、道三家鼎立。外来宗教除了要与中国宗教文化相协调外，还要选择一种宗教作为自己所依附的对象。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之时依附于道教，同时道教也利用佛教扩大自己的影响。早期汉译佛经的许多词汇都借用道教术语，说明当时内地的道教对佛教有一定的影响。道教本无偶像崇拜，道家后来出现为黄老立像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自从中国人在汉代征服中亚后，随着丝绸之路上贸易量的增长，外交使团来来往往，常常只是为了做生意，但同时也出现了传播宗教的活动。佛教在公元前5世纪产生于印度，现在也随着贸易渠道传播开来。最初，佛教教义只是修行者为了摆脱轮回所遵守的一些严格规则，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普度众生的宗教，并由人们传播到各个地区。”^[1]

唐朝对三夷教实行宽容政策，允许他们翻译经书和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但是，“三夷教中的火祆教，则未见有汉译经典传世，也未见史料提及其有译经之举。这看来倒不是唐朝官方不允许的缘故，而是出于该教自身的原因，受该教保守传统所制约”^[2]

一些粟特高僧入华，对佛教传入中原作出了巨大贡献。《高僧传·康僧会传》载：“其先康居人，汉献末年，避地于吴。”《高僧传·释昙谛传》也载：“释昙谛姓康，其先康居人，汉灵帝时依附中国。”东汉以后，由于佛教的东传，致使大批康居僧人也来到中原。

佛教虽然很早就由印度传入内地，并在中国深深扎下根来，自汉以来，来中国的译经僧多为中亚人，故早期佛教并不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面目不全同于印度的佛教，而是流行于中亚及西域一带的佛教或经过中亚这个中介而带有中亚化的佛教。据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初集及二集记载，东汉和三国时来中国的译经僧，主要是中亚的月支人（大月支人）和康居人（主要指粟特人）。如较为有名的安世高、支谶，此外还有支曜、支谦、康孟祥、康僧铠等。而且即便是唐时流行于西域及内地的佛教，亦不是纯粹印度的面貌。如“和尚”一词，张广达据7世纪前半期玄应《一切经音义》记载指出，是来自于阗语，而不是译自梵语。^[3]而“佛”这个最基本的术语，季羡林先生认为其不是梵语Buddha的对音，而是中亚和新疆一带今已不存在了的古代语言中表示“佛”的单词的对音。^[4]此外，张广达先生亦认为佛教教义也会在中亚等地经过某种加工，或是其内容被增添某些地方的货色而后传入中国内地，像唐代早期流行的华严信仰中，有不少于阗人的贡献。如华言初译固然出自印度的佛陀跋陀罗，然而汉地译本乃支法领得自于阗者。300年后，则天武后以华言处会未备，复发使访经，目的地仍是于阗，并随经请来了于阗高僧实叉难陀。在佛像方面，汉地盛行的华严主尊毗卢遮那（Vairocana，卢舍那），溯其源流，亦当出自于阗，这有于阗很早以来即存在着体现大千世界的毗卢遮那的很多造像为证。^[5]

除此之外，南宋赞宁的《宋高僧传》记载了不少来到长安的中亚僧人，如华严宗的开创者贤首法师法藏，即来自中亚康国，他曾和玄奘等在长安译场译经，武则天时期，他在译场还“首登其数”，后于阗高僧实叉难陀赉《华严》“梵夹至，同义净、复礼译出真经”，因而成为内地华严宗祖师。还有来自何国的释僧伽，中宗时受诏赴“内道场，帝御法宴，言谈造膝，占对休咎，契若合符”；来自石国的释神会，其因祖父徙居而家于岐，遂为凤翔人，后“德充慧广，郁为禅宗”；来自吐火罗国的释弥陀山，曾与实叉难陀、康法藏等在长安等地共同译经。《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有康国人僧伽跋摩，其人“少出流沙，游步京辇，禀素崇信，戒行清严”。由此，我们相信随着唐代不少中亚僧人等来长安译经传教，可能会将一部分中亚因素带进来，即唐代佛教的发展或多或少地受到中亚的影响。^[6]

北魏洛阳城的西域人除商人、使者外，还有僧徒。《洛阳伽蓝记》记载了洛阳城内的很多寺庙与西域僧人。如城西法云寺，为西域乌苌国胡沙门僧（昙）摩罗所立也。“京师沙门好胡法者，皆就摩罗受持之”。城西的永明寺“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檐负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尽天地之西垂”。《资治通鉴》卷147梁武帝天监八年（509）记载：“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西域佛教僧侣的进入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如来自吐火罗、于阗、罽宾、康国等国的僧人就翻译了许多佛经。

西域僧人来华，以摄摩腾和竺法兰为最早。今洛阳白马寺即建立在东汉明帝时。但有确切记载的是安世高。《高僧传》初集卷1记载：“安清，子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西域宾旅皆乎为安侯。”西域宾旅皆呼安清为侯，说明西域在华宾旅是很多的。安清“捐王位之荣，安平乐道，宣敷三宝，光于京师”。从东汉建和二年（148）至建宁三年（170）的20多年内，安清在洛阳先后译出95部115卷佛经。康僧会在《安般守义经序》中说“有菩萨者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让国与叔，驰避本土，翔而后进，遂如京师”。康僧会，康居人，其父于汉末魏初来华，他的记载应有所据。安息国的僧人除安清外还有个安玄，《高僧传》初集卷1《支娄迦谶传》记载：“时又有优婆塞安玄，安息国人……博诵群经，多所通习，亦以汉灵之末，游赏洛阳，以功号曰骑都尉。”安玄来华宣扬佛教，并且在政治上也取得了“骑都尉”这一官衔。

除安息人外还有月支人支娄迦谶和支曜等。《高僧传》初集卷1《支娄迦谶传》说他“汉灵帝时游于洛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支娄迦谶，亦称支谶，本月氏人。其本传还说：“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洛阳，即转梵为汉……朔又以光和二年于洛阳出《般舟三昧》，谶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张莲笔受。”“又有沙门支曜、康巨、康孟祥等，并以汉灵献之间，有慧学之誉，驰于京洛。”^[7]由此可知，与安清、支谶同时在洛阳译经的还有天竺的竺佛朔，安息的安玄，月支的支曜，康居的康孟祥、康巨等，月支的支谦是支谶的再传弟子。^[8]

天竺的僧人除竺朔外，还有竺淑兰，《高僧传》初集卷4《朱士行传》记载：“时河南居士竺淑兰，本天竺人，父世避难，居于河南”。^[9]

总之，在海路交通发达以前，东西文明的交流主要是靠间接的陆路交通，即必须经过中亚这个中间环节及纽带，跨越中间地带的现象是很少见的。而中亚地区本身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多民族地区，东西文明经过这里往往加进了当地的一些东西而产生一些变化，但仍以原来的名称向东西方传播，其实这种原名义的东西其实本身已带有了很多地方化的色彩。正如学者蔡鸿生先生所指出：在中古时代，由于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才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因此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因缘在空间上的展开，也即为何从此地传入彼地，必须找出中间环节，才不至于架空力说。^[10]我们从上述对唐代三夷教等外来宗教在传播过程中的发生流变的探讨可以看出文化交流在空间上的变迁及汉化，使得文化本源的面貌反而模糊不清，中间地带的文化色彩更浓厚。因而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够使我们全面地理解东西文明的交流，也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明的纽带——丝绸之路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及魅力。

古代僧侣往来于中西，他们通过丝路不可能是个别人的独立行动，而是跟随商队行走的。当史料中记载有僧人往来于中西时，也就意味着有商队在其间来往，而商队里面就有火祆教的信徒。^[11]唐代长安等地所流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及佛教的部分宗派等并不完全是直接来自西亚、罗马、印度或经中亚而传播来的宗教，而是指其在东传的过程中，受到中亚等地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而带有中亚风格与色彩的宗教。(www.xing528.com)

商人与僧侣关系密切，“商人是佛教徒在丝绸之路往来和弘布佛教的可靠伴侣，也为佛教的传播作出了贡献”。^[12]来往于丝路上传播宗教的僧侣，往往与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结伴而行。他们在这些条件艰难恶劣的道路上，相互依赖，彼此利用，商人可以在物质上帮助僧侣，而僧侣则给予商人克服困难的精神帮助，即他们各自从事着自己的事业，又相互保持着一定的关系。商贾们与僧侣一起奔走于丝路上，对宗教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尽管这是一个紧张的时代，商品仍在继续流通，丝绸始终都会传到罗马。更有甚者，神祇也与丝绸共同旅行。如果说宗教与商人始终是结伴同行，那么它也与那些被迫迁徙的人共同流浪，这其中也包括兵卒、囚犯和奴婢。波斯帝国的宗教始终依附于其文明的时代，但某些派生的宗教信仰却一直传到了其帝国之外。^[13]“除了商人、外交人员和军人之外，还有僧侣和朝圣者也在旅途中穿过各个绿洲城市。他们在寺院中歇宿，免费吃饭，并得到旅途上所需的食物。不过，尽管某些朝圣者在一个地点住了几个月，但他们在绿洲中停留的时间终究是有限的。当他们重新踏上旅途时，前面又会有难以预测的困难。”^[14]

关于胡商在中原一带的活动情况，吕思勉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诸外国中，西域与中国通商特盛。西域人在中国经商者亦颇多，实为极可注意之事，此盖由其文明程度特高使然。西域与中国关系之密，正不待唐、元之世矣。’《隋书·食货志》言：南北朝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即此一端，已可见西域贸易之盛。《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子推之子暹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胡商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可见凉州富贾之多。《周书·韩褒传》：（韩褒）除西凉州刺史。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侵渔小民，同于仆隶。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赈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可见通商为利之厚。……此皆西域商人留居中国，仍以经商为事者。”^[15]

印度佛教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与商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佛经中有很多关于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与商人交往的记载。《释迦谱》记载：“又有诸大商人，从海采宝还迦毗施兜国，彼诸商人各赍奇彩诸珍宝奉贡。王慰诸人，汝等入海，悉皆吉利，无苦恼不？及诸伴侣，无遗落耶？彼诸商人答言：大王，所经道路，极自安隐。王闻此言，甚大欢喜，即遣请诸婆罗门等。婆罗门众皆悉集已，设诸供养，或与象马及以七宝，田宅僮仆，供养毕已，抱出太子。即便白诸婆罗门言：当为太子作何等名？诸婆罗门即共论议而答王言，太子生时一切宝藏皆悉发出，所有诸瑞莫非吉祥，以此义故，当名太子为萨婆悉达。瑞应本起云：五百伏藏一时发出，海行兴利一时集至，梵志相师普称万岁，即名太子为悉达多。”^[16]

释迦牟尼成佛时，最先见到他的是两位商人，《方广大庄严经》卷10《商人蒙记品》记载：“时北天竺国兄弟二人，为众商之主。一名帝履富婆，一名婆履。……时护林神忽现其形，语商人言：‘汝诸商人，勿怀恐惧。汝于长夜流转生死，今得大利。所以者何？有佛世尊出现于世，初成正觉，住此林中，不食已来四十九日。汝等应将种种饮食而以上之。’”^[17]

《出三藏记集》卷9《渐备经十住梵名并书叙第三》记载：“或乃护公在长安时，经未流宣，唯持至凉州，未能乃详审。泰元元年，岁在丙子，五月二十四日，此经达襄阳。释慧常以酉年，因此经寄互市人康儿，展转至长安。长安安法华遣人送至互市，互市人送达襄阳，付沙门释道安。襄阳时齐僧有三百人，使释僧显写送与扬州道人竺法汰。”

此处的释慧常就是利用了粟特商人的商业网络来为释道安传送经书，先是由“互市人”康儿将经书从凉州带到长安，然后转交给在长安的安法华，安法华又派人把经书送到互市，再有别的“互市人”把经书送达在襄阳的释道安之手。“互市”是中原政权同边境诸族交易的地方，一般设在边境地区。此处所说的“互市”是在凉州甚至长安这样的大都康儿、安法华这两个人都是粟特人，“互市人”，也就是对西域商人的称呼。

敦煌莫高窟294窟南壁有北周商胡竹某的题名：

清信商胡竹口口居口供养

清信商胡竹口供养佛时^[18]

《高僧传》卷2《晋长安佛陀耶舍传》记载：“耶舍后辞还外国，至罽宾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卷3《僧伽跋摩传》记载：“僧伽跋摩。此云众铠。天竺人也。少而弃俗。……跋摩游化为志不滞一方。既传经事讫辞还本国。众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随西域贾人舶还外国。”《高僧传》卷9《耆域传》：“其日有从长安来者。见域在彼寺中。又贾客胡湿登者。即于是日将暮。逢域于流沙。计已行九千余里。既还西域。不知所终。”《出三藏记集》卷I3《康僧会传第四》记载：“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闻。既而出家，砺行甚峻。”《出三藏记集》卷5《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第五》记载：“元嘉中，外国商人竺婆勒久停广州，每往来求利。于南康郡生儿，仍名南康，长易字金伽。后得入道，为昙摩耶舍弟子，改名法度。其人貌虽外国，实生汉土，天竺科轨，非其所谙。”

《高僧传》卷1《支楼迦讖传》：“时又有优婆塞安玄，安息国人。性贞白，深沉有理致，博诵群经多所通习。亦以汉灵之末，游贾洛阳，以功号曰骑都尉。性虚靖温恭，常以法事为己任，渐解汉言，志宣经典。常与沙门讲论道义，世所谓都尉者也。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

《神僧传》卷5《道仙传》记载大约在南朝梁天监年间，一位来自康居国的商人放弃商务，在竹林寺出家为僧：释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国人，初以游贾为业，后值僧达禅师为其说法，遂沈宝船于江，辞妻子投灌口竹林寺而出家焉。《出三藏记集》卷9《增一阿含经序第九》记载：“有外国沙门昙摩难提者，兜怯勒国人也。……以秦建元二十年来诣长安，外国乡人咸皆善之。”

随着大批粟特人的向东移民，祆教也被带到中土，故在伊州、高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地都出现了祆祠。由此可知，大凡有祆祠的地方，应该就是粟特人的聚居处。从祆祠在长安分布的情况看，除了西市是粟特人聚居最多的地方外，在西市周围各坊，如醴泉坊、布政坊、崇化坊及普宁坊，还有东市之靖恭坊一带，也都分布有粟特移民之聚落。^[19]

季羡林教授曾详细论述了古代印度商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这种现象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宗教。因为宗教组织不从事任何的生产经营活动，僧侣要想生存下去就得依赖于商人。粟特人为商业民族，可能其祆教组织也要依附于商人，同时粟特商人还依靠祆教维护其商团组织。粟特商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组织，其商队首领同时也是商队的祆教教长，故“萨宝”一词被用于中国古籍解释为管理胡商组织的宗教事务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