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新闻职业观及实践研究的界定成果

1.2　关键概念界定

1.2.1　职业和职业化

随着工业、商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细化，逐渐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行业，所以《现代汉语词典》把“行业”解释为:“工商业中的类别，泛指职业。”^[20]也就是说，行业是社会分工后所有工种、工作的泛称，只要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技能，就能够胜任某一行业的工作。而且，行业的技能要求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一般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传承的。

职业是行业的发展。但学术界对“职业”的定义及其意涵的理解却呈现着纷繁复杂的分歧。

这些分歧，首先表现在不同语境下对职业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英语里，profession即“职业”最原始的意义是professing(声明、宣誓)的行为与事实，“它意味着职业的从业者们声称对某些事务具有较他人更多的知识，尤其是对其客户的事务具有较客户本人更多的知识。而这些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大多由通过科学研究与逻辑分析而获致的抽象原则所组成，并且是社会能够持续运转的必要条件”^[21]。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结构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塔尔科特·帕森斯曾描述过profession和occupation之间的区别:profession本意为职业，是occupation(行业)之一部分，但绝不是普通的行业——主要指需要接受高深教育及特殊训练的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行业，如律师、医生、会计师、建筑师等。这些职业的从业者们发挥着社会所珍视的某种功能，并通过他们专业化的职业工作来获得主要的生活来源;同时职业按照传统所积淀的知识和技艺来培养潜在的从业者(一般需要经过规范的教育过程)，也就是说，只有那些经历了专业训练的人才有资格从事该职业;同时，也只有职业化的从业者才有资格对职业的传统做出权威解释，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展其传统。^[22]在德语中，“职业”与一般“行业”的区分非常明显;它虽然也强调了知识在职业生活中的意义，但是更加强调基于宗教的伦理观念以及对特定工作领域的占有。但在法语里，“职业”(profession)与“行业”(occupation)两个词的含义则基本相同。^[23]可见，不同语境下的“职业”一词的内涵差异明显。正因如此，西方学者很少试图对“职业”的概念进行跨国度的界定;相关的既有成果，研究对象也更多的集中于律师、医生等公认的、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职业上。

不同语境下“职业”界定的歧义，直接导致了职业一词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并造成了“职业的定义问题仍然在很长时间里困扰着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24]。一开始，研究者们试图通过列举法，即列举职业的一系列特征来对其下定义，以期将“职业”与“行业”区分开来。但是这样的研究思路，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和其他任何一个复杂的事物一样，不同学者所罗列的职业特征往往千差万别。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者开始尝试着用“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方式来界定“职业”。所谓“职业化”的方式，就是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探讨两个问题:一是知识在职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二是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职业团体能够排他性地把控本职业的专业化技能。在探讨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日益形成了所谓功能学派、结构学派、垄断学派等理论视角。^[25]

“功能学派”认为职业是现代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重要意义在于“以知识服务于权力”。帕森斯就认为，“职业”可以分化为学术性职业与应用性职业两类。学术性职业致力于将现代社会的知识制度化，而法律与医学则是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实践的两个关键性职业。古德则既把“职业”视为其从业者被共同的价值、语言和认同感所约束的共同体，又把它看成是必须与更大尺度的外部社会相联系的共同体。通过对职业与其所处的外部社会关系的强调，功能学派为理解职业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以及职业化的社会功能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结构学派”把职业的职业化过程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韦伦斯基认为所谓“职业化”就是职业的培训体系、职业团体、规章制度、道德准则等结构性制度以一定的顺序依次建立的过程。而且与具体所指相对概括和模糊的“专业知识”、“职业伦理”相比，这些结构性制度对职业化的意义更为重要。卡普洛、米勒森也认为职业化具有清晰的次序，并认为在次序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步骤都具有排他性。强调职业内部组织结构的视角，即着力于探讨职业内部各种结构性制度在职业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研究思路，有利于细腻地洞察职业的发展与变迁。

自20世纪70年代起，“垄断学派”把职业化研究逐渐推向了顶峰。1977年，拉尔森在《职业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指出:职业化的关键首先在于职业教育对“生产者的生产过程”，并通过对服务市场中的收入机会以及职业位阶中的地位与工作特权的垄断来巩固职业的社会结构与地位;标准化与垄断化的职业教育是培养和维系职业从业者价值取向的关键。同时，各式各样的专业思想和专业意识也都被用来支持职业的垄断性诉求。拉尔森的这一垄断视角得到许多同时期学者的支持。垄断学派强调专业门槛和职业的排他性，认为专业化系统化的职业教育是职业素质养成的主要渠道，职业社团对从业人员具有很强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可见，虽然和结构学派一样都致力于探讨职业内部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但是垄断学派的视阈显然更加宽广，也更具有专业色彩。(https://www.xing528.com)

进入80年代后，上述学派的“职业化”研究思路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其中，最著名的批判来自阿伯特1988年出版的《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一书。阿伯特认为:“职业化”此前的视角过分专注于职业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使得研究过于内敛，从而与“职业”开放性的客观特征不相吻合。换言之，就是此前的研究忽视了职业活动的具体内容与不同职业之间相互竞争的客观事实，而仅仅关注职业团体、许可、伦理规范等单个职业的组织形态问题(事实上，所谓相对确定的职业化的结构次序也是不存在的)。在他看来，“职业化”研究固然需要强调职业本身的发展，但更应该关注职业与外部诸多关系的协调。这样，职业化的研究就从以职业内部各要素的发展为研究中心转向到兼顾内部要素的发展和与外部关系的互动。

与刘思达关于西方学术界对职业和职业化研究的梳理相类似，徐小群也认为西方学术界通常用两种方法来描述和定义职业和职业化:“属性模式”和“过程模式”。所谓“属性模式”，就是用几个必要的属性来给职业下定义。而最广为引述的三个属性通常是:通过高等教育而获得理论和专业知识;为公众服务的职业道德;以自我管理和通过职业社团控制入业标准而取得在提供某种职业服务方面的自治和垄断。“过程模式”是在回应和批判属性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程模式”论者则批评属性模式简单地把某些职业的属性放大为所有职业的共同的属性，而且所有职业都处在从非职业化到部分职业化再到职业化的动态过程之中(同样，具体的从业人员也处在该职业职业化持续过程的某一点上);同时，他们还批评“属性模式”没有关注社会阶级结构、国家对职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简言之，“过程模式强调将职业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分析，而这一过程是受阶级结构，国家的作用，和自由职业者对职业权利的获得和使用所制约的”^[26]。

综上所述，对于“职业”，西方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更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不同语境下的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职业的理解与解读并不一致。但是，学者们普遍认同所有的职业都经历了从非职业化到职业化的发展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专业知识、职业伦理、职业社团起的作用非常显著。通过职业教育或其他职业培训造就的日益系统化的专业知识的作用，不仅提高了职业从业者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而且抬高了职业准入门槛并因此形成了事实的从业垄断;职业伦理则以共同的价值、语言和认同感约束从业人员，从而使职业从业人员认同所从事的工作，并自觉地把职业知识内化为服务公众的理念。与此同时，职业社团在塑造职业个性、保护职业利益方面也作用显著:一方面有助于职业从业者职业意识、服务意识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成了该职业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此外，在强调职业内部诸要素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职业与外部关系的协调。

1.2.2　新闻职业化和新闻职业观

如前所述，西方学者在建构“职业”的内涵和外延时，主要有两个思路:对职业内部结构而言，着力于考察职业培训体系、职业社团、伦理准则等各种结构性制度的建立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对职业与外部关系而言，致力于探讨职业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其他职业之间的关系。这些源于职业普遍规律探讨的成果，我们在研究新闻职业和新闻职业观中可以借鉴。

在所有的职业中，新闻职业或许是与职业生存环境和其他职业联系最为紧密的职业之一。新闻业不仅为国家政治所高度关注和利用，而且也深受社会经济的促进与约束。换言之，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对新闻职业的制约和把控企图非常直接而显著，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也因此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局面。外部环境对新闻业的重视，主要缘于新闻内容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正是新闻业所能提供的商品及服务为外界所看重，因此处于强势地位的政治界、经济界总是试图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来影响新闻业的内容生产，而这种影响往往又能有力地左右新闻业的职业化努力。这就从另一个层面上证明:有关新闻职业和新闻职业观的研究，对其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的剖析不可偏废。

新闻职业观是对新闻职业的看法和态度。按照行为主体的不同，新闻职业观可以有两个不同层面上的理解:

一是人们对新闻职业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即社会公众对新闻业及其从业者较为恒定的角色认定。有学者把多年来人们累积的对新闻职业的角色认定总结为:“包括一套定义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它在西方的产生，有着特定的语境和历史条件，其中包括市场经济的环境、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服务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独立、自主的传媒。”^[27]上述新闻职业角色认定的表述，源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职业的考察。但是，这些原则是否具有普适性的价值?用这一框架来研究中国民国时期的新闻职业是否合适呢?我们认为，可以适用。主要的理由是:民国时期，中国主流的新闻业存在于资本主义因素受到认可的环境，而且当时的新闻业从大体上说“是走着英美路线”^[28]。因此，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职业观，应该关注的问题主要有:新闻教育的发展情况，对新闻职业性质和功能的认识，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的内涵及其形成过程，新闻业及其从业者服务社会和服务公众的神圣使命感和自觉态度，以及新闻业与国家、政府关系等等。

二是具体的新闻从业者对新闻职业的看法和态度。与社会公众对新闻职业的看法和态度相比较，从业者新闻职业观的表现往往更加具体而全面。不同的历史场景与认知水平，导致了不同从业者的新闻职业观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考量具体从业者的新闻职业观，应该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并评价其对新闻职业各构成要素的个性看法和个性化的实践。具体地说，应该重点考察:对新闻专业知识——包括专业知识养成、专业技能培训与实践、专业理念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的态度;对新闻职业的性质、功能和伦理道德的看法;对新闻职业与其他职业关系的认识等。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研究胡政之的新闻职业观，就应该主要考察:(1)新闻职业的性质观和功能观;(2)对新闻专业技能、知识与新闻人才培养的看法;(3)对新闻职业服务社会和服务公众的职业伦理观;(4)对新闻职业与国家、政府和其他职业关系的主张和态度。其中前面三项是对于新闻职业内部结构的看法和主张，后面一项是对于新闻职业与外部关系的看法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