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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公到孔子:中国制度和文化奠基

时间:2023-11-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制度与文化的奠基:从周公到孔子在公元前1 000多年,同时在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无疑,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在所谓的“精英文化”中,还是所谓的“民间文化”里,周公和孔子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因为正是他们两人,在后世享受了崇高的地位,并在事实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从周公到孔子:中国制度和文化奠基

◎制度与文化的奠基:从周公孔子

在公元前1 000多年,同时在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

黄仁宇《李理》

关于先秦的历史,黄仁宇先生讲的很少。但是根据黄仁宇先生散见于各处的议论,我们仍可以大致把握黄仁宇先生对此段历史的分析。

无疑,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在所谓的“精英文化”中,还是所谓的“民间文化”里,周公和孔子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因为正是他们两人,在后世享受了崇高的地位,并在事实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带,由于几千年前的时候,这里的土地还相当肥沃,不需要灌溉,也会有收获,所以在当时,即使是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上面耕作。在公元前1000多年,这片土地上同时出现了无数的原始农业部落。将他们进行有系统组织的,正是周朝创业之主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

提到周公,就不能不提到《周礼>,因为传说周公是《周礼》-书的作者,而他的设计,乃是以“礼”为根据。据黄仁宇先生分析,《周礼》很早以前就被人视为伪书。黄先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铜钱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始于东周,比周公迟了好几百年,而《周礼》却已经提到了铸铜钱的衙门。书里还说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有儿千里,此外每500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因根据与王都距离的远近,向中央政府承担大小不等的义务。但实际上,周朝的王都镐京,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从地图上看,并没有可能向周边等距离地拓地5000里。况且,以当时技术的简陋,义怎么能在地图上精密的算出有5000里呢?

《周礼》提到了井田制度,这是秦汉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些学者认为每8家各有土地800亩,是私田,另外还有100亩是公田。又有些学者认为井田制的“井”,是长方形而不是正方形。还有人干脆说井田制整个就是臆测,是没有的事。

面对以“周公”为舆论导向的《周礼》,黄仁宇先生说,如果按他的大历史观对此段公案进行观察,则《周礼》确实有很多地方表现了当时行政的精髓,而它实际的作者是谁反倒无关紧要。至于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观念,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www.xing528.com)

黄仁宇先生曾考察过唐朝均田制度的史料,也看到了宋朝财政的数字,对于明朝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回过头来对井田制进行反思,认为假如井田制是在宽阔的大平原上分割土地,有如切豆腐干一样,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官僚机构肯定会“照章办事”,可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过是将假设的方案按实际情形打折扣:正方形的“井田”摇身一变,成为长方形的模样,甚至自亩土地变成70亩以至于50亩,8家以7家或6家顶着算,也都无不可。理想终归是理想,不是实际的尺度,活人不会被尿憋死,真正实施起来,肯定会发生变形,这是中国历来施政过程的原则。

周朝人之所谓的“礼”,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礼”不同,前者有一种更厂泛的解释。历史上有所谓“礼者理也义履也”的说法,就是说,礼就是道理,也需要实行。两国之间,不管平时关系如何,就算是仇敌,一旦对方发生了饥荒,自己却小气得要命,一粒粮食也不肯拿出来加以救济,就是违反了“礼”,不仅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黄仁宇先生认为,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及日本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所谓宗法制度,是根据血缘远近规定人们关系的一种制度。周天子是全国百姓的“宗主”,“百世不迁”,也就是说,永远都要受到祭祀;各诸侯国相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五世则迁”,就是说,祭祀的时候,只需要供奉五代的先辈即可。但诸侯国相对于卿、大夫而言,又成了“大宗”。如此类推,整个国家就按这样的原则组织起来,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宗法制度是祭祀的基础,对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原则上周王室不直接统治全民,财政收入也是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方式,间接交纳,层层节制,土地当然也不能买卖,通过这个金字塔,整个封建制度也就稳定下来了。由此可见,周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乃是由于他的“井田制”和“宗法制”,并因此而确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

那么孔子呢?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在春秋时代,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个国家独霸一方,各自为政,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办事,也就是说,尽管不一定做每件事都会按照“礼”的原则进行,但总会以道德的名义,披上正义的招牌。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他虽然称赞管仲对当时的政治有贡献,但仍然毫不迟疑地攻击他的日常生活过于讲排场,超过了人臣应有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的时候孔子哭得很伤心,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坚决反对用厚葬的方式以表达哀思。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虽不耻于跟阳货这样的小人打交道,但因为阳货曾经找过他,仅仅是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

另外,黄仁宇先生指出,春秋时代的战争,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就好比参加体育比赛,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要有公认的原则,仍不离开“礼”的约束。根据原则,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不能追击敌人,也有能向敌人的主帅射击,不能故意设下圈套等对方去钻;碰到头发斑白的老人,不能把他当作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很相仿,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交战时间很短,参战的人数也受车数的限制,都是无疑的。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的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表明过去的社会秩序仍有可能恢复。他有时也发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是若有人要问他社会该向何方发展,他肯定会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了东周社会的满腔复古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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