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遗民文学研究-民初“文化遗民”研究

第四章　遗民与文学

遗民文学的出现与人们对遗民广义、狭义的概念理解密切相关，遗民情结作为一种抒发情感的对象渗入到文学中，就形成了遗民文学。中国古代早期的遗民文学是以揭示社会丧乱带给人们的精神苦痛为主题的，如《诗经·黍离》、《离骚》等，唐代的杜甫进一步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文学传统和精神;至宋代，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加之在注重气节、品行、操守的理学熏陶中，遗民文学逐渐楔入了民族意识和爱国观念等内容，使得宋元时期的遗民文学基本集中在抒发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和强烈的民族气节，如文天祥、刘辰翁、汪元量、谢翱、林景熙、郑思肖等，金代的元好问、杨宏道、李俊民等人的诗歌则更多地关注社会动荡后人民所受的苦难和诗人的悲怆情怀，它们形成了遗民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待至明朝灭亡，满族入主中原，清初的遗民文学不仅有歌颂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英雄如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郑成功之作品，而且流露出较为强烈的夷夏观念和文化鄙视气息，如退隐山间的张岱、归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从而出现了遗民文学的又一高峰。但是，遗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言，“唯南北宋、金、明四朝有之”⁽¹⁾，好像至明清易代就结束了，其实，清民之际一样存在着遗民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民之际的遗民文学是历代遗民文学的再一次发展和反复，也是历代遗民文学的又一余波。

人们对民初的遗民文学视而不见，其原因大体有四:一是中华民国代替清王朝，这是民主共和制对君主专制制的胜利，在社会进步与反动的二元对立中，遗民被视为历史的绊脚石，因其思想的陈腐与不趋时，人们往往以历史评判代替价值评判，以主观的善恶代替客观的功过。第二，因为缺乏“平情之评价”，导致人们忽视遗民们的实际存在，纵然有些论及，也是建立在“先入为主”的基础上和感觉上，模式化和概念化的成分居多。第三，民初遗民基本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行于世的，高歌猛进的五四新文化以其启蒙理性和科学民主的追求，成为社会热烈讨论的对象，作为其批判对象的旧文化因其“理屈词穷”，或湮没不闻，或无地自容，与它同道的遗民则成为社会冷静的又一伴随者，强势的五四新文化吞没了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旧文化和遗民的微小的声音，使得强与弱、进步与反动的分野进一步加剧。第四，作为“背时”人物的民初遗民，其相关诗文集的存世，或为手稿，或因印行不多而流行不广，给后人的捡拾和研究带来了不便。

学术界专题研究民初遗民文学的著作缺失，大陆地区零散涉及民初遗民文学的成果时有所见，较早的属钱基博1917年动笔撰述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和汪辟疆1919年草创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以及《近代诗派与地域》、《近代诗人小传稿》、《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等，上述著作撰述的初意不是研究遗民文学，却提及部分遗民诗人、文人，作者对他们的评价不受政治性因素影响，单就文学成就而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吴文祺的《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等关注近代文学，对归属于遗民派别的“同光体”诗人、晚清四大词家作了研究，相比而言，正面评价大于负面评价，此种以体裁为研究重点的模式基本延续到80年代末，其间涌现出大批的研究者，成果以著述和文学史教材为主，单篇论文以钱仲联的《论“同光体”》(1981年)最有见地。

90年代后，关于民初遗民文学的整理研究，资料编纂方面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上海书店1990—1996年)，中间收录了部分民初遗民诗文词作品，梁淑安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中华书局1997年)、孙文光的《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黄山书社1995年)对民初遗民文学家的生平多有介绍。至于民初遗民文学研究逐渐细分到对具体作家和基本文学事实的描述，作家研究铺开到非主流人物，理论和方法上深化到文化研究层面，出现的通史性的文学著作有裴效维主编的《近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马亚中的《中国文学通览·近代卷·暮鼓晨钟》(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等。专题性的研究成果，或关注文学精神，如郭延礼、武润婷的《中国文学精神·近代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或关注文学变革研究，如袁进的《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郭延礼《中国文学的变革——由古典走向现代》(齐鲁书社2007年)、刘纳的《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或关注文学思潮，如陈燕的《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潮》(台北华正书局1993年);或关注词学思想，如杨柏岭的《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或从文学编年的角度对诗文做年代考证，如胡晓明的《近代上海文学系年初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朱德慈《近代词人考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或关注同光体诗人在民国初期的创作，如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等。

港台地区，台湾大学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是较早用民初遗民字样命名的研究成果，但它重思想史、文化史分析而较忽视文学内容，其他的研究者在各自确定的主题研究中涉及部分遗民人物，如胡平生的《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魏仲佑的《晚清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民初的遗民文学与历代的遗民文学一样，不是一个平面的构成，而是一个立体的世界，但是相对于历代遗民文学，民初的遗民文学更加呈现出了它们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差异性:

第一，民初遗民文学就体裁而言，涉及诗歌、词、戏曲、骈文及碑传文学等多种形态。较有影响的诗人除“同光体”的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等外，还有陈曾寿、胡思敬、劳乃宣、章梫、沈瑜庆、汪兆镛等。词学除况周颐、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等四大词人外，还有吴士鉴的清宫词。诗话有杨钟羲的《雪桥诗话》、魏元旷的《蕉庵诗话》、赵炳麟的《柏严感旧诗话》、陈锐的《袌碧斋诗话》等。戏曲研究以王国维、王季烈为代表;骈文以“北王南李”的王式通、李详为代表，此外，张其淦的《松柏山房骈体文钞》，章梫的骈文也有一定的影响;遗民碑传文学中最显著的有汪兆镛的《碑传集》(三编)，该书收罗清代光(绪)、宣(统)以来官宦显要、名流学者的碑传、墓志铭等共50卷，是继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之后又一重要碑传汇编。(www.xing528.com)

第二，民初遗民文学社团也数量众多，较有影响的诗社、词社有淞滨吟社(淞社)、超社、逸社、希社、沤社、汐社、白雪词社等，其中淞社、超社、逸社、希社是人们最为熟悉的社团。与社团有紧密联系的是会社，如“九老会”、“六老图”、“甲乙消寒会”、“壬癸消寒会”等。

第三，文学的抒情表达方式有了新的趋势，最为明显的是“群咏”、“群颂”的运用。

“群咏”、“群颂”是指大家对某一个共同的话题、事件或吟咏意象，写诗抒发自己的情怀的活动，它们在民初遗民文学中广泛运用，如前文提到的刘幼云“潜楼读书图”、梁鼎芬的“崇陵种树”及馈赠崇陵祭品等。此外，著名的还有:

1.重绘定林访碑图。光绪丙申(1896年)安徽南陵人徐积余(乃昌)观察与友朋遨游南京定林，绘成《定林访碑图》，题咏的有沈曾植、郑孝胥、张謇、刘葱石(聚山)、况周颐、梁鼎芬、胡思敬等人。辛亥国变后，此图遭乱失去，徐积余又请汪洛年(字社耆，号鸥客)重绘，郑孝胥、瞿鸿禨、沈曾植、陈三立、吴庆坻、王乃征、陈夔龙、梁鼎芬、叶昌炽等人再次题咏。

2.南皮张氏二烈女故事。天津南皮从事贸易的张绍廷、金氏夫妇，家贫，赁人车辆维持生计。一日，张绍廷丢失所赁车辆，无力偿还，1913年，绍廷卒，专门蓄妓的戴富有及其同党王宝山遂设计，假意以张氏二女张立、张春嫁与戴富有的儿子，名为其解困，实则欲将二女送与妓院，金氏得知实情后，极力反对，并决意解除婚约，戴、王遂讼之于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两级法院不察实情，反而维持戴、王之请，二女坚决不从，吞火柴磷毒自尽，是为张氏二烈女故事。张氏二烈女死后，闻知其事的遗老劳乃宣、章梫、张小帆、张人骏、刘幼云、陈毅、胡思敬等，都将张氏二烈女的故事写进诗歌中，颂扬她们的贞节和坚强不屈。王国维1916年也答应张小帆的写诗请求，五年后的1920年，王国维终于完成了《张小帆中丞索咏南皮张氏二烈女诗》。此外，章梫撰有《南皮张氏二烈女传》，徐世昌撰有《南皮张氏两烈女碑》，同为南皮人且历任湖南永顺知府、浙江巡抚等职的张曾飏(1852—1920，字小帆)撰有《南皮张氏二烈女碑记》。

3.章梫应尊孔文社编辑之聘赴青岛诗。1913年德人卫礼贤在礼贤书院建立了尊孔文社藏书楼，次年，章梫应尊孔文社编辑之聘前往青岛，淞社同人缪荃孙、戴启文、沈焜、周庆云、喻长霖、潘飞声、李详、吴俊卿、刘承干、杨钟羲等均赋诗送别。

4.陈曾寿苍虬阁、菊轩诗。陈曾寿好松和菊花，曾经命其庐舍为“苍虬阁”、“菊轩”等，郑孝胥、胡思敬、沈曾植等多次为其题诗。

总之，民初遗民文学的研究是一片还有待开垦的地方，全面研究它们在目前存在着一定困难，一是资料还不很周全，二是需要进行专题的研究。⁽²⁾考虑到本章与本书题旨的吻合性，这里仅选择二个专题——以“晨风庐”为中心的遗民文学活动及民初的诗社和文社——作初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