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郡变迁及战略地位演变

秦汉汉中郡变迁

雷　震⁽¹⁾

一

秦汉汉中郡辖区，大体包括今陕西省汉中市、安康市和湖北省房县、竹山、竹溪

等县。关于汉中郡的设置，《汉书》记载：“秦置。户十万一千五百七十，口三十万六百一十四。县十二：西城，旬阳，南郑，褒中，房陵，安阳，成固，沔阳，钖，武陵，上庸，长利。”⁽²⁾据《史记》所载：汉中郡始置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是年，秦“庶长章击楚於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³⁾秦惠文王所置汉中郡的地理范围，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曰：“自沔阳、成固至新城、上庸，时皆汉中郡之地”。关于丹阳，胡注曰：“此丹阳谓丹水之阳。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岭山，东至析水入钧水，其水盖在弘农丹水、析两县之间，武关之外也。秦楚交战当在此水之阳。楚师既败，秦师乘胜取上庸路西入以收汉中，其势易矣。”⁽⁴⁾由此可见，秦所置汉中郡的郡名，是因袭了楚“汉中”之名，而其范围，则并未局限于楚“汉中”，实际上是由楚之“汉中”和秦之南郑等地组成的。

南郑（今汉中市汉台区）筑城之始，在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和战国早期秦国与蜀人相争、向西南方向发展势力有关，早于置汉中郡139年。南郑在战国以前应附属于蜀人。《史记》记载：秦“厉共公二年（前475），蜀人来赂”；⁽⁵⁾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城南郑”，⁽⁶⁾秦始据有南郑（今汉中盆地）。躁公二年（前441），“南郑反”；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郑”，南郑又复归于秦；惠文王元年（前337），“蜀人来朝。九年（前316），司马错伐蜀，灭之。”⁽⁷⁾

楚“汉中”即上庸等地。“上庸”，即古庸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括地志云：‘上庸，今房州竹山县及金州是也’。”⁽⁸⁾“竹山县”即汉中郡之上庸县（今湖北竹山县），“金州”即汉中郡之西城县（今安康市汉滨区）。《太平寰宇记》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战国时为楚附庸地，后为楚所灭，复为楚地。秦惠文王攻楚，取汉中地置汉中郡，今州即汉中郡之西城县也。以地临汉水，境枕秦川，故为秦楚之地焉”。⁽⁹⁾战国时期，秦、楚之间的军事、外交斗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围绕着“汉中”进行的。《史记》载：“孝公元年（前361），河山以东彊国六，……楚、魏与秦接界。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¹⁰⁾《战国策》载：前333年，楚威王曾云：“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¹¹⁾秦取楚“汉中”并置汉中郡后，张仪相秦时，为破齐楚联盟，“张仪欲以汉中与楚，请秦王曰：‘有汉中，蠹。种树不处者，人必害之；家有不义之财，则伤本。汉中南边为楚利，此国累也’。”⁽¹²⁾张仪此言意在以归还楚“汉中”为条件换取齐、楚绝交，从而使秦、楚相安而秦可一意东顾。前311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张仪入楚后言：“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前304年，楚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¹³⁾“上庸”即“汉中”“汉中之半”，也就是“上庸之地六县”。前280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¹⁴⁾

关于汉中郡郡治，《汉书·地理志》虽未明言，但依《地理志》惯例，郡下首列县为郡治所在，即治西城县。东汉灵帝熹平、光和年间（172—184）刊立的《仙人唐君之碑》言：“君字公房，成固人。……耆老相传：以为王莽居摄二年（7），君为郡吏，……是时府在西城，去家七百里，休谒往来，转景即至。”⁽¹⁵⁾碑文所言“是时府在西城”一语，《汉书·地理志》相符，说明西汉至新莽时期汉中郡治所为西城县。此应为因袭秦制。秦、汉人言“汉中”，一般是指汉中郡郡治所在地。如《史记》云：“秦昭襄王二十年（前287），王之汉中。”⁽¹⁶⁾秦昭襄王四十六年（前261），“王之南郑”。⁽¹⁷⁾所言“汉中”，系郡治，所言“南郑”，系县治，并非同一地方。有如《史记》所载：汉王二年（前205），“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於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原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南收三河士，发关内兵，从雍州入子午道，至汉中，历汉水而下，从是东行，至徐州，击楚”。⁽¹⁸⁾由子午道从关中至汉中郡，到达今宁陕县后，道路一分为二，向西可至汉中郡之南郑县，向东可至汉中郡郡治西城县。《读史方舆纪要》：“子午道，今新开南口在洋县东百六十里，……颜师古曰：旧子午道在金州安康县境”。⁽¹⁹⁾“从雍州入子午道，至汉中，历汉水而下”，此“汉中”应指郡治所在，而非当时之“南郑”——今之汉中。《读史方舆纪要》说：南郑县，“盖本蜀地，厉公时属秦，”“东汉始为郡治”；并说：汉中“形势最重，春秋以来属楚，故楚最为强，秦不能难也。秦惠文君十三年，攻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而楚始见凌于秦矣。苏代曰：‘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此言秦之能为楚祸也。”“汉中诚重地矣。”⁽²⁰⁾战国时期诸侯兼并，秦、楚为最强。秦攻楚可由两路：一路从巴蜀出发，“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里，”“则从竟陵已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指楚王）之有已”；另一路，“秦举甲出之武关，南面而攻”，则楚之“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恃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²¹⁾而武关一路最为便捷。西城“地临汉水，境枕秦川，故为秦楚之地焉”。秦置汉中郡，设郡治于西城，其意既在于防楚，更在于逼楚。

二

据《后汉书》载：“汉中郡：九城，户五万七千三百四十四，口二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南郑、成固、西城、褒中、沔阳、安阳、锡、上庸、房陵”。⁽²²⁾与西汉相比，少三县，当为并省，故其辖区未变。郡下首列县为南郑，表明东汉汉中郡郡治为南郑县。汉中郡郡治的变化，在秦汉汉中郡地理沿革中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为后世汉中郡分化、变迁之肇始。究其原因，当与由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兼并到秦汉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历史过程中，汉中郡战略地位及作用的变化有关。

在汉中郡辖区内，就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而言，较为优越者当属位于汉水上流的南郑等县，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正处于古代关中通往巴蜀的必经之路。而巴蜀对于秦国的作用尤为重要，是关中稳固的战略后方，对于后来建都于关中的王朝亦然如此。《史记》曰：“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²³⁾“栈道千里，通於蜀汉，使天下皆畏秦”。⁽²⁴⁾战国时的褒斜栈道是由秦入蜀的唯一通道。秦汉以后，褒斜道仍为由关中入蜀的主要的、便捷的道路，也是“昔秦惠王取蜀之道也”。⁽²⁵⁾《读史方舆纪要》：“由关中以趋汉中，由汉中以趋蜀中者谓之栈道，其北道即古之褒斜，南道即古之金牛；而子午、傥骆以及米仓之道，用之者鲜矣。”⁽²⁶⁾“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为此汉武帝曾“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²⁷⁾正是由于这个地理因素，褒斜道为历代朝廷所重视，这主要是着眼于入蜀通道的便捷和畅通。而南郑县和褒中县正位于褒斜道南端出口。褒斜道和南、褒二县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由此可见。此诚如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的《石门颂》所言：“斜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²⁸⁾西汉虽因袭秦制，汉中太守治西城县，但“褒中：都尉治”，⁽²⁹⁾即汉中都尉治褒中县。由此出现了西汉特有的守、尉分治的现象。延至东汉，也许是由于国都东迁的原因，并鉴于公孙述割据巴蜀，“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³⁰⁾窥视秦陇的历史教训，对于褒斜道的畅通更为重视。《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载：东汉明帝“永平六年（63），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始作桥格六百二十三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九年（66）四月成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稳。”⁽³¹⁾在这次开道过程中，凿通了我国最早的穿山隧道——石门。东汉建立之初的建武六年（30），光武帝“初罢郡国都尉官”⁽³²⁾并其职于太守。如此，汉中郡郡治由西城迁至南郑也就成为必然。

汉末建安年间，汉中郡地理沿革出现了重大变化，即“东三郡”的分出。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败张鲁取汉中，“分汉中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置太守；分锡、上庸郡，置都尉”。⁽³³⁾另外，汉末建安年间还从汉中郡中分出了房陵郡。《后汉书》注引《巴汉志》：房陵县，“建安十三年（208）别属新城郡”。⁽³⁴⁾但新城郡的名称出现于魏文帝时，因此建安十三年应为房陵县从汉中郡分出为房陵郡的时间。这样，汉末建安年间，从汉中郡分化出了房陵、西城、上庸三郡。

曹魏文帝、明帝时期，此三郡又屡经分合变化。《三国志》载：孟达降魏，“魏文帝善达之姿才容观，以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以达领新城太守。”⁽³⁵⁾但此时上庸、西城二郡为蜀汉所有，名为三郡合一，实则改房陵郡为新城郡。此后不久，蜀汉上庸太守申耽、西城太守申仪叛蜀降魏。黄初二年（221），文帝转仪为魏兴太守封郧乡侯，省上庸并新城。明帝太和元年（227），魏新城太守孟达又叛魏归蜀。次年，“宣王攻破新城，……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县为上庸郡，锡县为锡郡。”太和四年（230），“省上庸郡”。景初元年（237），“分魏兴之魏阳、锡郡之安富、上庸为上庸郡。省锡郡，以锡县属魏兴郡。”⁽³⁶⁾对于曹魏时期三郡的分合变迁，《晋书》以一言概括为：“魏文帝以汉中遗黎立魏兴、新城二郡，明帝分新城立上庸郡”。⁽³⁷⁾此三郡，《华阳国志》称之为“东三郡”。需要说明的是“东三郡”的分化变迁，当与魏、蜀在汉水流域的争夺有关。

“东三郡”分出后，汉中郡辖区大为缩减，仅限于今之汉中地区。

【注释】

(1)雷震（1964－　），男，陕西铜川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此文原载于《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西汉）班固：《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5)（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6)（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7)（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8)（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9)宋·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1年版。

(10)（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11)（西汉）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2)（西汉）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www.xing528.com)

(13)（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14)（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15)陈显远：《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

(16)（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17)（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18)（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19)（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

(20)（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

(21)（西汉）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23)（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24)（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25)（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

(26)（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

(27)（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28)郭荣章：《石门摩崖刻石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9)（西汉）班固：《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31)郭荣章：《石门摩崖刻石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33)（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

(3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35)（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

(36)（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

(37)（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