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国历史大事解析

1960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前，在9月12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确定的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的议程是：（1）反修正主义；（2）政治思想工作；（3）我军的编组和装备规划。而最主要的是讨论政治工作。9月13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传达了林彪的讲话。

9月14日，会议正式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常委陈毅、叶剑英等。总参谋长罗瑞卿作关于组织编制和装备问题的说明。10月20日，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包括总纲和14个专题。其14个专题是：（1）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2）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发扬三大民主；（3）大兴三八作风；（4）开展兴无灭资斗争，反对不良倾向；（5）思想工作要着重抓活的思想；（6）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7）加强青年工作；（8）政治指导员的首要任务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9）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10）大力加强军事技术、业务和科学研究中的政治思想工作；（11）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做好民兵工作；（12）加强党委对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13）改进政治机关的工作方法；（14）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

由于会前作过一些部队调查，同时对建国11年来部队政治工作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由于大多数元帅及高级将领极力坚持，也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此时尚未充分发展，虽然有林彪的错误主张扭偏了政治工作的方向，但《决议》仍然有许多正确的内容，其主要表现在：（1）指出“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也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决议》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此时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向临战状态转变，军队建设尚未从根本上脱离1954年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所确定的总方针和总任务。（2）充分肯定《古田会议决议》，认为它奠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它所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是永远有价值的。《决议》在谭政受到围攻和批判的情况下，仍肯定了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认为报告“全面总结了我军的政治工作的经验”。同时也肯定“建国11年来，我军的政治工作是前进了，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这三个肯定，使军队政治工作没有急转直下走向全面失误。（3）强调各级党委是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制度。《决议》要求党委必须以主要精力抓方针、政策问题，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对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4）提出在加强军队革命化建设的同时，必须积极地提高全军的技术业务水平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质量，加强现代化。指出在坚强的政治基础上加上现代化：解放军就将无敌于天下。在解放军已由单一兵种发展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技术装备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必须大力加强军事技术、业务和科学研究中的政治工作，充分发挥人在掌握技术中的主观能动性，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5）阐明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路线。《决议》要求政治工作必须扎根于连队，指出加强连队工作的根本问题，是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www.xing528.com)

也正因为林彪错误的重大影响，《决议》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原则的错误，主要是：（1）肯定和宣扬林彪提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四个第一”，即：武器和人的关系，人的因素第一；军队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活的思想第一。显然这是一种“精神万能论”的唯心主义的观点。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把政治、政治思想工作抬到凌驾一切之上的地位。否定了“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的建军方针，造成军政对立，用政治工作淡化、冲击和打击军事工作，忽视军队组织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把我军政治思想工作和我军建设引入“左”的歧途。（2）《决议》违反党的“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的规定，突出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混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言行的界限和区别。《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林彪又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认为提倡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是一种糊涂观念”，从而取消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取消了对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成果的学习，更拒绝学习当代资产阶级的科学知识和军事思想，而走向自我封闭状态。即使是学习毛泽东著作，按照林彪规定的“少而精”、“短而少”的原则和“背警句”的方法，也只须读几篇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公然提倡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3）《决议》对国内政治形势分析和对我军政治思想工作任务作了“左”的规定。《决议》指出：“在国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主要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农村中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仍然存在，要解决这些矛盾，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必然在我军内部不断地反映出来。”《决议》认为，军内“存在着严重的不良倾向”，而主要的不良倾向是“政治上右倾”，是“有些人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持怀疑和抵触的态度”。进而把反右倾确定为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要求全军“必须坚决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反对一切不良倾向”。斗争的方式，可以是“广泛地又是灵活地运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方法”。这“五大”正是在“反右倾”和反右斗争中被创造出来并得到广泛运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方法。“五大”被运用于军队政治工作之中，运用于“兴无灭资”的思想大革命之中，使“左”的一套强行贯彻，使正确意见被打击压制或冠以种种罪名，整个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只能沿着“左”的错误方向越走越远。

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在正式开始后，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谭政和总政治部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开展了反对所谓“谭政反党宗派集团”的斗争。林彪所为是挟嫌报复，蓄意整人，以便控制总政大权。林彪上台伊始，便利用党内、军内日盛一日的“左”的政治气候，大搞“反彭黄、反右倾”，大讲“政治挂帅、政治建军”，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同时，林彪施展贬低马列主义的手法，别有用心地进一步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认为：学马列主义“不一定都要读他们的原著”，他们的著作有很多，是低级的；而毛泽东著作是高级的，学毛著“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只要“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可以“一本万利”。林彪的这些观点和做法，受到了党内、军内一些同志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不同程度的抵制。谭政提出继续加强系统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讨论拟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三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大纲，并规定为全军院校和部队干部的必修课，按教学大纲统一组织实施，这些遭到林彪的忌恨。这时，林彪又别出心裁地将毛泽东1939年给抗大的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改了几个字，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捏在-一起，起名为“三八作风”。谭政对提倡这三句话、八个字是赞成的，但对林彪这样概括则不很赞同，他用商量的口吻说：“这样提好不好?还有三八妇女节，会不会引起误解?”叫“三八作风”是不是合适，并且要求报纸宣传避开“三八”两个字，只用优良传统的提法。谭政是军队政治工作的著名权威，他出面抵制林彪的主张，影响很大，自然又惹怒了林彪。林彪为了打击异己，排除“阻力”，控制总政治部，企图搞垮谭政的一场斗争就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展开了。

林彪对谭政罗列罪名反复围攻。指责谭政“在彭、黄把持军委工作时期”，“对于彭、黄的错误路线，不抵制、不斗争，长期‘和平共处’；在反对彭、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旗帜又不鲜明”；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许多重要指示，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在政治上、组织纪律上都是不能允许的”，谭政对政治工作方向上发生“严重偏差，…‘负有主要的政治责任”。并说谭政在总政内“有个圈圈”。据此，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在随后召开的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诬陷谭政等“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而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实质上就是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1961年1月20日，经中央批准，撤销谭政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职务，并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此外，总政还有几位负责同志受到处分。这样，林彪达到了排除异己，全面把持军队领导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