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史学成就：超越传统，揭示本质

我已经指出了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史学超越在此之前史学反思的主要传统而代表的那种进步性质，并且意识到了这种史学眼光的缺陷或局限性，下面我将阐述启蒙运动史学成就的具体内容。17世纪历史学首先将历史领域理解成一种相互竞争的力量造成的混乱局面，史学家在其中不得不进行选择，并且为他所服务的某人或某些人撰述历史。17世纪的忏悔式史学与传教士和征服者的种族史学这两种情况正是如此。这种本质上分裂的史学以后被两种史学替代了，其中之一便是博学家的传统，它从一种追求完全客观性的欲望中发展而来，结果创造了解释和表现的年代纪模式，这种模式的特征就在于次序的概念，而统一仅仅是时间中的连续或继承。莱布尼茨在《单子论》以及其中阐述的连续性学说中，隐含了为这种历史写作模式所做的辩护，它本质上和哲人们关于社会实在的概念对立，后者认为社会实在内在分裂，像原子一样彼此对立，与之相比莱布尼茨自己那种对立面本质上和谐的学说因其“唯心”而显得有些幼稚。本质上分裂的史学的另一种反动是纯粹美学方面的，潇洒风格的史学家是其代表。纵使他们确实表现出一种超越党派历史的愿望，他们却感觉到，只有否认历史学工作是更为普遍地探索着激励该时代科学和哲学思想的“真理”过程中的一部分，才能实现这一愿望。

所有这些史学规范的替代方式是认识历史的反讽模式，它由哲人们发展而来，一开始就致力于客观性与超然物外，并且，至少是默默地承认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哲人们受到源于（牛顿）物理学的理性主义观念支配，于是将历史领域当作一种因果关系的场合来研究，研究中的原因一般被看成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力量，结果则一般认为一方面是得到启蒙的人，另一方面是迷信的或无知的人。

这一系统的“词汇”要素是作为个体或集体的人，他在“语法”上可划归迷信或非理性价值的携带者和启蒙或理性价值的携带者这一主要范畴。将这两类历史现象连结在一起的关系的“句法”是对立面之间不间断的冲突；这种冲突（在语义学上）的意义不过是后者超越前者或前者克服后者的胜利。但是，无论是反思这个时代而提供的证据，抑或思考历史得来的证据，都不可能真正地最终确定或否定这种关于历史意义的观念。假定用研究首先设想的术语来表示，结果就是，启蒙运动主要传统的史学思想，日益从其最初对世界的转喻式理解返回到其证据要求的反讽式理解中。因为，如果我一开始就将人类历史的领域理解成由因果关系主导的事件领域，那么，我最终必定要将该领域内的某物、某人、某种制度、某种价值或观念看成不过是某些偶然联系中的一个“结果”，即看成一种偶然的（因而是被决定的）实在，并因而视为本质上是非理性的。

面对这种必然性，启蒙思想就像上一个世纪的史学思想那样，不得不倾向于思考作为一种艺术的历史写作。但是，既然启蒙思想家的艺术概念是新古典式的，即艺术以科学那样的方式，在其对世界的理解之中心确立了因果关系和规律，那么，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就像同时期的文学普遍所做的那样，被迫趋向一种纯粹讽刺式的表现模式。这个时代不会产生伟大的悲剧史学，就如同它没有产生伟大的悲剧文学。这是因为其中缺少那种信仰英雄式悲剧性缺陷的基础，这种缺陷被认为是一种过度的美德。既然所有的结果都不得不假定有着产生它们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那么，存在悖论的观念作为一种实际存在而非仅仅思考中的辩证矛盾，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或艺术家很难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时代产生了喜剧，甚至于莫里哀的作品，都倾向于新式的而非旧式的典雅喜剧；它与米南德的滑稽剧同类，不像阿里斯托芬式的高度拟态而严肃的喜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是以接受悲剧的真实性为基础，它并不像米南德和莫里哀的喜剧那样意图抛弃或贬损这些真实性。

魏尔伦曾经评论说，雷诺兹和根兹伯罗所画的美女像仿佛是不相信自己幸福的女神。这句话或许也可用来形容启蒙时代的作家、史学家和哲学家，但这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幸福，而是因为他们无法相信自己能成为神，抑或是英雄。对他们来说，有关历史的喜剧式或悲剧式想象都不可能，于是他们退回到对自己居住的世界以及世界的构成过程进行讽刺的和反讽的表现中来。然而，不应把这当作是他们的一种不光彩的选择。他们将世界预构成一个分割的领域，即原因在一边，结果在另一边，不可能再有统一。有了这种未加批判的决定之后，他们逐渐因为现实而放弃了理想。这种现实面向他们展现为一种理性和非理性的不可还原的混合物，一种被玷染的美，并且最终展现为一种既不可理解亦无法避免的黯淡命运。

现在，我可以大体描述一下启蒙运动史学思想的普遍特征。大致说来，我觉得是以转喻模式或因果关系模式确立起一种历史意识范式，在其中运用隐喻式识别法（在历史领域中为对象命名）和根据种属来表现个体特征的提喻式描述法，结果产生的意义的确切内涵最终是反讽性的。既然如此，我可以说，反讽式理解正是对某个未经批判而领会并因此在转喻模式中得到解释的领域，进行隐喻式或提喻式研究的成果。以此为标准，就可能产生一种概念化：把历史当作因果关系领域进行研究的人在语言行为自身的逻辑下，不得不以反讽性语言来理解该领域。

这意味着启蒙运动的史学思想在其解释模式方面，已经从规则性理解转向了类型学式的理解，即它为历史理解提供的最好方式是一种人性“类型”的演替，其内容趋向于分解成积极的或消极的类别，在这里，即分别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类别。表现模式肇始于对历史领域进行史诗般预构，即将历史领域领悟成理性与非理性力量之间的伟大斗争。这是一种由希望激励着的斗争，即：历史将展示英雄的力量如何战胜阻碍，这些阻碍是总体上引导着这一过程的张力所需要的。但是，史学家很快开始认识到，一旦历史成为一种超人的竞争，冲突之中有些东西必然会完全失去或得到。这并非只要简单地在该领域的竞争中重新部署力量，简而言之，生命和历史都不是游戏。这反过来导致探究整个历史过程可能向研究者呈现什么喜剧或悲剧意义。然而，人们最终认识到，历史事件的喜剧式表现只有像杜尔哥和孔多塞尝试做的那样，在教条的依据上持续；而不能像培尔和伏尔泰希望的那样，在经验的基础上持续。

这种理解的结果便是促使人们去思索对历史过程进行悲剧式情节化的可行性。然而，它一开始就受到了人性不过是因果决定领域这一概念的损害。这种概念使历史主角的每一种潜在的悲剧性缺陷都成了一种真正的堕落，而不是一种由于过度而转变成了罪恶的美德。结果就如该时代的哲学和文学感受那样，史学思想被带入了讽刺的模式，即反讽采用的“虚构”形式。(www.xing528.com)

讽刺能够用于保守主义抑或自由主义的目的（在此，我转入意识形态蕴涵的领域），这要看讽刺的对象是一种现存的力量还是新兴的社会力量。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提出的史学思想本来能够用于自由主义的或是保守主义的目的，但这两种效果并不理想。这是因为在其反讽之中，它承认自己确立的特定真理都不明确，根本没有宣示普遍的真理，惟有物极必反这一条，即事物越是变化，它就越没有变化。最终，对哲人们而言，在这个时代出现的民主势力看上去就像他们最初反对的贵族势力和特权一样，是应受谴责的，也是具有威胁性的。因为，在他们阐释现实的途径中，他们无法相信任何事物——如社会、文化或他们自身，具有真正转换的可能性。

康德决定将历史理解当作一种具有明显道德意味的虚构，这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反讽倾向成为一种主观意识。并且，正如在康德哲学中那样，他对科学的反讽式辩护为唯心论铺平了道路，而他对史学思想的反讽式分析也为莱布尼茨教导的那种关于现实的有机论概念的复活铺平了道路。康德讨厌费希特那种唯心论——那是他自己的体系的一种怪异的发展，因为它把科学视作不过是主观意志的投射。至于赫尔德的有机论，它复活了莱布尼茨的连续性学说，并将之转变成一种新历史哲学的基石。令康德不快之处在于，它将变化和转换说成是生活的真正基础，而其性质现如今要求人们甚至不用再提历史是否正在进步的问题。

我稍后将要考察的尼采的作品《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是以反讽方式研究历史知识的另一个实例。这本著作在可称为“现世向往”的主导形式的基础之上区分了三种历史感受——好古的、纪念的和批判的，并据此描述了它们各自的特征。尼采说，好古性历史赋予任何古代事物一种绝对价值，只因为它是古老的，并且满足了人们认为自己与过去有关联，以及要表现其虔敬之心等等舍此无法生活的感情之需。相比之下，纪念史探索的并非古老的事物，而是显然伟大的、英雄般的事物，并以它当作人们转变或改造其世界的创造性力量的典范；因而，它是面向未来的，并且摧毁了好古者的虔诚与对现实实践的关怀。另一方面，批判性历史则评判继承而来的虔敬之心和有关未来的乌托邦梦想，使之满足于现时的情感与愿望，并且为那种创造性的遗忘准备道路，以培养“遗忘”的才能，而缺少这种才能，在现时中根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行动。

在18世纪，所有这三种类型的历史作品都有其代表，但是，发扬纪念性的历史，即为英雄写作历史的那种形式最为薄弱。历史作为英雄的故事这种观念，以及历史过程作为“无数传记之精华”的观念就像后来卡莱尔认识到的，它们都是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时代的特殊成就。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东西绝非如此，因为启蒙运动对个人的确没有多大信心。对于人类它有信心，而对个人则没有。其中的原因在于启蒙思想家看待其自身写作历史这些努力的视角，而无论是以好古的、纪念的还是批判的形式写作历史。

启蒙思想家根据尼采自己试图提倡的第四层意识开始研究历史，这是一种元史学的意识，即一种反讽意识，它关涉的是自然在每一项人类行为中设定的局限性，以及人类有限性在思想抑或想象中理解世界的每一次努力上设定的限制。然而，他们没有充分提升到这种意识层面。他们不相信自己具有梦想的巨大力量，即他们反讽性自我意识本应释放出来的力量。在他们看来，想象对理性来说是一种威胁，它只能在最严格的理性限制之下才能在现实中得到发展。

启蒙思想家与尼采之间的不同在于，尼采知道其反讽性认识具有“虚构的”性质，并用他自己的梦幻式力量来抵消它。其方式是运用“非历史的”立场，这样，他能够考察史学家以好古的、纪念的和批判的术语来“弄明白”历史过程的意义而做出的努力，并且以此立场作为上升到“超历史”立场的基础。在此“超历史”立场之上将诞生新的、为着生命而非死亡的历史“神话”。

与之相比，启蒙思想家从未完全意识到，他们自己对历史反思的“虚构”性质具有的反讽式理解中包含着创造性的可能。这是他们无法理解很早以前的神话、传说和寓言中存在着事实的“虚构”表现的原因之一。他们没有看到，虚构故事可能是那些无法完全了解的事实具有的形式，就如同它们也经常可能是没有完全识别的谎言的内容。这样，他们也就从未在那种神话性沉思或诗性沉思中使自己获得过解放。前者在历史过程中被视为神的秘密，赫尔德在其历史哲学中曾为之欢呼；后者在历史中被视为人的秘密，维柯在其“新科学”中曾为之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