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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出走:中外历史疑案探源!

时间:2023-11-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石达开出走谁之责石达开,太平天国重要领导人之一。可以说,石达开既是首义之王,又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立下赫赫战功。当韦昌辉杀石达开一家时,洪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这样看来,石达开出走的责任完全在于洪秀全等人,而不在于石达开本人。在石达开被逼出走前,有几条路摆在他面前:取而代之、解甲归田、叛变投敌、束手待毙、率军远征。随之出走的将士达20万人,皆是太平天国的精锐。

石达开出走:中外历史疑案探源!

石达开出走谁之责

石达开(1831—1863),太平天国重要领导人之一。1851年1月金田起义爆发,任左军主将,12月在永安被封为翼王、五千岁。1854年督师西征。1855年,与秦日纲、罗大纲等合力击败曾国藩湘军,夺回武昌。1856年6月,与秦日纲一起攻破江南大营。

可以说,石达开既是首义之王,又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立下赫赫战功。但正是这么一员赫赫有名的将领,1857年却从天京带兵20万出走,给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严重的损失,6年后被清军杀害。其出走到底是谁的责任呢?历来史家对此争论不休。

1856年夏,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时,天京事变发生了。这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结果,韦昌辉利用洪、杨矛盾,奉洪秀全密诏杀了杨秀清,又趁机斩杀了杨秀清部众及家属2万人,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

那么,石达开是否参与了这次诛杨密议?这是史家争论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石达开参与了与韦昌辉的密议,其主要依据是《李秀成自述》:“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东王后被北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

而《石达开自述》所写则截然不同:“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达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心疑要杀韦昌辉;达开见机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达开复由安徽回金陵,洪秀全将韦昌辉杀了,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

究竟孰是孰非?就《李秀成自述》而言,其真实性有可疑之处。

当“天京事变”发生时,李秀成随秦日纲赴江苏镇江解围,当时并未在京城,他的消息来源可能是间接的,况当时李官职尚小,不大可能清楚事变的内幕,李很可能是根据韦昌辉(当时已掌握大权)一伙发布的消息来记述的。韦昌辉一伙为使自己的行动名正言顺,很可能把杀杨说成是受洪秀全默许、石达开支持的,这是一;其次,《李秀成自述》是在囚笼中写成的,为保性命李向曾国藩提出“招降十要”,称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曾国藩、曾国荃“中堂、大承大人恩德巍峨”。在这样的自述中,李很有可能极力夸大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来迎合清统治者,也可以反衬李秀成自己的无上业绩。

但《石达开自述》提到回金陵的目的是“与他们排解”,包不包含为个人行为辩护之意?天京事变后,洪秀全鉴于北王韦昌辉民愤极大,下令处斩,贬其封号为“北孽”。这时,在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之中,只剩下天王洪秀全和翼王石达开两个幸存者。天京事变使得洪秀全的威望大大下降,急需一个能够力挽狂澜、重拾人心、重振危局的人出面辅理政务,统帅军队,安抚民心。而石达开有才能、有威望,恰是最理想的人选。洪秀全尽管对石达开不无猜忌之心,但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召石达开回京辅政。

当年11月,石达开从宁国带兵经芜湖到天京,受到军民热烈欢迎,“合理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洪秀全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www.xing528.com)

石达开回到天京辅政后,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挽危局。他重用人才,并制定了“南守北攻”的正确决策。他起用19岁的陈玉成主持江北军事。在西线坚守九江、瑞州、临江、抚州、吉安等战略要地,巩固江西;在东线,固守东南门户句容、漂水和镇江;在皖北,则命陈玉成、李秀成主动向清军出击,收复皖北、淮南许多地方,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南守北攻决策的实施,扼制了敌人的进攻,稳定了军事形势,鼓舞士气,安定人心,使太平天国的形势有所好转。

也许是杨秀清大权独揽、逼封万岁给予洪秀全的刺激太深了,他渐渐对石达开心生疑忌。石达开为首义之王,威望极高,加上他年轻而有才干,辅理政务多有建树,使得洪秀全深为不安。为了维护洪氏集团的统治,他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干预国政,以牵制石达开,破坏了洪秀全自己制定的非金田首义、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规定。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阴图戕害之意”。

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处处以大局为重,而洪秀全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当韦昌辉杀石达开一家时,洪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石驻军宁国要求洪处置韦昌辉,洪从石要求到韦昌辉被杀拖延一月。据外国人麦高文讲,最后,洪见全体军心皆归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

天京事变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此处又是一个“不乐”,其意图在于“挟制翼王”。在这种“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的情况下,石达开出走不失为一种缓解矛盾、避免大规模火并的上策,当然,其中也含有保全性命的意思。谁能保证即使天王不杀石达开,而安、福二王为己之利不会对石达开下毒手呢?这样看来,石达开出走的责任完全在于洪秀全等人,而不在于石达开本人。

在石达开被逼出走前,有几条路摆在他面前:取而代之、解甲归田、叛变投敌、束手待毙、率军远征。在当时敌我斗争处于殊死搏斗的时刻,解甲归田、退隐山林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叛变投敌不符合石达开疾恶如仇的性格,他不肯背叛自己的信仰;取而代之对石达开来讲也行不通,他“惟知效忠天王,守其巨节”。而对天王愚忠也换不来洪秀全的信任,这一点石达开也十分清楚。在此情况下,似乎也只有率军远征一途了。

1857年6月2日,石达开离开天京去安庆,一路张贴布告,表明“吾当远征报国,待异日功成归林,以表愚忠耳”的原因,从此一去不返。随之出走的将士达20万人,皆是太平天国的精锐。洪秀全极为惊慌,多次派人请石达开回天京,但石达开不为所动。

近来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石达开率军出走,为何决定远征西南?

从战略意义上讲,西南有“天府之国”的成都,夺取西南重镇成都,与清军争夺长江上游,使长江上、中、下游连成一线,既可切断南北清军的联系,起羽翼天朝的作用,又可利用“天府之国”的有利条件,扩大太平天国的势力。一旦形势有变,东西两路北上合攻北京,那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如此看来,远征西南也许正表明了石达开的远见卓识。

1863年5月,石达开大军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失败。6月,他想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数万将士的性命,自投清营,不幸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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