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壮大与贵族对立的可能性

欧洲各地的贵族和资产者在一个问题上没有分歧，那就是他们都认为无产者天生只配从事体力劳动，因而无产者的文明水平必定低人一等。宗教感情历来倾向对穷人应该以慈悲为怀，何况为谨慎起见，对穷人也不宜逼迫过甚。如今，由于生活条件的优裕，人们更乐于做些善事；哲学家又在慈善中加进了社会义务的概念。然而，在英国的清教徒资产者看来，贫困作为罪获天谴的表现，同上帝选民的富裕恰成鲜明对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大陆的发展，所谓穷是对懒和恶的惩罚这种说法广泛地传播开了。总之，在统治阶级内部，对穷人的厌恶和蔑视占着统治地位，人人都对穷人单独干坏事和对“群氓”集体闹事深感恐惧。

除开人数众多的仆役以外，无产阶级的队伍无论在农村或在城市都日渐壮大。从事一般农活、脱粒、造林护林、运输、采矿、乡村手工业的雇佣工人远比今天要多。零工的景况最差，一遇恶劣天气便陷于失业。城市无产者十分分散，多数铺主自己参加劳动或只雇一二名帮工。大部分没有专门技艺的小工保留着农村的习惯，农忙时便离开工场；他们并不集中在某些居民区或大企业。工人只有行帮习气，却还没有阶级意识。在法国，他们同手工业者没有明显的区别，二者在大革命初期采取了一致行动。假如工业资本主义的高涨和无产阶级反对派的形成在1789年以前已经出现，法国资产阶级是否还会同贵族决裂，这恐怕就很值得怀疑了。

经济发展使饥荒不再发生，这对无产阶级当然是有利的，但人口增长却使失业蔓延，阻碍了工资跟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在1730至1789年间的法国，工资至多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而粮价却上涨了百分之六十。根据经济学家的解释，工人的工资理所当然地不能超过工人养家活口的最低标准：杜尔哥为此提出了工资的“铁的规律”。然而，工人不断用抵制和罢工相对抗，有时甚至破坏机器和使用暴力。在某些行业，抵抗是有组织的。英国的纺织业在十八世纪甚至出现了工会。工会援引“劳工法案”，要求核定工资限额。法国的“帮工会”在建筑等行业势力很大，规定会员必须“周游法国”，并根据约定的暗号与沿途城市保持联络。但是，这些行帮团体往往互相忌妒，甚至发展到流血斗殴的程度。此外，工人还成立了互助团体，这对罢工工人是有力的支持。然而，如同在英国一样，许多工人要求当局进行干预。当局有时为社会秩序考虑也主动出面调解；但当局在原则上总是站在工人的对立面。各种集体反抗的形式，即所谓“同盟”，以及帮工会或工会，都被国家所禁止和遭到教会的谴责。(www.xing528.com)

法国五分之一的居民是贫民，每当经济危机发生时，贫民的人数更大大增加。此外，社会救济显然不够。在英国，教区名义上应把济贫税用于养活贫民。尼德兰也是如此。在大陆各国，一部分什一税理应供济贫之需。实际上，孤老病残者不能保证得到救济，失业工人就更谈不上了。因此，乞丐遍布各地，即使收容也无从消灭。到处流浪的乞丐进一步转化为成群抢劫；此外，还滋生了一些无业游民，他们躲过国内税卡从事走私。只要出现一次歉收，工业危机必定随之而来，生活变得更加困难，甚至手工业者、分成制佃户和自耕农也被迫出门乞讨。对“强盗”的恐惧极其普遍。统治阶级和当局开设了一些慈善工场和布施了一些食物，竭力想安抚穷人。但他们所关心的主要还是提防饥民群起暴乱和抢劫。这种担忧很容易造成畏惧和恐慌心理，大小资产阶级全都胆战心惊。这种恐惧心理成了第三等级内部不团结的根源，同时也阻碍了革命思想向国外的传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