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香港后回迁广州的故事

1941年12月8日日本向美英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进犯香港，致使农林植物研究所又陷于绝境。李仲洛回忆云：“日军进攻香港战事发生之前，适逢周末，我不在所。至战争平息，交通开始恢复，我回到所里。侯宽昭告诉我：在日军占领九龙时，认定本所是一个重庆和美国的机关，派大批宪兵把所围搜，曾一度不许人员进出。”^[24]植物所之所以被认为是美国机关，是因为植物所受到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之中基会资助。如此结局，是陈焕镛迁港时不曾预料，令其无比悲愤，但保存植物所之决心却不曾动摇。陈焕镛尝有记云：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顽寇猝向英美宣战，数日之间九龙弃守，战士炮车进入市街之内，隔海炮战，弹雨横飞。本所之附近地方多被轰毁，而敌人之铁骑纵横，暴行迭作，昼夜不息，骚扰难堪。月之廿五，香港亦亡。本所不幸被不逞之徒举报为重庆敌产，遂派兵包围，详加搜索，幸无违禁物品，致招杀身。惟所有档案、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标志，遂被指为所谓敌产，除抽出各种公物于摄取照片后，加以标封外，将标本及图书目录携去，并每日派兵守门，常川监视，并随时入屋骚扰，屡欲施行强暴。凡进出之人，必须经详细之盘搜。迨至大局粗定，镛如率同全所留港员工杂于难民之中，冒险离港，或尚可能。惟每念及毕生心血所罗致，储存于一百余副柚木柜中，十五万号之珍贵植物标本，及四千余部之中西文图书暨仪器等，又岂忍恝然不顾，拱手以资敌人耶。在其严密监视之中，欲求保存，固有不能；将之毁灭，势亦不许。再四思维，苦无对策，只有物亡我亦随物亡，物存我亦随物存，未敢先求去。当时之彷徨情况，可于想象中得之矣。^[25]

日军占据香港二三日后，汪精卫伪政府广东省教育厅长林汝珩来所，与陈焕镛面商，愿为相助，劝其率领全体人员及眷属回穗，并将所有公物运回，在广州相对独立继续从事研究。陈焕镛与植物所人员商讨，认为已是走投无路，唯有与物共存亡。何椿年这样回忆：

陈所长召集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态度，认为后方已被切断，困于孤岛，本所物资，必被日寇掠去，目前只有先将本所物质，设法脱离日寇掌握，将其运回中国大陆任何地方，才有归还祖国的希望。他本人愿将名誉生命做孤注一掷，作最后挣扎。所中同人，有愿留者则听之，但须准备杀头处分；不愿留者，设法筹集川资，送返内地。我当时以临难苟免为可耻，认为一走了事，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牺牲个人前途，尽力维护，才可挽救植物所物资，不落日寇之手。^[26]

不得已之境况中，陈焕镛与农林植物所同人一起决定，与伪政府合作，迁所回广州。这是一项艰难选择，与伪政府合作，即有汉奸之名、卖国之罪；如在香港困守，则有可能遭日人掠夺。两者相较，取前者，最终标本可以保存在中国。陈焕镛实在是无路可走，经过反复权衡之后，才作出选择。抗战胜利后，其有如下自述：

在空前绝后、进退维谷环境当中，有伪广东省教育厅林汝珩衔陈璧君之命赴港，侦知本所情形，毅然以协助保存科学文化为己任，自告奋勇，愿出全力向敌香港总督部交涉，协同将本所留港文物全部运返本市。即以前广州失陷时，本所遗留于法政路之公物，亦允一并发还，统交回本所，自由管理。力陈利害，并以危言恫吓，所不拒绝者，只以爱惜我们费尽几许心血，历尽多少艰苦博取得来之科学珍品，其庶几能在敌人掌握中套取出来，不致运往东京或台北，以资敌人利用。而置于广州者，唯此一途而已。爰即召集全所留港职员共商应付办法，佥以事已至此，夫复何言，利害两途，当权轻重，与其徒慕清高之行为而资敌以珍藏，曷若利用权宜之措施以保存其实质。名诚弃守，光复可期；文物云亡，难谋归赵。为山九仞，岂亏一篑之功，来日大难，当抱与物共存亡之念，赴汤蹈火，生死不辞，毁誉罪功，非所敢顾。遂决定不惜忍辱与林汝珩接洽，声明本所为纯粹科学机关，本一贯学者之正确立场，站定保存文化之岗位，对于一切政治问题，在现在与永久的将来，绝不闻问。所有本所存港公物暨全体员役连同眷属等，由林汝珩设法迁移返省，并将以前遗留于原所之公物一并发还，统交本所全权自由管理，不得假借任何问题加以干预。一如前议，旋林汝珩全部接纳。^[27]

汪精卫伪政权于1940年5月10日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林汝珩任教育厅长。抗战爆发后，许多内地人士逃到香港避难，待香港沦陷，又将面临生存危机。为了拉拢这些人士为伪政府服务，林汝珩在香港沦陷第三日，奉汪精卫妻陈璧君之命赴香港，自许为救济文化界人士而来。陈焕镛与陈璧君为同乡，此前陈焕镛的业绩或为陈璧君所知悉，故将陈焕镛列为拉拢对象，遂有林汝珩亲往植物所香港办事处会晤陈焕镛之事。在日本傀儡统治下生存或比在日本人直接统治下生存稍为容易一些，陈焕镛只得接受林汝珩的邀请。林汝珩来香港邀请其他著名学者回广州，除陈焕镛外，均遭拒绝。1943年2月5日《竺可桢日记》载：“陈援庵之公子陈乐素，广东人，向在香港教会学校教历史。香港沦陷后，伪组织邀渠与陈焕镛、陈寅恪、袁守和诸人赴广州中山大学。陈焕镛以植物标本故受聘，余人均未往。”^[28]

在香港沦陷前几日，陈焕镛已派蒋英、陈少卿赴坪石向中山大学请示，惟交通梗塞，虽经请示，陈焕镛也无法得到学校当局之最新指示。于是，1942年1月间伪政府安排船只接送被其“抢救”人员离港，陈焕镛与一部分员工及眷属先行回省，留下侯宽昭、何椿年、王显智、高锡朋、梁锐雄等数人留港，看守公物。陈焕镛临行时留言，待李仲洛返所后，如愿回广州，即请其立即设法回广州。

李仲洛（1901—1966），广东番禺人。其父亲长期在美国为雇工，依母亲成长。李仲洛自云：其母亲具有极为浓厚之传统观念，以朱子家训治家教子，希望儿子成为德才兼备，显亲扬名的孝子贤孙。李仲洛6岁入私塾，凡8年，主要课程为四书五经及古典文学等，传统仁义道德、忠孝廉节价值观给予其深刻影响。1915年往香港求学，学习英文及数理化生等现代科学知识和英国史等。1922年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随即在广九铁路机务段及广州其他机关工作，1934年10月入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此后未曾离开，任办事员、文牍秘书等职。其为人厚道，文笔优雅，有办事才干，深得陈焕镛信任，陈焕镛许多函件均由其起草。

图3－5　李仲洛

本书前已言及李仲洛随中山大学往云南，充任理学院助理秘书，后曾多次到香港为学校办理招收新生等事宜，一次在返回途中为敌军所捕，疑为抗日游击分子，惨遭毒打，释放后，折回香港，重回植物所服务。关于此段经历，李仲洛自己记述：

1938年10月我随理学院西移，至翌年2、3月间迁至云南澂江。1939 年6月我奉校命，随邓植仪、萧锡三先生等赴香港为教育部办理统一招生，同年10月考试事毕，我由港携眷到澂江，并被调往农学院工作。1940 年6月我被校派随古文捷先生再赴香港办理统一招生，当时我曾表示不愿再去，因我的母亲年纪69岁，体弱多病；爱人又怀孕行将临盆，另有子、女各一，年纪六七岁，恐怕我离校之后，无人料理。后来经不起大义责备，率勉强成行。不料在港试事完毕，学校无款汇港接济，既不能清账，又无返校旅费，因此滞留于香港植物研究所。在我离开澂江以后，我母不幸病殁澂江，爱人产一女孩，同时学校又迁移粤北，我极感难过，大有“正是有家归未得”之叹。

当时港滇间交通只有航空可达，我既无如此大笔旅费，而登记购票亦须要排至数月之后，始有飞机可乘。因此，迫得任由爱人拖男带女随校搬迁。1941年年头，沙鱼涌沦陷敌手，如要返粤北，必须假道广州湾，迂回而行，始能返校，所需旅费更多。适值我有一位友好孔昭，是走单帮，从中山县通过敌人封锁线，转入三埠一带贩运小量货物。我于3月间随他同行作试探性质，如果能够行得通，我打算下一次然后携带行李，循此路返校。不料在中山县属地方，受日敌检查，在孔昭身上搜出港币一张，盖有“抗日必胜、建国必成”字样的印，日敌乃怀疑我俩为游击队，将我们痛殴审讯之后，拘留五十余日，始行释放。我退返澳门，在一位朋友家中休养数天，始知香港植物所登报寻访我的下落，即返香港向陈焕镛先生报告，同时详细函报学校。随接学校复函，嘱我再留香港，等待协助陈宗南先生到港办理是年度本校招生事宜。迨至试事完毕，陈焕镛先生拟请学校调我在本校研究院植物学部留在香港工作。在等待学校复示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我因经济困难关系，每天返植物所工作，下班后到油麻地广东华孚行一位朋友处膳宿，因此九龙陷敌之时，我不在所里。^[29]

如此长段摘引李仲洛自述，实是从其人其事之中，可知在日敌入侵之下，一位普通知识分子无端遭受之困苦和悲戚，及其忠于职守，勇于任事之敬业精神。但是，其时学校会计室却以李仲洛久未返校，乃是“挟款私逃”，由是停发其薪金，致使其随校迁移之妻子儿女在粤北坪石生活发生困难。为此陈焕镛致长函与校长许崇清，详细记述李仲洛在港未归原因，最后回应“挟款私逃”：“仲洛自去年六月在学校定期迁移粤北之后，抛下残年老母、坐蓐荆妻，秉大公无我精神，奉公来港。母殁澂江，不克亲视含殓；眷迁粤北，复不暇护送跟随。仲洛虽至愚，‘宁有背君恩、捐妻子，而反以为利乎？’揆诸情理，此种措施未免出诸误会。”^[30]正是这段经历，导致其后成为汪伪政府中一员，而任事于伪政府，在1949年后的新政权下又要接受审查，前引李仲洛文字即为其坦白“我随着植物研究所投靠汪伪政府的经过”而写，使其再次蒙羞。对此评述，实已超出本书主旨，就此打住，还是回到1942年初植物所迁回广州之史事。

陈焕镛回到广州，住在族兄陈赞臣之葵园，一起回省之员工和家眷则被安排在招待所。经陈焕镛与林汝珩进一步商谈，将植物所改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隶属于伪教育厅，并由其拨付经费。未久，李仲洛遵嘱随港九难侨步行团从九龙步行4天到东莞，转搭渡船抵广州。陈焕镛令李仲洛回广州，意在委以行政所务。李仲洛抵广州，往见陈焕镛，陈焕镛留其在所中协助，任总务主任，筹备成立“广东植物研究所”。3月间林汝珩与日军商量，初步同意植物所物品迁回广州，陈焕镛不便出面，而派李仲洛再赴香港具体交涉，办理搬运事宜。关于其经过，李仲洛言：(www.xing528.com)

伪政权与日本南支派遣军商妥后，由日军方面派一个名叫“堀部春晃”军官与伪教育厅主任秘书陈致平及一位日语翻译，约同陈焕镛往九龙，向日军司令部交涉，把本所公物运回广州，但陈不愿亲往，派我前去。经过月余的反复交涉，香港日军总督部才批准放行，但仅限于本所公物（限于标本、图书），当时由于水路交通尚未恢复，通过日军批准，于1942 年4月雇用大型铁拉船将本所全部标本、图书运返广州，其中标本放在原来标本柜内启运。^[31]

运回广州之物品全为公物，私物则不获日军准许。4月25日租用二艘铁拉船为之运输，28日抵达广州。由陈璧君安排，将标本暂存盘福路尾日立第二十三小学旧址和西华二巷一所平房内，员工也移住在小学里。图书则安置在陈焕镛所住之葵园。

在运回标本中，未有蕨类植物标本。此类标本当初运往香港时，因码头围道房屋无法安置，其时香港植物园标本已运走，有标本柜空置，故将约5 000份蕨类标本存放其处。香港沦陷之后，没有将这批标本抢救出来，一同运回广州。后该标本无人看管，老百姓将标本拆去，以台纸卖钱，致使全部损毁。植物所返回广州之后，将重份蕨类植物标本再为装订，但其质量已低于先前。

迁回广州不久，陈焕镛被任命为广东大学农学院教授，植物所亦归并于伪广东大学。伪政府还以陈焕镛保存文物有功，给予勋章一枚及奖金伪币“中央储蓄券”3万元。勋章为金质，抗战末期，某伪参谋长派人送来一张字条，说他当晚参加宴会，忘记佩戴勋章，向陈焕镛借用。士兵拿去，再未归还，实为得到勋章上一点金子。奖金则由李仲洛按植物所职工和家眷人口予以分配，作为生活补助。离港时，只能携带随身行李，现有此款可添置一些生活必需品。

广东大学系林汝珩奉汪精卫之命所办，1940年7月26日由伪省政府第十八次省务会议通过，于是开始张罗，林汝珩自任校长，校址设在光孝寺。1942 年8月伪广东省教育厅自日敌手上接收岭南大学校址，广东大学遂由光孝寺迁至河南康乐村。植物所于是年冬季也迁入康乐村原岭南大学植物馆，并将前沦陷时留存在法政路之公物交予植物所，一并迁入康乐村。其时，法政路所址已被伪政府交由广东省图书馆使用。至此，全部标本、图书、仪器遂统归于一起，可谓差强人意。同时，所有员工及眷属皆搬至康乐住居。校方还将原岭南大学之昆虫园、玫瑰园和南园交由植物所管理。陈焕镛对园地整理和植物栽培、繁殖等颇感兴趣，每天在园里消耗不少时间。有时则在家中编写《拉丁文词汇》，但此书终未编成。陈焕镛住在原岭南大学10号，此幢房屋所在区域先前统为美国人住居，称为“西人区”。现西人区周围用铁丝网包围，有宪兵看守，因为其中有被监禁的原岭南大学学监香雅阁。其与陈焕镛早有交往，现在他们偶尔隔着铁丝网作一些交谈。植物所同人自1942年入住康乐，至1945年抗战胜利，均是深居简出，尽量避免社会活动。这段时期，日本人也未曾与植物所直接联系。一次，有个日本植物分类学者为鉴定植物标本来所，陈焕镛不愿接待，交由侯宽昭予以解决。

图3－6　中大生物系同人在原岭南大学植物馆旧址前合影，大约摄于1946年（前排右2邱华兴，后排右1张宏达）

为保存标本，陈焕镛选择依附于伪政权，因而不便在名义上与中山大学再有关联。1942年7月14日呈函中山大学校长，以近年来公务繁重，心力交瘁为由，拟请假休养，旋得校长函准，同意自8月起停薪留职。而在伪广东大学中，陈焕镛虽得到器重，待遇比教授和院长还要高，但其只埋头于事务，其他概不关问。时任广东大学教务长陈嘉霭，亦为林汝珩自澳门“救济”而来，其晚年所写回忆文章中，关于广东大学事甚详，于陈焕镛则写道：

香港沦陷时，有专研究植物学的陈焕镛从香港来广州，将其植物标本70余大箱送来广东大学。汪精卫知其事，特奖之，并在广东大学开设植物研究所任他为所长，以供其研究，而薪俸特优。陈只埋头研究植物，不担任讲学，当时文学院中设有生物学一科，请其兼任讲述，彼亦推却。^[32]

陈焕镛授课，在光孝寺时，每周担任3小时。但每次上课，需经过许多日军哨卡，来回下车检查盘问，实为虐待，不到一个月，就懒得上了。讲学尚且如此，更无论其他耳。陈嘉霭文中所列伪政府各项政治活动，皆无陈焕镛之名，可知陈焕镛附伪，绝不是为了一己私欲，在浑浊之中保持清白，其后在康乐园时，不得已每周授植物分类学课程2小时，也不为多也。

图3－7　侯宽昭

侯宽昭留守香港，至1942年10月将陈焕镛及植物所员工私人物品、家具运回广州，其人才回到广州。至此，广东植物所人员共有13人，所内同人皆愿与陈焕镛一同守住标本，此乃自香港迁回广州之前即已抱定之信念，此后没有一位辞职他去。他们不是不知此中政治风险，何况生活一样艰苦。侯宽昭在1952年云：“那时我是单身一人，假若要独善其身的话，似不难离开此险恶环境的。但念为保存此血汗积成的文物，又不能不舍身以赴，因此决定留守到底，生死不顾。在1942至1945年中，除照旧管理标本室事务及研究外，并未参加伪组织任何活动。”^[33]

植物所从九龙迁回广州，其搬运费用，及自迁返广州之日起至日本投降止，一切经费均由伪政府供给，伪政府对植物所一切业务及行政人事等，也如当初之承诺，不曾过问干涉。这段时期，植物所大多员工之生活，只能说没有忍饥挨饿，但大家埋头工作，与外界联系无多。至于此时陈焕镛、侯宽昭等研究工作，档案中记录甚少，仅见何椿年有片语言及自己：“植物研究所由港迁回广州后，我由研究生转为实习研究员名义，但事实上，我只担任一部分热带植物在番禺新造化龙北乡友人农场中作繁殖工作，时间大约一年半，每月回所一二次，报告情况，名下薪水未领，而是用来津贴工友。胜利后，将所种植物运回标本园栽植。”但为搞好植物所与伪广东大学之间关系，除陈焕镛在校任课外，侯宽昭也曾兼任广东大学附中教员，担任植物学课程。陈焕镛还同意李仲洛兼任大学助理秘书职务，不过为时不久，日本即告投降。

此时陈焕镛与中山大学仍有联系，时通消息，农学院亦尝于1942年及1943年两度秘密派员到广州视察及慰问。假若甘心附伪，又何必与院校联系，须知若有暴露，也会招来不测。1943年暑假，跟随蒋英在粤北植物所之梁宝汉潜回广州，办理婚姻大事，期间曾到广东大学植物所查阅标本，经月余始北返。由此亦可证明，陈焕镛与中山大学之联系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