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对全世界的人类福利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在过去的30年中，环境政策对所有国家（如美国、欧洲、中国）而言都是重要的政策领域。同时，那些对政治、经济和生态可持续性所带来的挑战作出反应的环境政策，它们的制定和执行带来了对“什么构成好的政策”和“什么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最好工具”的争论。在环境政策工具中，管制工具在环境治理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现在，管制工具却逐渐让位于更加有效的、非强制性的、效率更高的环境政策工具[1]，这些灵活性的、非强制性的、经济激励性的政策工具统称为新环境政策工具（New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NEPIs）。中国和美国的水环境政策呈现出新旧工具混合使用的状况，虽然灵活性新工具的引入是中美水环境政策创新的主要趋势，但直接管制性工具仍是政策工具箱中的主要类型，新工具的引入受到现有管制制度的束缚和影响，其引入过程是渐变的，本章以美国和中国水环境政策工具为案例进行比较研究，解释制度性因素对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www.xing528.com)
中国和美国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经济水平，但在环境政策中，两个国家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水环境治理以直接管制工具、标准和许可证为主，并逐渐采用灵活性的新环境政策工具，但是，中国和美国在采用新环境政策工具的时机、范围以及运用成效上存在差异，而要如何解释具有相似管制原则的两个国家对新环境政策工具引进的不同进度，是什么因素造成中美在采用新环境政策工具方面的差异呢？制度性差异是造成此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即政策权威的位置和聚敛性、政策议题的来源、新工具与管制框架的融合程度都影响新环境政策工具的运用，简单而言，环境管制框架影响了新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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