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乐在唐代的显赫地位及影响研究

第二节　胡　乐

北魏统一北方以后，因与西域壤地相接，所以交通渐繁，商贾往来不断，东方的文明吸引着西域人，这种情况，给胡乐在中原安家落户，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中原地区，对待胡乐，上至君主臣僚，下至庶民百姓都很喜爱，龟兹乐舞被泛称为“胡乐”，“后魏宣武酷嗜胡音，其乐器有屈茨琵琶”^[12]。

“北齐文宣初……杂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笙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已后传习已盛”^[13]。

“其后北周武帝聘皇后于突厥，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矣。”^[14]

“后主高纬唯尝胡乐，耽爱无已”。

“至隋有西国龟兹……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闬。”

隋至唐初宫廷制定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时，龟兹乐都被放在重要的位置。

玄宗时分立部伎、坐部伎，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自破阵乐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15]“坐部伎有燕乐、长寿乐、天授乐、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自长寿以下皆用龟兹乐，舞人皆着靴。”^[16]

龟兹乐舞不但在宫廷争相慕尚、极受重视，在民间也受到群众广泛的喜爱。

元稹《法曲》：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胡音胡骑为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王键《凉州行》：

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

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人人学胡乐。

李欣《听万安善筚篥歌》：

南山截竹为筚篥，此乐本为龟兹乐。

流传汉地曲传奇，凉州胡儿为我吹。

1952年在西安东郊苏思邈墓出土的《乐舞壁画》较真实地展现了盛唐时期乐舞的情况。图中两边均为舞蹈所配置的乐队，各在一黄毯上奏乐。右侧乐队由五人组成，分前后两排，前排三人跪坐，演奏箜篌、筝、箫。后排站立两人，一人吹排箫，一人以右手伸向前方，似在放声伴唱。左侧乐队由六人组成，也分成前后两排，前排三人，手持琵琶、笙、铜钹；后排三人，奏横笛、拍板，另一人左手与右侧歌者相对而唱。站在中间地毯上的为一胡人，头包白巾，穿长袖衫，腰系黑带，脚穿黄靴，舞者扬眉动目，视线向下，仿佛是一个腾空跳起后刚落地的舞姿，现收藏于陕西博物馆。以上这些出土文物中所表现的内容与我们今天所研究的极为相似。而且，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开元、天宝之际，胡乐与胡舞在陕西兴盛的情况。

1983年在西安西部枣园唐俾失十囊墓出土的《乐俑群》，这一乐俑群由六名胡人组成，头带幞帽，穿窄袖长袍。中间有一位满脸胡须的老人好像正在进行演唱，其余五人席地而坐伴奏，乐器有琵琶、排箫、答腊鼓、横笛等，现收藏于陕西博物馆。

曹妙达，龟兹著名的琵琶演奏家（生卒年月不详），其精湛的演奏技艺来源于原为龟兹琵琶高手的祖父曹婆罗门。来到中原以后备受北齐文宣帝高洋（550—559年在位）的推崇，曾为北齐和隋初的乐官。由于曹妙达演奏的琵琶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厚爱，所以待遇非凡，以至于“封王开府”。史载：“齐后主唯尝胡戎乐，耽爱无已……故曹妙达……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17]

史料对曹氏艺术表演也有记载：“开皇中，亡齐，使曹妙达、安马驹等以艺游三公之家，新声变曲，倾动当世，天子不能禁也。帝令妙达理郊庙乐，咸写倾杯行天之声。”^[18]另外，对于曹妙达氏多方面的音乐才能，在有关史料中也有记述：“开皇初……曹妙达皆能造曲。”《隋书》卷15记载：“开皇中……时有曹妙达……皆妙绝管弦。”^[19]

除龟兹乐舞以外，还有其他一些。这些域外音乐既要在中原安家落户，就必然有一个汉化的过程，汉族本土音乐家受其影响，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个胡化问题，号称“秦汉伎”又名“西凉乐”就是一例。史料说：“西凉者，起苻坚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20]文中所提到的“变”即是汉化的过程，“秦汉伎”即是汉化的结果。

唐代一些著名的歌舞戏类型，大多和龟兹有关系，例如唐代教坊所演出的乐舞、大面、拨头、浑脱，都出自龟兹。《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拨头者，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池。”段安节所著《乐府杂录·鼓架部》称：“乐有笛、拍板、答鼓即腰鼓也，两仗鼓。戏有代面……钵头，昔有人父，为虎所伤，遂上山寻取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有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两书记载大体相仿。一称“拨头”，一称“钵头”，显然是同名异译。(https://www.xing528.com)

在唐代，中原大地被一股强劲的“胡风”包围着，胡食、胡服、胡乐、胡舞是构成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要素。流行于粟特地区的安国乐、康国乐以及西域的《龟兹乐》等等进入宫廷。在唐代乐舞中，健舞中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在唐代风靡一时，这要归功于商人的中介作用。胡人带来的大量乐器也风行一时，如羯鼓、胡笳、胡琴、箜篌、琵琶等。

白明达等人，生卒年月不详，大概即为周突厥皇后携来乐人的西域人流裔，其后复臣于唐。唐高祖对胡乐的喜爱之心当不下于隋炀帝，是以白明达、安叱奴等人以胡人跻身于显赫位置。唐代乐府伶工遂多隶籍外国之世家。出于米国者有米嘉荣，嘉荣子和郎。后来又有米禾稼、米万槌，名见《乐府杂录》及《乐书》，以善弄婆罗门见称。虽没有明确说明他是米国人，而《文献通考》以之隶于“龟兹部下”，又因为他的名字与一般汉人名字不同，可能为入华后汉化的米国人，与米嘉荣一家有某种关系。除了米氏之外，曹保一家，更为源远流长。曹保，保子善才，善才子纲俱以善琵琶著于当时。北齐曹婆罗门一家以善琵琶致显位，唐代曹保诸人或其后裔。其后又有曹触新、曹者素，是否属于曹保一家还不清楚。此两家在当时长安乐府中有相当声誉，几与李唐一代共始终。康姓者有康崑、康乃，安姓者有安叱奴、安万善、安辔新，应该都是出自康国、安国。

唐代乐、舞不分，开元、天宝之际，胡乐、胡舞风行长安、洛阳，左右长安乐坛。唐代时，乐府伶工多外国世家。唐代琵琶名手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相传，其后更有曹融新、曹者素，世出曹国。米国米嘉荣、米和郎父子和以后米禾稼、米万槌都以善舞婆罗门见长。曹、米两家成为长安城内世代名家的乐舞能手。康国、安国也有多家名手，康昆仑、康迈、安叱奴、安万善、安辔新都是佼佼者。康昆仑在玄宗时住长安街东，琵琶号称第一手。安叱奴在唐高祖时因善舞，官拜散骑常侍。^[21]

北齐的杂乐有三部，分别是西凉颦舞、清乐、龟兹，而来自西域龟兹国的龟兹乐是其中最流行的。后来玄奘也记载龟兹的音乐“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北齐宫廷雅乐一直沿用北魏的旧制，即“洛阳旧乐”，它的主干是西凉乐。《隋书》卷14《音乐》中记载，洛阳旧乐的创革过程如北齐大臣祖珽所言：“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

北齐宫廷的音乐在演奏之时，在乐器的使用上自然也都离不开胡部乐器。《隋书·音乐志》记载关于西凉乐：“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号为国伎。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西域，非华夏旧器……其乐器有钟、磬、弹筝、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工二十七人。”

《隋书·音乐志》记载关于龟兹乐：“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异。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

西凉乐虽形成于凉州，却是从龟兹乐演变出来的。二者相同的乐器有竖笠篌、曲项琵琶、五弦、笙、横笛、筚篥、铜钹、贝等八种，区别较大的是西凉乐用钟、磬等宫悬乐而鼓少，龟兹则鼓多。乐器的组合方式不同，性质上出现了雅、杂之分，但是来源却是同一个，其中共用管乐器大体就是龟兹乐的基干。^[22]

在隋九部乐和唐十部乐中，就有来自西域的《于阗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和《伊州乐》等乐舞大曲，其中《龟兹乐》可谓隋唐西域文化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旧唐书·音乐志》称：“自周隋以来，管弦乐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说明唐代的中原旧曲已丧失无几，而不得不以西域乐曲代替。这也是一个民族乐曲融合的过程。西域乐舞的一个主要贡献是为中原音乐准备了曲调曲律。“魏晋之乱”以后，中原雅乐遗失，隋代宫商七声竟然不能通，不得不假借久在宫廷供职的龟兹乐人苏祗婆的琵琶七调，而后“七声始得其正”。苏祗婆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琵琶演奏家，也是一位音乐理论家。

《隋书·音乐志》详细记载了郑译转述苏祗婆的“五旦七声”理论。“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韵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之：‘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婆陀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箑，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苏祗婆，龟兹人（生卒年月不详）著名琵琶演奏家、龟兹音乐理论家。其“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公元586年受聘于周武帝的阿史那皇后入周来到中原，苏氏不但带来了绝妙的龟兹琵琶演奏技术，而且还将龟兹音乐中的“五旦七调”理论向北周太常郑译传述，“译因龟兹人苏祗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为十二韵，八十四调，以校太常所奏，例皆乖越。”苏祗婆所传述的龟兹音阶调式理论，对中原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华夏燕乐调式音阶的理论基础。

与龟兹乐同属西域胡乐系统的还有高昌、天竺、疏勒、安国等乐，演奏用的主体乐器大致与龟兹乐相同。高昌乐隶属龟兹乐，演奏乐器也没有超出龟兹乐的范围。天竺乐由十二人演秦，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疏勒乐十二人，乐器用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安国乐由十二人组成，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萧、荜篥、双筚篥、正鼓、和鼓、铜钹等十种。康国乐器有琵琶、五弦、箜篌、笛、大小鼓。这些西域的胡乐，演奏用的乐器种类较之龟兹乐要简单，但箜篌、琵琶、五弦、铜钹等几种却是不能少的。^[23]

竖箜篌，又名胡箜篌、凤首箜篌，源自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乌尔王朝（前3500）的帝王陵中出土的箱式竖琴，据认为是竖箜篌的前身。亚述时代的石刻中已有表现立弹竖箜篌的图像，它的完善和推广是在古代的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最为普及。竖箜篌传入中国据称是在东汉后期，《通典》卷144：“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凤首箜篌。”竖箜篌体型轻巧，便于游走携带，适于游牧和商旅民族，故在西域胡乐中都有它的特殊位置。《隋书·音乐志》记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曲项琵琶经由西域传入中原，龟兹起过中介的作用，故又称之为屈茨琵琶。龟兹乐舞的伴奏乐器，如竖箜篌、筚篥、胡笳、琵琶等流入中原和深入民间，使中华古乐器的成分发生了变化，有些直接影响到中原地区的戏曲。苏祗婆的“五旦七声”就是在琵琶上体现的。由于琵琶能很好地表现龟兹音乐，而中原常把曲颈琵琶称为“龟兹琵琶”。由于曲项琵琶特殊的形制和主要盛行于西域民族之中，在汉地又称之为胡琵琶，以别于中国原先已流传的秦琵琶。《隋书·音乐志》记载：“（北齐）杂乐有西凉颦舞、青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青以后，传习尤盛。”由于北齐皇帝对龟兹琵琶的特别爱好，善弹胡琵琶即成为显达富贵的进身手段。例如何士开以擅长握搠戏和胡琵琶而得宠于武成帝和胡太后，祖珽以弹琵琶、能为新曲而渐居要职，尔朱文略以弹琵琶、吹横笛而致富贵，曹僧奴因进其女善弹胡琵琶讨得齐后主的欢心而致封王，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等“昭武九姓”之胡均因胡琵琶而享受封王开府的待遇。^[24]

周武帝（543—578）是一位英明君主，励精图治，在大力吸收汉文化的同时，也喜爱西域文化艺术。他迎娶突厥公主阿史那为皇后，成为中原和西域文化艺术交流史上一段佳话，被后世所传颂。苏祗婆入国后不断创作新曲，进行乐制改革，既适应了宫廷以礼乐治国的需要，也满足了朝野求新思异的审美心理，加之龟兹乐舞本身所具备的艺术魔力，使苏祗婆在北周居于很重要的文化定位。

北周平灭北齐后第二年（578），周武帝病亡。周宣帝继位后，和北齐后主高纬一样，整日沉溺于声色。郑译为了迎合他，把北齐游散的歌舞艺人（包括著名西域琵琶演奏家曹妙达）聚集于长安，经常举行歌舞百戏演出，龟兹歌舞戏“苏幕遮”也在长安盛行起来。曹妙达和苏祗婆在长安的聚合，客观上加强了西域艺舞的阵容和艺术影响力。

隋朝建立后，实现了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统一，南北文化艺术汇集在一起。北朝时传入中原的西域文化艺术在中原已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龟兹乐舞则是西域文化艺术的主导。隋朝初就有三部龟兹乐流传长安，这三部乐是《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和《土龟兹》。这些乐部的风行，就包含着苏祗婆的心血和贡献。上述三部龟兹乐在长安行成强劲的势头，上至宫廷下至庶民，无不津津乐道于此。《隋书·音乐志》记载“其器大盛闾闬”。可见西域乐舞已深入民间里巷。关于齐朝龟兹，文献上没有确切的记述，《隋书·音乐志》提及的北齐后主作《无愁曲》的经过，很可能关系到“齐朝龟兹”的线索。

北齐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依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尽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

北齐灭亡后，北周武帝将北齐后主连同北齐的乐舞文化西迁至长安，再由周入隋，隋初流传的“齐朝龟兹”极有可能是在北齐后主时翻出的龟兹新声。

伴随着商业活动而传入中原的中亚乐舞和风俗习惯，对中原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乐，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25]玄奘在路经龟兹时记载：“（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当时龟兹乐在西域独树一帜，20世纪初，外国探险队在新疆库车县苏巴什古城发现了一个舍利盒，舍利盒上有伎乐图（图九九）。^[26]

图九九　龟兹舍利盒上的伎乐

唐代中亚的琵琶、羯鼓、竖箜篌等乐器在内地也很盛行，其中多数是由商人经丝绸之路传入的，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唐开元十一年（723）鲜于庭诲墓《骆驼载乐俑》，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骆驼上架成平台，铺有长毡，骆驼昂首挺立，表情生动，上有五位演员，中间站立深目高鼻的胡人，台之左右两侧各坐乐俑两个。左侧的乐俑，一弹着琵琶，一个两手举在颈间，好像在吹奏排箫；右侧的乐俑，手置胸前作拍击状。驼背中间站着一位深目高鼻的老年胡人，正在载歌载舞（图一百）。^[27]唐朝的开放政策，极易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从而融合发展成为自己的音乐。

图一百　鲜于庭诲墓伎乐

粟特人在经商的同时，也将中原文化传入了中亚地区，宿白先生将西安第二阶段唐代墓葬与中亚片治肯特一处年代在公元7、8世纪的居室遗址里的一幅伎乐图进行了比较，发现与西安执失丰节墓、李爽墓壁画中的女乐舞图相似。^[28]姜伯勤先生在将距离片治肯特（Pyan－jikent）以西70公里的撒马尔罕郊外阿弗拉西阿勃（Afrasiab）古城中的壁画与敦煌壁画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反映了粟特居民对唐丝绢、唐风俗的浓厚兴趣，也反映了唐朝对粟特的通好行动，更反映了中国画样对粟特的输出，反映了唐艺术在这个地区的影响。”^[29]陕西三原李和墓（582）石棺上，出现线雕的联珠猪头纹，雄野猪是波斯拜火教神话中的战神的形象之一。^[30]

隋初音乐，“并用胡声”。唐代的十部伎是在隋代七部伎的基础上制定的。隋代的七部伎中没有“康国伎”，隋大业九年（613）增加了“疏勒伎”和“康国伎”，康国伎其实也就是“康国舞”。十部伎即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等十部。^[31]

西域胡人带来的文化是“胡风”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是音乐舞蹈、节庆狂欢、胡旋舞、胡腾舞等。这种乐舞在民间盛行一时，风靡不衰，以致有大臣遂上书谏劝：“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