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与大学生社区意识研究：和谐社会视阈下的综述

第三节　居民与大学生社区意识的研究综述

一、我国社区意识的存在现状

关于城市居民社区意识的存在状况，目前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城市居民社区意识较高；另一种持消极悲观的态度，认为城市居民社区意识较低。

1.社区意识积极观

雷洁琼对北京某社区的调查发现，低等文化程度居民、中等文化程度居民和高等文化程度者的社区归属感均值分别为3.70、3.43和3.78，大于平均数3.0，说明居民正向积极的社区情感是存在的。张桂蓉对长沙市Y社区调查发现，80.8%的居民对所住社区有亲切感；60.8%的居民认为如果搬到别的社区，对社区仍有思念之感；55.7%的居民认为，如果可重新选择，还会选择该社区。单菁菁对北京市部分社区的493名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的调查结果表明，94.8%的居民对社区组织形式持肯定态度，96.8%的居民具有较强的社区认同感，66.6%的居民表达出较强烈的社区喜爱和地域意识。对社区总体满意度的研究方面：11.4%的居民对目前所在社区的整体状况表示“很满意”，38.7%的居民认为“比较满意”。总体而言，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与满意感水平是比较高的。从个人层面来看，积极的社区情感利于个体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参与，使个人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从社会层面看，积极的社区情感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生活的质量与水平。

苗艳梅对武汉市54户居民调查分析发现，50%以上的居民表现出对社区较强的依恋心理，认可社区的亲切感，对社区环境以及社区其他成员评价较高，有较好的满意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多数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较强。项溅在其《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一文中指出：“社区是整体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大社会’的结构转化到人们行为之间的桥梁。”他认为社区并不是作为“历史残留”在逐渐消失，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和这个趋势结合在一起，城市社区在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并没有消亡，而是在转变，并成为我们今天社会变迁的工具和载体。潘允康和关颖在《社区归属感与社区满意度》一文中，对天津城市居民的社区满意度和社区归属感进行抽样调查和研究分析后发现：“现代化、工业化从根本上说不会削弱人们的社区意识和归属感，恰恰相反，构成社区质量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环境、教育、能源等因素的状况及其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区意识和归属感。”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传统社会感情色彩的人际关系，却大大强化了以业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丘海雄在论文《社区归属感——香港与广州的个案研究》中通过对香港和广州两地社区的比较研究指出，工业化、城市化并非是使社区生活趋于解体的必然因素，相反，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社区归属感也较强。丁元竹在其著作《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也指出：“从实际应用上说，中国的社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互动，以至文化传统等等，起码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具有社区的特点。”

以上观点都认为，现代社区意识同以前相比并没有出现减弱的现象，一些传统社区在回应大社会一体化的进程时，其地方或社区共同体的特点和力量不但存在，有时甚至比以往还要更为明显、更为强大，并呈现增强状态。

2.社区意识消极观

岑颖、凌文铨和方俐洛在《城市居民社区意识调查》一文中，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社区意识淡薄，对社区的关心、认同、归属、依赖等心理感觉和价值取向明显偏低。主要原因在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居民和政府两方面都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差，个人依赖单位实现自己的一切，与社区基本是绝缘的，社区里的单位也由于本身已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对社区发展也就缺乏强烈的需求和关注的欲望。

黄玉捷在《社区整合：社会整合的重要方面》一文中认为，“今天的中国城市面临着一个世界性问题，那就是城市居民关系冷漠”。她指出，由于城市居民居住格局的改变、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过重等原因，“居民之间极少走动，也极少联系，人际交往空洞、表面、短暂”，“给人一种表面热情而实际冷漠的印象”。

共青团上海市闸北区委员会在《一项关于青年社区意识的调研报告》中，对上海闸北区社区14～35岁青年社区意识的调查发现，青年的社区意识不强，社区应该创造宽松的环境引导青年参与社区管理，在可塑期内的青年如果有好的引导，对今后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张志浩在《关于社区建设若干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中指出，现代社区应体现成员联结在一起的力量，即所谓的“缘引力”。但由于事不关己，少管闲事的价值观念的盛行，社区成员之间又缺乏沟通的客观环境，以及社区行政力过于强大等原因，使得社区成员并不对社区寄予厚望，同时也缺乏对社区的责任感。因此，在社区能够为社区成员普遍认同，并能够直接影响其切身的重大利益的“缘”尚有待培育，社区的“缘引力”尚处于十分幼弱的状态。

冯媛媛在《从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情况看我国城市社区发展——基于885份问卷的调查与研究》一文中，通过885份问卷的调查发现，城市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比较薄弱，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居民对于社区的管理意识和参与意识两个方面。原因在于很多社区居民还是没有完全从“单位人”过渡到“社会人”，对社区这个群体的认识不到位，归属感不强，觉得社区只是自己的一个居住地，社区的活动、社区的管理、社区的发展与自己无关，还没有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同社区的生存与发展联系起来，所以显得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行动匮乏。

王思斌在《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一文中指出，社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主要表现为“不同社区成员差异乃至冲突和现代化对社区意识的摧残”。他认为“现代化是一切社区的力量，它以经济理性和社会流动的力量冲击传统社会中普遍体验的意识和情感性联系，并造成颠覆性后果。我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初步化进程中，对社区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私人领域的强化都给社区建设带来严重的挑战”。

以上观点都认为，现代居民社区意识薄弱，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研究给予社区建设以启发，我们不仅希望能改善社区环境，使居民之间的关系不再冷漠，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更重要的是能塑造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关注感，对社区的自觉自愿的参与感。

二、居民社区意识的影响因素

1.人口学变量对社区意识的影响

美国学者卡萨达和贾诺威茨提出社区归属感的系统模式，强调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的数据，如：个人在社区居住时间、社会地位、亲友关系等。海德尔格测量了居民的地方依恋，结果表明，依恋程度随年龄和性别而变化。麦克安德鲁研究认为，居民的地方依附程度因人而异，和一个人的居住时间、年龄、性别、收入高低、社会阶层、种族等多种因素有关。一般地，居住时间越长、年龄越大、收入越低的少数民族人群对自己的社区的依附感越强。瑞格认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其在这个社区居住的时间长短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人们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越长，对这个地方的感情往往就越深，二者呈正相关关系。高迪指出，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具有社区归属感，因为“较高的社会地位使居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社会关系。这种具有正面意义的选择，可以扩大人们在社会心理上的优越感，从而增加社区情感”。

国内学者也借助卡萨达的系统模型，研究了国内社区情感的影响因素。丘海雄对广州居民和香港居民社区归属感的研究发现，影响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主要人口学因素是居住年限、人际关系。孙柏瑛等对北京居民的调查发现，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居住年限、职业性质是影响居民社区意识的主要人口学变量。岑颖和凌文铨与方俐洛的研究发现，影响社区意识的因素主要包括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月收入和婚姻状况。年龄在“50岁以上”的居民比“29岁以下”的居民更认同社区；“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比“高等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明显更愿意参与社区活动；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居民社区意识比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居民”社区意识更加淡薄，社区认同感较差；“已婚居民”比“未婚居民”更愿意参加社区工作，有更强的社区意识；“有小孩的居民”比“没有小孩的居民”更愿意参加社区活动，具有更高的社区意识。林瑞钦等的研究结果发现，社区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皆会显著地影响其社区意识。大致上，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年纪较大、居住社区时间较长、收入较低者有较强的社区意识。

2.社区的环境和背景对社区意识的影响

克拉克探讨了利益相关者是如何看待自然景观在社区感中的作用的。研究表明，自然景观是利益相关者的社区认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常访问周边的公共自然区，并把这些地方作为他们居住在这里的重要原因的利益相关者对社区的物质和自然景观比对社会文化要素更有认同感。实际上强调了社区客观环境对社区情感的影响作用。

黄琳则认为从社区参与、社区文化、社区组织三方面培育和增强青年的社区归属感，以促进社区与青年互动和协调发展。张汪耀等以上海虹口区为例，对社区意识（居委会的依赖程度）与住宅类型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简屋与旧里、新里和花园住宅（主要在老城区）居民对居委会的依赖程度较大，新工房的居民次之，高层住宅居民依赖程度较小。雷洁琼、王思斌等2001年的北京市基层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研究中专门区分了不同社区类型的社区意识，包括城乡区、家属区、新居区和老居区。单菁菁认为社区质量和社区进步是形成人们社区满意度的根本原因，也是促进社区归属感的最终力量。社区质量决定了居民在社区内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又决定着他们在社区的满足感和满意程度，而满意度又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社区归属感。潘允康、关颖对天津城市居民进行的调查研究认为，社区归属感主要来自于社区满足感，是由社区满足感来决定的。孙柏瑛等对北京居民的调查发现，对社区基础设施和社区环境的满意度会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和社区归属感。刘雯雯对常青花园的居民调查分析认为，人际关系、社区满足感、社区参与程度等因素对社区归属感具有较大的影响。

3.个体心理特征对社区意识的影响

Lounsbury等2003年的研究发现，社区感与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宜人性、道德感和神经质因素之间具有很高的正相关。在中学生样本中，外向性、宜人性、道德感和神经质这四个人格因素能解释社区感总变异的25%；在大学生样本中，这四个因素解释了社区感总变异的21%，这些数据说明，人格特征可有效地预测个体的社区感水平。Davidson和Cotter1993年在研究中发现，居民社区意识的高低和下列因素密不可分：居民归属感、个人可感受性、影响他人或受他人影响的能力、对公共事务或需求的共识、情感联系程度。Farrell等2004年的研究证实，社区感与个体的健康状况存在较高相关。Wilson和Baldassare1996年在一项以洛杉矶Orange County为例的研究中发现，居民社区接触广泛、活动参与频繁、拥有适度的隐私权及个人空间、对居住满意程度高为增进社区意识的主要因素。林瑞钦等就个人社区意识与自尊或自我重视感的关系加以探究，结果发现社区居民的一般性自我重视感与“社区参与”没有显著相关以外，与社区亲和、关怀、社区认同、社区意识总分之间有极显著的相关，其相关系数介于0.22和0.32之间。

4.社会因素对社区意识的影响

汪雁、风笑天、朱玲怡认为，在影响三峡移民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中，移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作用最为显著；其次是移民政策落实情况。为此，拓展移民的经济发展之路，提高其对安置区经济发展的信心，同时完善移民政策落实情况，是提高移民对安置区归属感的应有举措。杨寅等人以深化基层公共行政改革、加强社区社团建设、重新定位企事业单位的社区功能、提高公民道德意识等角度研究了促进和提升社区意识的举措，其实质是在社会层面上探讨和研究社区意识的影响因素问题，而杨寅选择更多的是侧重于管理体制的因素。王亮从我国社区的发展条件、社区的功能、社区居民的文化环境的角度分析了影响社区归属感的因素，认为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是提高社区归属感的可能对策。郭志巧对社区归属感缺位进行了深层分析，认为单位制的解体、社区建设的误区、传统互动文化的影响、现代性的侵蚀等影响了归属感的发展。闵学勤的研究也专门提到了社区的组织结构等组织因素，认为社区意识不是一个常态的感知，它因受到时间推移和内外主观因素变化的作用而消长。

总之，在社区意识影响因素中，最为普遍的是人口统计学变量。国内外学者以系统模式为基础，研究了影响居民社区意识的人口学因素，并且国内国外实证研究的结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说明影响居民社区情感的因素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社区自然和文化环境、宏观社会因素等方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有交叉有重叠，尤其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因素还没有被研究者涉及到，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证实。

三、大学生社区意识的影响作用

首先，学生的机体变量不同，对学校的社区意识不同。如不同年级、不同性别、不同家庭背景和学生类型等方面存在社区意识的差异。从现有的观察角度而言，学生随着年级的增高，参加学校活动频数和时间强度增加，自然而然产生较强的学校社区意识，这一点与居民社区意识的提高是一致的。除此之外，非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的社区意识可能也不同，非独生子女相对而言，人际交往范围广，参与活动机会多，更容易形成较强的学校社区意识。已有研究也发现，性别也是影响学校社区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Booker在调查同伴在班级社区建立中的作用时发现，女生的社区感要高于男生。当然，除了个体机体变量的作用外，更主要的是在于大学生参与学校活动的积极心向和态度。

其次，大学生社区意识的影响作用。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社区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强社区意识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学生人际交往数量的增加、获得信息的途径和方式增多、掌握更多的信息便于人际沟通与交流；间接的后果就是通过人际沟通与交流，增强人际信任、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强与他人合作的愿望以及增加对学校的认同与满意。Battistich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社区意识与更高的幸福水平、社会技能、内在动机、自尊、学业自我效能以及对学术的兴趣有关。Bateman研究发现，社区感与学生的社会交往技能、解决问题能力、学习能力、学业兴趣与学业成绩之间有着积极的、重要的联系。Deneui调查了大一新生学校社区意识的状况，发现在校内居住学生、积极参与学校活动的学生比在校外居住、很少参加校园活动的学生具有更强的学校社区意识。

综上，较高的学校社区意识，一方面会促进大学生自我发展，提高大学生的学业成绩、增强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人际交往的能力，为大学生走入社会后的工作铺垫了基础；另一方面会增强大学生的学校满意感和认同感，尤其对学校认同和满意的大学生更能体验到被接纳和被重视的心理感受，学习积极性增强，更积极而且更愿意忠于学校，在良好的学校环境中发展自我与展示自我。

四、社区意识的测量

国内外学者通常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研究社区意识的结构并进行社区意识的测量，一种是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获得社区意识的结构然后进行测量；另一种是通过发展理论的方法，通过质性分析社区意识的结构然后依据分析的结果与项目进行测量。相比较而言，因素分析的方法由于考虑问卷设计的结构效度与理论构想效度，使用频率相对比较高，而质性研究尽管没有考虑问卷的结构，但有丰富的理论依据，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具体而言，通过这两种方法获得了许多量表，对社区意识的状况进行了测量，主要包括：

1.社区感量表

Doolittle和MacDonald最早编制了社区感量表（SCS），该量表共含40个项目，包含了5个因素：与邻里的非正式互动、安全、早期城市性、邻里喜欢程度和参与邻里公共事务的热忱程度，并且以这5个因素来区分社区或邻里的沟通行为与态度并将社区感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

2.学校社区意识量表

我国学者林世英利用日本中村调查问卷及因素分析的方法，获得15个因素的社区感结构，这15个因素分别是：社区居民对社区的意见、对社区的关心和交流、对社区行政的态度、对社区建设的意识、居住的意愿、对社区交通问题的意识、社区居民的公平和自由意识、对社区公害对策的意识、对社区福利的意识、对社区祭礼的意识、对社区未来展望的意识、对社区选举的意识、对社区义务教育的意识、对社区发展的预想和居民骄傲的意识以及对社区邻里关系的意识。

3.社区意识量表

我国台湾学者林瑞钦（1993）等从社会认知心理观出发，针对台湾都市社区编制了由28个项目构成的社区意识量表，量表采用4级计分。因素分析后得到了四个因素：社区亲和、社区关怀、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四个要素。宋念谦（1997）在研究国外社区意识文献的基础上，采用36个问题探讨了都市居民的社区意识，假设社区意识由社会、认知及情感三大因素组成，据此将居民社区意识分成社会联系、环境认知和情感联结三大因素。牟丽霞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我国城市居民社区感的三要素模型，这三个要素是集体认同、相互依恋和传承倾向。集体认同指社区成员对集体取向价值观的认可与接纳；相互依恋指社区成员对彼此交流、共同合作及相互影响的情感体验；传承倾向指社区成员对社区延续、发展与繁荣的期待心理及准备状态。(www.xing528.com)

4.社区感指数量表

在测量社区感的使用工具中，社区感指数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工具。Chavis等人1984年到1985年两年期间编制了包含46个项目的社区感指数轮廓（Sense of Community Profile，简称SCP），SCP是社区感指数的初始形态。而后，Chavis以及同事在1990年编制了简明版的社区感指数（SCI）量表，该量表有12个项目，均为是非题。2003年，Long和Perkins修订了SCI，项目缩至8个，并重新对量表作出了命名，修订后的量表被命名为简明社区感指数（Brief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简称BSCl）。BSCI包含社会联系、彼此关注和社区价值3个因素。一年后，Obst和White也对SCI进行了修订，选取来自邻里、学生和兴趣小组社区的219名被试，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最终形成10项目的社区感指数修订（Sense of Community Index-Revised，简称SCI-R）。该量表的年龄适用范围在17～62岁之间，而且使用的人群广泛，包括学校、街道、兴趣小组、宗教团体等不同人群。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结果表明，量表的结构拟合指数良好。

以上这些量表其理论基础均来源于McMillan和Chavis于1986年提出的“四要素模型”，即：成员资格、影响力、需要的整合与满足、情感联结四个因素。其中，成员资格主要测量情感安全和归属感，影响力主要测量团体成员的相互作用和内聚力，需要的整合与满足主要测量共同的价值观和个体需要的满足程度，情感联结主要测量社区成员的互助精神和彼此相处的情感状态。

5.心理家庭量表

1998年，Sigmon等人在美国心理学会年会上第一次介绍了心理家庭量表。心理家庭量表由三种心理过程和两种人格特质组成。这三种心理过程包括认知（自我与环境关系、家庭的意义等的认知）、情感（安全感、温暖感）以及行为（建设、维持、个性化等）。两种人格特质包括表现（投入时间、重建家园等）和职责（责任、心理幸福感等）。经过信效度检验，最初40个项目的心理家庭量表缩减至8个项目，侧重反映了人格特质中的“表现”和“职责”这两个成分。该量表适用于大学生和其他成年社区群体。

6.社会资本量表

社会资本量表由Perkins和Long于2002年编制。这是一个组合测验，分别由简明社区感指数（BSCI）、集体效能量表（Collective Efficacy Scale，简称CFS）、公民参与量表（Citizen Participation Scale，简称CPS）和邻里行为量表（Neighboring Behavior Scale，简称NBS）四个分量表组成，主要测量社区感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在简明社区感指数的8个题目中，含有社会联系、彼此关心和社区价值3个维度；邻里行为量表由5个题目组成；集体效能量表由6个题目组成；公民参与量表由8个题目组成。按照Perkins和Long的解释，社区感作为一种认知和情感变量，是公民参与和邻里交往等社会行为的催化剂；社区感又通过公民参与和邻里行为的中介作用，对集体效能产生影响。因此，在考察社会资本的诸要素中，社区感处于核心地位，是衡量社区生活质量的一个可靠指标。

7.课堂与学校社区调查表

2004年，Rovai等为了解远程教育学生与在校就读学生社区感的差异，选取了341名大中学生被试，编制了课堂与学校社区调查表（the Classroom and School Community Inventory，简称CSCI）。修订后的CSCI由20道题目组成，含课堂社区和学校社区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由10道题目组成，课堂社区与学生对学习者角色的心理感受有关，学校社区与学生对校园交往的心理感受有关。量表适用于传统和远程教育环境，得分越高，说明社区感越强。研究表明CSCI可以运用于教育研究中，而且它的表面效度、内容效度、重测效度、结构效度均相当稳定。

8.学校内部社区感量表

台湾学者林瑞钦等人针对台湾都市社区编成了由28个项目构成的、4级计分的社区意识量表。量表由社区亲和、社区关怀、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四个要素构成。刘宝银在学校情境下对该量表进行了修改，修改成适合学生填答的语句，并进行信效度分析，最终形成了学校内部社区感量表，修改后的量表为Likert4点计分，包含学校关怀、学校认同、学校参与以及学校亲和四个因素，以此作为测量学校社区感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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