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及其影响

丹尼尔·贝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描述“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这个“后工业社会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贝尔判定它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组成的。这是贝尔的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但贝尔对自己的“新保守主义者”头衔颇不以为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年再版前言中，贝尔就曾替自己的这个称谓有过一个辩护。他说，今天的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偏见占据主导地位，一个论点假如同自由主义相悖，就会让一些评论家不舒服。而假如你抨击口口声声宣扬“解放”的当代文化的某一个方面，那么马上就会发现自己给贴上了“新保守主义”的标签。很显然对于这个标签贝尔始终是耿耿于怀的。故此贝尔这样表明他的立场：

既然一个作者的观点跟读者对他意图的理解有关，那么，我想我这么说没有错：我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1]

贝尔强调说，上面的表述看上去矛盾，会叫人迷惑。因为通常一个人在某个领域中是激进分子，那么在其他领域中也同样激进；反过来亦然。但是在于他这并不矛盾，因为他的立场里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

我们可以来看贝尔怎样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中来体现他所谓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种立场的一致性。就技术—经济领域来看，它体现的是资本的自由竞争原则，如果一个新产品、一种新服务更廉价，更有产能，那么据成本计，大家就会使用它。所以它是一个不断更新换代的过程，通过市场达成均衡。但是贝尔重申上述工具主义经济学中的道德因素，指出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到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都没有把经济同道德分立开来，或者认为创造财富本身即是目的，反之它被视为实现德兴、引导文明生活的一个手段。所以，价格体系只是一种机制，最终指导经济的还是深深植根于经济背后的文化价值体系。适因于此，贝尔说，他是经济学领域的社会主义者。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不是经济中央集权制或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反之它是对经济政策优先权的判定。同时他认为，在判定经济政策合法性的价值观方面，共同体较个人为优先。

所谓政治或者说政体领域，贝尔强调那不是指某一种体系，而是一个社会秩序，一系列规章制度，用来约束各式人等的竞争，其政治地位和政治特权的“进进出出”，由此构成了一个社会正义和权力的竞技场。同时，政治还是保护个人，惩治坏人的司法规则。诚如马克斯·韦伯的名言，国家是合法、垄断使用武力的唯一单位。作为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贝尔指出，他认为政治应该维护公众与个人的区分，不像共产主义那样把一切行为都看成是政治化的，也不像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一切放任自流。但这并不等于流行意义上的平等主义，因为事实上这种情形不是平等，而是数字配额的体现。所以他要坚持需求（need）和欲求（want）的古典区分。在于需求，所有社会个体都具有的维持生存之必需。在于欲求，那是相应于各人各各不同口味和特质的不同欲望。一个社会的首要责任是满足基本需求，否则各人无法成为这个社会的完全“公民”。但是体现优越感的欲求永无止境，应予适当限制。但是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最终在与体现平等。不但包括公共领域的平等，而且包括社会生活其他方方面面的平等，诸如法律、公民权利、机会，甚至结果的平等。由此使我们可以作为市民全面参与社会。简言之，政治的核心就在于表达和参与。

关于文化，贝尔指出他对文化这个概念的使用，比人类学家将文化视为一切人工制品和一个社群的生活方式的定义，要狭窄得多。但是又比马修·阿诺德这类看做个人完美成就的贵族传统精英主义定义，要来得宽泛一些。具体说，文化可视为意义的领域，是以想象的形式，通过艺术和仪式来表达我们必然会面对的来自生存困境的悲剧与死亡，来理解世界的努力。《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贝尔则给了文化如下说明：

文化具有两个维度：一是表现类艺术的各种风格；二是意义的模式，即历史上宗教的意义模式。有时候这两个维度是彼此交融的，如天主教会的礼拜、祈祷、音乐和建筑。更多时候，就像在“现代”时光，它们是分离的。就表现类艺术而言，替代的原则无从谈起。布列兹“替代”不了巴赫。更新颖的色调和绘画透视运用，拓展了人类的审美技能。在佛教、儒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历史上伟大的宗教里，尽管形式千变万化，因果报应、轮回、一神教、立约，以及《古兰经》和先知的核心教义，今天依然广被认可。[2](https://www.xing528.com)

我们可以发现，以上说明主要是从艺术和宗教两个层面来界说文化的。在他看来，文化的形式可以在历史中不断改变，但是精神内涵可望与世长存。诚如20世纪法国的指挥家和作曲家布列兹再是优秀，也替代不了巴赫的魅力。同理，世界上各大宗教形式早已变化多端，但古老信仰的基本教义，也还是留存了下来。甚至，经济体系可以崩溃，政治帝国可以消亡，以宗教和艺术为其两大支脉的文化，从埃及浮雕、中国书画，到今日博物馆里汗牛充栋的收藏，依然历久弥新，魅力不减当年。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那么，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领域，有没有可能在新的视野中重新整合起来，特别是在今天冷战结束之后的新时代里？贝尔的回答同样是肯定的。他的回答是，排斥中国，或许还有印度的崛起，以及非洲国家的经济困境和种族冲突不谈，依然有可能勾勒出一幅乐观的图景。那就是一个重新配置生产和技术的全球化的“经济”社会，一系列统一预算和福利规则的“政治”集团，以及民族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文化”自治。换言之，保护民族文化，在贝尔看来，是今日后工业社会的当务之急。

注释

[1]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2] 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x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