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强(1)
一、英雄文化——三国文化的主旋律
三国文化突出的外观印象是其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据学者考证历史文献中“英雄”一词最早源于西汉末年班彪《王命论》，而到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开始频频见诸历史文献。《后汉书·仇览传》云：“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不过这里的“英雄”仅仅是指有政治气节与抱负的学者士子。建安初诗人王粲著《英雄记》，就曾将董卓、袁绍、刘表、刘焉、曹操、刘备、孙策、孙权等都列入当时英雄谱之中。曹魏文帝时刘邵所著《人物志》也把那些攘乱除暴、安邦定国的风云人物称为“英雄”(2)。三国是一个豪杰并起、英雄辈出的时代。从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开始敲响东汉王朝后期沉闷黑暗政治的丧钟起，中国历史再次陷入战乱分裂。汉末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争霸与兼并战争在华夏大地四面八方展开，社会各阶层整个被卷入大动荡、大改组浪潮之中。“名豪大侠，飘扬云会，万里相赴”(3)。继战国以后，历史进入了又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在我国历史上，每当一个大一统政治秩序处于崩溃，国家因战争动乱处于多事之秋，总会把一大批具有非凡政治军事才干的风云人物从社会底层边缘翻腾至历史舞台核心，在“破”与“立”中显示拨乱反正、治世理国的英雄本色并建盖世奇功。所谓时势造英雄、国难出才俊、英雄主沉浮等格言，就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三国时期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英雄时代”，金戈铁马，风云际会，动荡岁月，将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以及关、张、赵、马、黄等众多英雄人物从各个社会基层角落汇集到历史舞台中心。他们或以文治武功割据为王，或以智术谋略运筹帷幄，或以超绝武艺纵横驰骋，或以忠肝义胆为主献身，或以卓尔不群为人仰慕，其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都以“英雄”的风姿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组组鲜明而难忘的英雄群雕。从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三国英雄群体。他们也各自以其非凡文韬武略谱写那一时代雄浑悲壮的英雄史诗，并成为千秋流传的不朽人物。
三国英雄层出不穷。三国时期，“英雄”几乎俯拾皆是。这一时代的“英雄”往往是指那些具有文韬武略和拨乱理国才干的诸侯以及卓荦不羁的名士。刘备、曹操、吕布、孙权、周瑜、赵云、吕蒙、陆逊等都曾被时人称之为“英雄”、“枭雄”。如桥玄即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4)。刘备一生英武坚韧，志在匡复，生前被人称为“枭雄”，死后又被史家评论为有“英雄之器”(5)。孔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也被时人评为“英雄特杰”(6)。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佳话则更是脍炙人口，英雄崇拜与英雄自诩成为三国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时尚。
三国英雄志在高远。三国时人们面临社稷倾覆的多事之秋，大多不喜清议空谈和穷经诵典，而是志存高远，少好任侠，广交豪杰，意气风发，不拘礼节，如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7)。曹操“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8)。吕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9)。陈宫“刚直壮烈，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接”(10)。陈宫“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11)。诸葛亮早在隐居隆中间虽曾留心经典，但读书只是“务观其大略”，每以管、乐自比，抱膝长啸，志在兼济天下(12)。鲁肃“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13)“尔时天下已乱，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以赈穷比弊结士为务”(14)，终成孙吴一代名臣，在赤壁之战中力主联蜀抗曹，立下赫赫战功。
三国英雄的气质风采，是那种典型的传统中国英雄形象。英烈刚毅、高大伟岸，如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15)；赵云“身长八尺，姿颜雄伟”(16)；关羽容貌伟俊威严，尤以美髯突出闻名，以至于马超来蜀后受隆重礼遇引起关羽不平，诸葛亮巧妙称赞其“美髯”而化解之(17)。到了《三国演义》及三国戏中，关公则进一步被描绘成面如红枣、眉似卧蚕、美髯如瀑的伟男形象。周瑜，《三国志》本传记载他“长壮有姿貌”，或许就是《三国演义》中那个风流倜傥、英俊潇洒周公瑾的原形依据，因此宋代苏轼词中称他是“雄姿英发”的千古风流人物。东吴老臣张昭，“容貌矜严，有威仪”“辞气壮厉，义形于色”(18)。即使女性人物也是别具一番飒爽豪气，如孙权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并善习功练武，嫁刘备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19)。
三国文化中的英雄主义还体现在淡化礼教、豪迈自由的时代精神和悲壮、赤诚的精神气质。其中不乏悲歌慷慨、震撼人心的英雄志士。曹操对酒当歌，横槊赋诗，诸葛亮悲歌梁父、抱膝长啸，关羽刮骨疗毒、饮酒谈笑，赵云血战重围、背雏救嫂，张飞雷吼长板、吓退曹兵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折射出的是一种豪迈磅礴的英雄伟男气魄。这一英雄主义精神还表现在重义轻生的侠义精神。桃园三结义，关羽不为曹操重金所留过五关、斩六将誓归刘备的故事之所以流传甚广，为人们津津乐道，实质上仍是战国秦汉侠义观念深入心的反映。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倾向温良内敛的礼教涵养，孔、孟思想虽然有时也将“忠勇”“信勇”相提并论，但所占成分很小，与希腊、罗马古典人文精神相比，自由人格与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环。纵观中国历史，只有战国与楚汉时代与三国可比。三国是我国古典英雄主义精神奠基时代，既是对东汉沉闷黑暗社会的反动，又是人性自由的大展示，既是时势与英雄的风云际会，也是英雄砥砺功名、建功立业、淋漓酣畅、纵情发挥的时代。三国时代的英雄辈出以及整个社会对英雄的崇拜肯定，是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大补充，终于为多少有些沉静内向的传统文化注入了一种阳刚豪气。魏晋以降，因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双重浸染的深入，人们思想行为方式逐渐内敛持重，英雄主义社会精神随之式微淡化，成为远去的传说与神话。后世社会之所以一再津津乐道三国故事，恰是对久违了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遥远眷恋。
二、智慧文化——三国文化的魅力
三国文化的第二特征是它的智慧性。一部《三国志》记载了大量的智能之士安身立命、经邦济世的史实，而一部《三国演义》也几乎大半部写的是智慧谋略，蜀汉丞相诸葛亮后来还被誉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这都说明智慧文化在三国文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三国文化中的智慧层面大致可分为三种，即政治智慧、军事智慧与人生智慧，这些是三国历史留给后世的珍贵文化遗产。
从政治智慧来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汉末三国初最成功的政治策略。曹魏能在群雄并起、军阀混战中由弱转强统一北方半壁河山，曹操的政治军事智慧谋略起着决定性作用。诸葛亮无疑具有超人的政治智慧，西晋时士大夫评价他“权智英略，有逾管、晏”(20)。一篇《隆中对》即是青年诸葛亮对汉末三国天下形势绝妙的分析与预见。后来他在主持实施的联吴抗曹、平定南中、治蜀理政、严明吏治的外交内政屡见功效，使蜀汉境内一度“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遗拾，弱不强侵，风化肃然”(21)，充分显示了一代政治家诸葛亮非凡的政治才干。孙策、孙权父子也能正确审时度势，较早定鼎江左，成就东南霸业。尤其孙权，外稳魏、蜀，内修政理，平定山越，礼贤下士，广罗人才，使孙吴一度颇为昌盛。在魏、蜀、吴三国中吴延祚最长，与孙权的早期治理大有关系，难怪南宋辛弃疾十分思慕孙权，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
三国文化中的智慧（当时称“人谋”），一是准确的政治预见：鲁肃、诸葛亮等都在汉末大乱之际准确预见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22)，这种预见与那些方士占卜之流的玄秘预测不同，而是建立在对天下形势与发展趋势的理性判断之上。曹操曾断言“倘是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寡，几人称帝”，既是蔑视群雄而自负的表现，也是对当时形势的正确判断。二是平乱称霸、理政理军的智慧谋略。曹操堪称三国人杰，连诸葛亮都膺服他的谋略过人，《隆中对》中即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多年后诸葛亮还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23)。中国古代政治智慧包括形势分析、政治预测、处理君臣关系、治吏理民、外交羁縻、军政大事决策等诸多方面，三国历史中这方面的事例多不胜举，成败得失皆有之，难怪后来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时对三国君臣理政史事记载格外详细。
三国“人谋”作用的凸现，实际上是对商周秦汉以来政治生活领域天命神学史观的否定，应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大进步。从此三国文化中的智慧谋略就成为后世政治家、军事家的一大智囊库，魏晋南北朝时谢安、王猛等都曾竭力效仿诸葛亮治政理民；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也曾多次讨论诸葛亮理政智慧，对曹操的政治才干也称赞不已(24)。更有甚者，当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问世流传社会后，竟成为很多造反者、革命者的锦囊妙计。明末努尔哈赤即借用《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手段成功离间明朝，使崇祯帝冤杀一代名将袁崇焕。毛泽东酷爱《三国演义》早已众所周知，特别在革命战争年代，一部《三国演义》几乎一直随他转战南北，不断从中汲取政治军事智慧谋略。
军事智慧也在三国文化中有大量体现。《三国志》或详或略记载了许多运用军事谋略的真实战役过程，《三国演义》则可以看成是一部中国古代军事战争百科全书。三国时代由于战争频仍，兵学乃当时显学，曹操、诸葛亮、法正、马谡、姜维、周瑜、陆逊、司马懿等都精通兵法，曹操、诸葛亮还曾注释古代兵书或著有军事理论著作以及发明攻守战阵等。曹操对《孙子兵法》造诣很深，著有《孙子兵法集解》，他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25)。诸葛亮精通战国兵书《六韬》，著有《诸葛亮兵法》。清张澍汇编的《诸葛亮集》中也收有诸葛亮多种《军令》，此外在战争实践中诸葛亮还创造了著名的“八阵图”，以及木牛、流马及十发连弩三种重大军事发明，被后世叹为科技奇迹。袁绍、曹操等则在战争中分别创造了“楼车”“发石车”（又称“霹雳车”）大型杀伤性武器(26)。孙权“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27)。姜维也是“甚敏于军事，即有胆义，深解兵意”(28)。正因为三国军事家们个个皆精通兵学，因此在他们指挥的各次战役中，兵学理论与军事智慧得到充分发挥。在三国时期大小一百多次战役中，“心战”、奔袭、设疑、离间、火攻、空城计、美人计、苦肉计等各种军事奇计纷纷运用，特别是三国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与夷陵之战，军事谋略和战术用法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国文化中的人生智慧。汉末三国遭逢乱世，人的生存、抉择、发展、功名成败都是首要大事。众多的三国人物中，有的善于审时度势、审慎抉择终建辉煌功业，如刘备、诸葛亮、鲁肃、马超、司马懿、吕蒙、姜维；有的则或因性格偏激或因抉择失误丧身殉命或终生暗淡无闻。人生智慧的第一要素在于抉择，择业、择主、择偶、择友乃至选择人生归宿地——择墓，都集中反映着人的生存智慧。这方面，诸葛亮的人生历程堪称是智者的人生选择，从择隐、择妻到择业、择主，无不显示了其惊人的成熟与正确。汉末大乱，随叔父流寓襄阳选择隐士为进取途径；巧妙为刘琦出谋划策；选择丑女为妻加入襄阳望族名仕集团；不就近投靠刘表、曹操、孙权(29)，而毅然为弱小的刘备效忠效力、打下蜀汉扛山；一直到临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30)，都折射了超人的智慧。对古代乱世士人来说，择主至关重要。关于诸葛亮择刘备为主，已有不少学者作过专题论述。(31)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诸葛亮投靠了黯弱的刘表或猛将如雨、谋士如云的曹操、孙权集团，决不会有加盟刘备集团的辉煌功业和成功人生。当然后来《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过分渲染，反而使诸葛亮的历史形象走向扭曲异化，如鲁迅所说是“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与诸葛亮相比，杨修、田丰、沮授等人的命运悲剧同样令人深思，它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人生选择的失误以及智慧的误区。此四人皆聪明有才之士，而且杨修还聪明过人，不幸的是毕竟不为效忠的主子曹操所相容，反而都因聪明多才丢掉了性命。曹操虽为一代霸主，却毕竟多猜多疑，难容智能之人，虽有荀、郭嘉等人辅佐，却大多不能善终。即使是老谋深算的曹操本人，尽管为曹丕等奠定了曹魏帝业基础，最后却让司马懿篡夺了江山，也是曹操始料未及的。用人的失察终于使其后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然，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三国人物也不例外。刘备为关羽报仇败亡于夷陵，诸葛亮六出祁山终未奏功，以及曹操第二次征汉中的失败，说明历史过程中有的事态实难逆料，即使智者也无力回天。尽管如此，三国人物的人生选择和命运悲喜剧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参考价值。
三、伦理文化——三国文化的底蕴
三国文化也带有浓重的伦理性。这种伦理性首先就表现在魏晋以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所谓蜀、魏“正统”之争，即三国两大政权的合法性与僭伪问题；其次是三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强烈鲜明的儒家伦理道德倾向，而且在三国文化中高层政治伦理价值取向与社会民众伦理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保持同向性，构成三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正统之争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与士大夫政治观、历史观的反映，往往在政权分立割据或修定国史时表现得最为激烈。三国历史上，曹操、曹丕为代汉而立，曾竭力制造天命谶纬符瑞神话，为其篡汉称帝的“正统”作舆论准备。刘备则因涿郡刘姓而自称西汉山靖王之后，俨然以汉祚当然继承人自居。孙吴割据江东，各方面难与汉室牵连，因此“正统”之争主要存在于魏、蜀之间。但曹丕篡汉称“正统”固然是掩耳盗铃，刘备的汉室后裔身份也十分可疑，并无确切依据。当时争居“正统”不过都是出于政治需要罢了。问题在于三国以后“正统”问题又与诸多政权的当代政治密切相关。陈寿虽为蜀人降臣，但写《三国志》时已入晋。西晋继承曹魏而来，自然要以魏为正统；东晋偏安江南，情形与蜀仿佛，因此习凿齿写《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唐灭隋继续都长安，唐太宗又以政变登基，故初唐修《晋书》以魏为“正统”；北宋取后周而立，又定都北方，与司马昭类似，故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以魏为正统；而到南宋又偏安江南，故南宋君臣又无不以蜀汉为正统，对刘备、诸葛亮推崇备至。
从现代历史观念来看，“正统”之争对评论三国政权性质和优劣来说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故梁启超尖锐指出：“中国史家之谬，莫过于言正统也”(32)。但千年“正统”之争的学术史所反映出来的传统士大夫的历史观念与政治伦理观念趋向却是值得重视的。三国文化中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十分突出，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褒贬取舍无不以儒家仁、义、诚、信作为评价标准。刘备，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还是作为演义人物，给人突出的印象是“仁”字，“仁”是刘备成功的特质。刘表临终嘱托他领荆州牧，备不忍乘人之危而婉拒(33)；荆州撤退途中危急时不忍抛下十万追随逃难百姓的场面也着实感人(34)。正因为刘备宽仁待人，所以能将诸葛亮、庞统、法正、关、张、赵、马、黄等一大批天下第一流文臣武将招至自己麾下效忠效力，以弱小之势力打下蜀汉西南江山。陈寿对三国人物的评价一般都是有褒有贬，但对刘备的评价却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35)，不置一句贬词。相反，曹操在三国文化中之所以成为受否定的白面奸臣形象，则相当程度上与他生性残忍嗜杀有关。如为了替父报仇，竟将徐州屠城，“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36)；《演义》中因误解而残杀吕伯奢一家更让人痛恨不已。加之他又逼献篡权，自然得不到后世朝野好评。仁，本来是孔子对善良人性的规范和肯定，后来孟于又提出“仁政”，成为政治规范。而对暴政的批判与对仁政的褒扬则是三国文化中一个显著的人文价值取向。
“义”是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伦理范畴之一，也是战国以后评品人物优劣的重要准则，派生出有道义、正义、义气、义理等诸多词汇。三国文化对“义”的褒扬格外突出，桃园三结义、关羽义归刘备、赵云因义放曹、陈登为义赴难，重义故事多不胜举。这其中又以关羽“义”的形象最为厚重。关羽在唐以后由侯而公、由公而王、进而被封帝封圣，地位日益隆显，形成了著名的关公崇拜现象，与其原始忠义思想不无关系。
推崇诚信。诚指忠诚，信为信义，是从战国秦汉侠的“轻生死、重然诺”精神的升华。刘备，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说他“信义著于四海”；诸葛亮自从应允刘备出山后即守信重诺，坚定追随刘备南征北战。特别是白帝城接受先主托孤遗命后，更是忠心耿耿辅佐后主刘禅十二年，直到病逝五丈原前线，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一生至诚至信。关羽虽刚勇自矜，但诚守信义却感天动地，为报刘备知遇之恩，不为曹操厚礼高官所动，封赐辞印，终归刘备而去。吕布则反复无常，欺陶谦、毁婚约，叛附无定，最后殒命白门楼。三国文化中的诚信精神为后世称道。2001年全国高考作文题是《诚信》，南京十三中考生蒋昕捷以一篇古白话体歌颂关公信义精神的《赤兔之死》获作文满分。此篇范文声情并茂、感人肺腑，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37)，曾引起很大反响。这说明三国信义精神至今仍在青少年中有一定影响。
四、三国文化的现代嬗变
源远流长的三国文化发展到今天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三国文化的需求已不再看重原有的主体价值成分，英雄文化日益衰落，伦理文化渐趋淡化。相反，三国英雄崇拜转化为娱乐消费，三国文化遗产转化成旅游经济开发，三国智慧文化转化成商战企业文化。三国文化经过现代社会的整合改造，已完成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过渡。
现代商业社会对文化的需求往往注重速成消费，古典文化已如昨夜星辰渐去渐远，传统的崇高壮美不断被解构摈弃的结果，必然带来传统文化阵痛裂变与整合更新，从而使消费娱乐文化日居主流。在现代重功利、讲实效、高节奏的文化语境中，三国文化的厚重内涵同样被日益消解，其破坏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道教对三国文化的改造。今日三国文化面临的变化是英雄文化与伦理文化衰败的同时，旅游娱乐消费文化上升为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诸多三国历史名城名地成为旅游热点、旅游景点，创汇收入十分可观。尤其是1994年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剧《三国演义》播出以来，全国乃至东南亚掀起经久不衰的三国旅游热，成都、汉中、襄樊、南阳、宝鸡很快成为旅游热点城市；中央电视台在无锡为拍摄电视剧而修建的太湖三国城，也成为游客趋之若鹜之地，门票收入每年高达亿元。而电视剧《三国演义》不仅在播出当年创了全国收视率之最，而且该电视剧拷贝在东南亚国家也很有销路。
其次是三国文化融入企业管理。三国群雄争战较量中积累下来的经验智慧对企业管理决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方面的结合首先由东瀛日本学术界与企业界合作创造，80年代传入我国。日本著名三国研究专家守野直祯先生见告，日本著名的松下公司、丰田公司、索尼公司高级职员中都有精通三国学的专家作智囊，为企业规划商战谋略。曾任东洋精密工业公司经理的大桥武夫曾深有体会地说：“《三国演义》是一本如何分析形势、调动有利因素、战胜对手、壮大自己的书，值得日本企业家好好研读”(38)。在日本出版的三国与企业商战方面的著作很多，最知名的有山野宏的《三国的人际关系学》、藤田公道的《学习中国武将——乱世飞跃之秘诀》、守野直祯的《三国志的智慧》等。在我国近年来对三国文化与企业决策及现代商战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已相继出版了郭济兴、李世俊的《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霍雨佳的《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李济兴的《三国演义与企业家的决策能力》等著作(39)。至于将刘备仁爱体恤思想运用于企业管理的“温馨经营”手段则早已成为企业家们的一般艺术了。
结 语
20世纪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新的政治背景下文化语境的变迁，经过血与火的碰撞、裂变、阵痛、整合，主体文化已宣告衰微。尤其是90年代以后，庄严正大的主体文化退居暗淡，商业性、消遣性亚文化占据主流，如流行歌曲很少再有激越昂扬的进行曲，充斥歌坛的几乎全是哥长妹短、风花雪月之类的缠绵细曲；同时文化的主体道德性淡化，功利性、消费性日炽，英雄主义主旋律反而被青年一代笑为“古董”，这到底是文化的进步还是悲哀？竟无定论。尽管三国文化今日与旅游经济开发、企业商战文化联姻不失为一条出路，而且还值得进一步挖掘、探讨，但如果仅此而已，终究还是摆脱不了三国文化日暮途穷的命运。因此对三国文化的开发除了经济方面外，弘扬其英雄主义精神、重振社会精神雄风，合理继承有益于现代社会的信义文化成分以及对青少年进行三国历史智慧与审美教育，仍将是我们研究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任重道远的重大课题。
【注释】
(1)马强（1960－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生导师，博士，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此文原载于《成都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2)龙显昭、蔡东洲：《三国文化历史走向》，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
(4)《世说新语·识鉴》。
(5)《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www.xing528.com)
(6)《后汉书·融传》。
(7)《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8)《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9)《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鱼豢《典略》。
(10)《三国志·魏书·陈宫传》注引《先贤行状》。
(11)《三国志·魏书·陈宫传》注引《先贤行状》。
(12)《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13)《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
(14)《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
(15)《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16)《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17)《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
(18)《三国志，吴书·张昭传》。
(19)《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20)《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语。
(21)《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22)对三国分立局面出现的预见除了诸葛亮《隆中对》外，孙吴鲁肃也作过正确预见，语载《三国志传·鲁肃传》。
(23)《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注引《后出师表》。
(24)唐吴兢：《贞观政要》。
(25)《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26)《三国志·魏书·袁绍传》。
(27)《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
(28)《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29)《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于》：“张子布荐亮于孙权，亮不肯留，人问其故，曰：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
(30)关于诸葛亮遗嘱归葬汉中定军山的原因，拙作《汉水流域与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战略》一文已有分析，见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编《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1)贺游：《诸葛亮择主刍议》，载《诸葛亮研究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陶喻之：《诸葛亮及同侪择主比较论》，载《诸葛亮成才之路》，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2)龙显昭、蔡东洲：《三国文化历史走向》，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3)《三国志》卷二十二《先主传》注引《魏书》。
(34)《三国志》卷二十二《先主传》。
(35)《三国志》卷二十二《先主传》。
(36)《资治通鉴》卷五十八。
(37)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故事报》2001年11月26日。
(38)龙显昭、蔡东洲：《三国文化历史走向》，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9)龙显昭、蔡东洲：《三国文化历史走向》，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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