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伦理学意义

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伦理学意义

孔润年

(宝鸡文理学院政法系教授，陕西宝鸡，721013)

摘要:与资产阶级学者不同的是，马克思首先用“异化”概念来说明人与劳动的关系，进而深入到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不仅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和理论武器，而且为创立以人为本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和伦理学奠定了基础。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所揭示的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包括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而且包括伦理关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实践第一。坚持实践第一，就意味着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承认和尊重。因此，坚持实践第一与坚持以人为本和弘扬人文精神是统一的;坚持以人本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坚持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及实现科学发展观也是统一的。由此可见，只有以人为本的社会实践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出发点。这正是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　异化劳动　伦理学　出发点

在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之前，已经有很多资产阶级学者使用过这个概念。比如，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意志和公共权利是个人自然权利的异化，或者说国家是由人们转让了自己的自然权利而产生的。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私有财产是造成异化的根源，封建国家是社会异化的集中表现。爱尔维修则认为法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异化的原因。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费希特首先使用异化概念说明，“非我”是“自我”的异化并反作用于“自我”。^［1］(p39)

特别是黑格尔用“异化”概念来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黑格尔说:“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2］(p21)“异化”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意思不仅指背弃自身，转变为异己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指必然地在与自身不同的领域发展;发展的必然性也是异化的应有之义。”^{［3］(p356)}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是绝对精神必然要经历的领域，不经过自然界的发展过程，绝对精神就没有外在的丰富多彩的形态，就不能最终成为真正自由的精神。也正是因为自然界始终贯穿着精神的运动，它才不是偶然性和杂乱无章的事物的堆积。自然界是一个活生生的系统，按照正反合的形式，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发展。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分为机械论、物理论和有机论三部分，它们分别与逻辑学“客观概念”的三个环节——机械性、化学性和目的性相对应，也可以说是客观概念的应用。

与此不同，费尔巴哈用“异化”概念来说明人与神的关系。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的。他认为，现实的总和是自然界，人和人的思维都是自然的产物。黑格尔的根本错误在于颠倒了自然和思维的关系，“把第二性的东西当作第一性的东西，而对真正第一性的东西或者不予理会，或者当作从属的东西抛在一边。”^{［4］(p447)}在费尔巴哈看来，第一性的自然和第二性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根本没有达到他所宣称的存在与思维的同一，充其量只是达到思维在思维领域与自身的同一。费尔巴哈指出，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界的本质。人区别于自然物之处在于人有类意识。类意识是关于无限性或无限者的意识。人是有限的，但他的意识对象却是无限的。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学。他说，人本学的任务是“把有限者化为无限者，把无限者化为有限者。”人把意识之中的无限性外化，变成无限的本质;再按照无限的本质规定自身，完善自身，这是相反相成的两个过程。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看问题，费尔巴哈把前一个过程说成是“人本学上升为神学”，把后一个过程说成是“神学下降为人本学”。他通过前者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或外化;通过后者提出了建立“爱的宗教”的主张。他说:“超乎个别的人之上的神圣的三位一体，这就是理性、爱和意志的统一”;“理性、爱和意志力是完善的品质，是最高的能力，是人之为人的绝对本质。”^{［5］(p469)}也就是说，当人的类意识中完善的、神圣的本质被对象化(外化或异化)为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就是上帝。因此，他得出了“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上帝是人的镜子”的结论。他进而认为，基督教不懂得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道理，把二者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用作为人性的反映的宗教来压制和摧残人性，这无疑是宗教的异化，也是人与人的本质的异化。

与资产阶级学者不同的是，马克思首先用“异化”概念来说明人与劳动的关系，进而深入到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分析。“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接受和批判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过程，他对异化问题的研究也反映出这个过程的一个侧面”;“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是他研究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古典经济学与哲学的产物。”^{［1］(p42、47)}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异化”概念的使用，无疑对马克思产生了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马克思没有用“异化”概念来说明人与自然和人与宗教的关系，而是借用这个哲学概念来说明人与劳动实践、人与劳动产品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他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6］(p91)马克思把哲学的“异化”概念与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合并起来，构成为一个“异化劳动”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主要涵义是:“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做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6］(p91)马克思还把异化同私有制的统治和私有制统治下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用异化来分析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统治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做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6］(p91)劳动异化不仅表现在工人同劳动产品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工人同生产行为本身的关系上，“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在这种劳动中，工人“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受到摧残”;“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6］(p93、94、101)}马克思还指出:异化劳动既然夺去了人的生产的对象，也就夺去了人所固有的真正的人的生活;人同他的劳动产品、他的生命活动、他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人同他人相对立。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不仅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和理论武器，而且为创立以人为本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和伦理学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资本使异化劳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资本又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因此，只有抓住异化劳动才能抓住私有财产的本质;只有研究劳动的异化发展才能知道私有财产的起源，才能找到扬弃劳动异化从而消灭私有财产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和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思想线索。就像古典经济学家把私有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一样，一些研究唯物史观的人也经常把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从人和人的劳动实践出发，才能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源。这个思想不仅在《手稿》中有表现，而且在《资本论》中也有表现。正是人的劳动产品在交换中变成商品，才能通过分析商品这个细胞，逐步进入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从而揭示出劳动、剩余价值和阶级剥削的秘密。由此来看，彻底的历史唯物论者，不应该把所有制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应该把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实践唯物主义。人和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包括劳动在内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以人为主体或本位的。以人为本的实践活动，还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伦理关系等一切社会关系得以产生和转换的共同基础。换句话说，人和人的社会实践对于任何社会关系来说，都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即归根到底的本体论意义。如果不是从以人为本的社会实践出发，而是从某种社会关系，比如，只从经济关系或某种思想关系出发，都不能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只有在分门别类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把特定社会关系作为出发点才有必要性。比如，经济学从经济关系出发、政治学从政治关系出发、伦理学从伦理关系出发，等等才有必要性。哲学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必须找到能够超越和涵盖一切社会领域及社会关系的共同根据，这个根据如果不是信仰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就必须是人本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的。脱离实践的人本主义是抽象的，脱离人本主义的实践也是不存在的。因此，只有从以人为本的实践唯物主义出发，才是解释历史和构建科学理论的正确途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世界即感性世界，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去理解，即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有些人不能把人的劳动、实践看作客观活动，把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方面视为主观的东西，当作唯心主义来对待，这是他们误解、曲解或不理解以人为本的实践唯物主义，不能或不敢坚持以人为本，而是主张以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为出发点的根本原因。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从劳动中发现和确定了人这个主体所进行的活动的客观性质，从而为批判唯心主义，克服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为创立以人为本的实践唯物主义提供了基础。对马克思来说，任何性质的所有制关系都是人创造的，也是可以由人改变的，因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对哲学和许多门社会学科来说，所有制关系应该是研究的结果，而不应该是研究的出发点。只有能够创造和改变所有制关系的人和人的实践活动，才应该是研究的出发点。

从《手稿》来看，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所揭示的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包括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而且包括伦理关系。也就是说，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人与人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关系;人与人的政治关系表现为富人对穷人的压迫关系;人与人的伦理关系表现为富人对穷人的不公正关系。也可以说，《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伦理学和政治伦理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深刻批判。青年时期的马克思血气方刚，也充满浩然正气。他始终心存强烈的人文关怀，对当时社会不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极为反感，无论观察经济现象，还是观察政治现象，都没有离开过伦理标准。这在他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理想中也是有显著表现的。他理想的社会是合乎人道的社会，他理想的人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他说:“从异化劳动同私有制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制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6］(p101)}马克思观察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点是道德，落脚点则是经济和政治。他后来用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同样蕴涵着对工人阶级和人类命运的伦理关怀。(www.xing528.com)

任何实践都是以人为主体的，而人又是在社会关系中生存的。因此，讲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绕不开对人性或人的本质的回答。马克思始终用唯物和辩证的观点看这个问题。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对人性的共时态、结构性分析与历时态、阶级性分析统一起来;把人性或人的本质的抽象与具体、共同与个性、不变性与可变性辩证的统一起来;把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与对社会问题的研究统一起来;把对人的命运的关心与对社会历史命运的关心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是对人类历史上一切人学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发展。概括说来，古希腊时期的人学理论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世纪基督教的人学理论关注人与信仰的关系;近代资产阶级的人学理论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丰富的人学理论。其中儒家关注人的社会性、伦理性、群体性;道家关注人的自然性、独立性、自由性;佛家关注人的精神性、内在性、信仰性。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包括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而且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基础。人性或人的本质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在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人在实践中才能实现主体性及其与他人、与社群、与自然、与信仰的交往性、沟通性。只有作为实践主体和交往主体的人，才能确立自己的人格模式及其特征。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实践第一。坚持实践第一，意味着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承认和尊重。因此，坚持实践第一与坚持以人为本和弘扬人文精神是统一的;坚持以人本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坚持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也是统一的。在当代中国，能不能坚持以人为本和实践第一，是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为这与党的思想路线和执政理念有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取向有关，也与能不能结合时代特点创造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含党的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这一切建设都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幸福和尊严为价值取向的。2010年3月14日，全国人大会议刚刚结束，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一个正确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占大多数”;“我们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能使每个人也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机遇”;“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他能高度重视社会的公平正义，能深刻理解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内在联系，能看出道德的价值、力量和光辉，实在让人感动和尊敬!其实，何至一个好的经济学不能与高尚的伦理学分离，一个好的政治学、好的法学、好的社会学、好的教育学，等等，也都是与一个高尚的伦理学不可分离的。对崇高伦理学的呼唤，其实就是对人文精神的呼唤!伦理学所确立的善的原则、规范和范畴，包括公平、正义、人道、仁爱、良心、幸福、荣誉、尊严，等等，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反过来指导实践的人文精神的体现。这个实践，不只是某一个社会领域的实践，而是一切社会领域的实践。因此，只有以人为本的社会实践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出发点。这正是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熊子云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2］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薛华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费尔巴哈哲学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

［5］《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