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文学思想与成就、个案研究

下　编

本书的上编立足于民初“文化遗民”群体，其政治情结与中西学术的关联，文学思想及文学成就，《清史稿》及地方史志、丛书的编纂、辑录，学校教育及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等都是群体性的显现，共同的政治及情感倾向孕育着他们共同的文化实绩，这种实绩或是群体的激励、感染和督促的结果，或是他们自觉的追求和实践体认的结果，它们存在着普遍的共性。

群体毕竟只是一个外在的集合符号，共性的追求并没有消解个性的存在，而且因为自身的学养、阅历、认识和精神寄托等原因，每个个体都会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特殊性，本书的下编拟选择几位极具个性的民初文化遗民作为叙述的对象。平心而言，遴选他们并非易事，如何把握遴选的标准、内涵、独特性?踌躇良久。

基于三点理由，下编选择了王国维、刘声木、章梫三人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www.xing528.com)

一是他们的文化遗民特色较为鲜明。王国维学殖范围广，哲学、史学、文学、考古、音韵等均有成就，足可视为民初文化遗民的经典性人物，他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转换过程中的代表，既保留了传统学术的特点，又对中国现代新学术的开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国维是常研常新的话题。刘声木其学殖也十分广博，终身以著述为业，尤喜在撰述中蕴含微言大义。章梫基本以史学家身份出现，但他的诗文创作成果颇丰，遗民态度也十分坚决。

二是为避免重复论述。学术界关于民初文化遗民的研究成果极多，除王国维外，大多集中在罗振玉、郑孝胥、刘承干、汪兆镛、沈曾植、陈三立、辜鸿铭、林琴南等，选择刘声木、章梫等作为研究的对象，有助于丰富民初文化遗民的特征内涵。

三是有史料支撑。研究均需立足于史料，更多的二三线遗民人物因为史料的阙如，无法知其详情，相比而言，刘声木、章梫的史料发掘和汇集，有助于研究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