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城镇居民贫困分析及统计研究

第六章　城镇居民地区贫困测度及分解分析

不平等与贫困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米勒（Miller）和罗比（Roby）曾经指出，从社会等级阶层的角度来考察贫困问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贫困问题的本质就是一个不平等问题（1971）^[1]。贫困可以看成是社会中最贫穷的一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不平等与贫困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在一定情况下，贫困不意味着不平等，不平等也不意味着贫困（阿马蒂亚·森，1981）^[2]。因此，贫困与不平等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又存在一定的区别。不平等是进一步研究贫困的基础和前提。

本章地区贫困的研究是建立在地区收入不平等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通过选择合适的贫困指数，利用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测算了浙江省城镇居民地区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并在此基础上对贫困变动进行分解，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增长因素和收入分配因素对贫困变化的影响加以量化，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这一时期城镇贫困变化的原因，特别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在其中的作用。

第一节　数据说明与指标选取

一、数据说明

本文对贫困的定义是：贫困是人的一种生存与发展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人和家庭难以获得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也难以依靠个人力量改变现状，需要社会帮扶以摆脱困境，否则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既然贫困是一种生存状态，那么用收入来衡量贫困是最合适的，因为收入是对生存状态最直观的反映。本章所用的收入数据与前文对于浙江省城镇居民地区收入不平等研究的数据一致，即选取1997－2008各年《浙江统计年鉴》以及《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各县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由于数据资料的特点，决定了浙江省地区贫困水平的研究是有关相对贫困问题的探讨。

二、指标选取

贫困的度量是研究贫困的核心工作之一。阿马蒂亚·森曾指出，贫困的度量可以分为两个步骤，即贫困的识别（identification，一个识别穷人的方法）和把贫困人口的特征加总（aggregation）成一个总度量，以形成贫困总体映象（over－all image of poverty）。对于贫困的识别，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地区贫困，属于相对贫困的范畴，因此可将所有地区收入的10%作为贫困线，在贫困线以下的均被视为贫困地区。对于总体贫困的度量，寻求和发现一种可靠的度量指标是极为重要的。自从阿马蒂亚·森的经典论文发表以来，人们不仅计算贫困人口，而且设法在衡量总体贫困时把贫困程度和不平等因素考虑进去，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建议。

目前，福斯特等人提出的FGT指数是比较全面地衡量贫困程度的指标。它不仅综合了多种单一贫困测度指标的功能，而且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部分指标构建的缺陷。因此，本章决定采用FGT贫困指数对浙江省地区贫困水平进行测度，并通过对不同指标值的对比分析，来揭示贫困的状况，体现其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利用前文对于收入分布变化分解的研究结果，对贫困指数的变化进行了分解研究。相比以往的贫困分解方法，本文的分解思想不仅具有很大的创新性，而且对于分析贫困变化的影响因素具有更好的准确性。

第二节　城镇居民地区贫困测度

一、贫困线的确定

本文对浙江省地区贫困进行研究，因此属于相对贫困的范畴，和以往居民贫困水平的研究有所不同，因此贫困线需要重新定义。考虑到本文的样本数据是各地级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所以本文选取实际数据中最低10%的收入水平作为地区相对贫困线来展开实证分析。

二、浙江省地区贫困测度

利用FGT指数对浙江省地区贫困水平进行测度。和以往不同的是，本文FGT贫困指数的计算是在拟合收入分布的密度函数基础上，利用连续型FGT指数的计算公式得到^[3]。借助Maple数学软件，经过编程得结果，见表6－1。

表6-1　浙江省地区贫困FGT指数（％）

续　表

表6－1，FGT（0）是贫困发生率指数，FGT（1）是贫困距指数，FGT（2）是平方贫困距指数。具体来说，贫困发生率指数在2004年以前呈波动变化，最大值出现在2004年的12．199%，最小值出现在1997年的7．192%；在2004年以后，基本呈现下降趋势，直到2008年的8．405%。贫困距指数和平方贫困距指数在2001年以前都呈现上升趋势，分别从0．3102%和0．0191%，增加到0．8634%和0．0956%，增长了1．78倍和4．01倍。在2002年，贫困距指数和平方贫困距指数都突然下降到0．4307%和0．0300%；降幅达到50．12%和68．62%。此后，贫困距指数从2003年的0．5285%增加到2005年的0．8068%，而后又下降到2008年的0．5528%；平方贫困距指数从2003年的0．0409%增加到2006年的最大值0．1027%，此后下降到2008年的0．0617%。

浙江省三大贫困指数的变化情况非常复杂，贫困发生率指标在2004年后呈现不断下降的走势，可以说是全省相对贫困地区减少的体现。但与此同时，另外两类贫困指标并没有出现相同的变化，而是呈现了明显的波动变化。这说明，虽然全省的相对贫困地区减少了，但是这些贫困地区的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贫困程度依然比较严峻。

三、三大核心区地区贫困测度

在地区收入不平等空间分解的研究中，将浙江省分为杭州、宁波和温州三大核心区，对于这三大核心区的地区贫困水平，同样可以进行测度，这样便于和浙江省地区贫困水平进行比较分析，计算结果见表6－2至表6－4。

表6－2　杭州核心区地区贫困FGT指数（%）

表6－2是杭州核心区三类贫困指数的计算结果。对于贫困发生率指数来说，从1997年的9．8683%迅速下降至1999年的4．1664%，此后虽然持续下降，但是下降速度相对平稳，到2008年为3．1248%。贫困距指数从1997年的最大值0．1599%开始，波动下降至2006年的最小值0．0524%，此后又上升至2008年的0．0726%。平方贫困距指数从1997年的0．0042%迅速下降至1999年的0．0015%，2000和2001两年有一定幅度上升，但此后仍然保持了稳定的下降态势，直到2006年的0．0014%，2007和2008两年又上升至0．0027%。

在贫困率指数保持了良好的下降趋势的同时，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指数也在研究期内基本呈现下降趋势走势，这是杭州核心区地区贫困程度有明显改善的体现。但是这种趋势在2007和2008两年有所改变，因为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两个指标有所增加，如果这是一种趋势的象征，那么应该引起必要的重视。

表6－3　宁波核心区贫困FGT指数（%）

表6－3是宁波核心区的三类贫困指数的计算结果。贫困发生率指数在1998年达到最大7．3851%，随后不断下降至2003年的3．8467%，2004年骤然增加至6．0229%，随后又呈现下降趋势，直到2008年的最小值3．5336%。贫困距指数在2003年达到最小值0．0370%，之前呈波动下降态势，之后在2004年增至0．0932%，又开始不断下降，但幅度不大，到2008年仍维持在0．0589%。平方贫困距指数从1997年的最大值0．0037%下降至2003年的最小值0．0006%，此后的2004年又回升至0．0023%，经过一段波动变化后在2008年达到0．0016%。

三类贫困指标在2004年之前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走势，说明在此期间宁波核心区的地区贫困水平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衡量都有所缓解。但是在2004年，三个指标都明显增加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此后虽然同样呈现下降走势，但下降的幅度并没有恢复到2003年的水平。这可能主要与起点的指标水平过高相关，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释放贫困恶化带来的不良影响。

表6－4　温州核心区贫困FGT指数（%）

表6－4是温州核心区的三类贫困指数的计算结果。对于贫困发生率指数来说，在2003年以前的变化幅度较大，从1998年的最大值14．3102%，骤然下降到2000年的最小值4．6887%，然后又直线上升到2003年的10．6859%，2004年开始变化幅度趋于稳定，从7．5979%缓慢上升至8．9623%。对于贫困距指数来说，从1997年的0．3712%下降至2000的最小值0．2002%，然后一路上升，直到2003年的0．5716%，经过短暂下降后，2006年又攀升至最大值0．6805%，而到2008年又下降到0．5392%。平方贫困距指数的变化趋势与贫困距指数类似，在1999－2003年处于上升期，从0．0107%增加到0．0494%，2004、2005两年下降至0．0314%，但是在2006年却突然增加到最大值0．0864%，而后两年又下降至0．0559%。

三类贫困指标的变化非常复杂，贫困发生率指标呈现波动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动变化的幅度有所减缓，说明温州核心区的地区贫困治理不具有持久性。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两类指标基本呈现上升走势，说明贫困地区之间，仍然存在收入水平过低、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虽然在最后的两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能否持续仍有待观测。

四、核心区与全省地区贫困比较

将三大核心区与全省的三类贫困指数做比较，绘制如图6－1图至6－3。

图6－1　浙江省及三大核心区FGT（0）指数

图6－1刻画了浙江省与三大核心区的贫困发生率指数的变动情况。与全省相比，杭州和宁波核心区的贫困发生率水平相对较低，且走势基本呈下降趋势。温州核心区贫困发生率的水平和全省相近，其走势在2004年后呈上升趋势，而此时全省贫困发生率却呈显著下降趋势。这说明，在2003年后，全省贫困发生率水平的大幅下降主要是受杭州和宁波核心区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影响。

图6－2　浙江省及三大核心区FGT（1）指数

图6－2刻画了浙江省与三大核心区的贫困距指数的变动情况。与全省相比，杭州和宁波核心区的贫困距指数走势比较平稳，且水平较低。在2004年以前，温州核心区贫困距指数的大幅上升是带动全省贫困距指数上升的主要动力；而在此之后，全省的贫困距指数开始下降，而温州核心区的贫困距指数则在经历小幅上升后才开始下降，在研究期末，两者的水平基本相当。

图6－3　浙江省及三大核心区FGT（2）指数

图6－3刻画了浙江省与三大核心区的平方贫困距指数的变动情况。与全省相比，杭州和宁波核心区的平方贫困距指数几乎接近于零，而温州核心区平方贫困距指数在2002年之前也在低位徘徊，之后才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但水平相比全省仍然较低。这说明，三大核心区之间平方贫困距指数的较大差异，是导致全省平方贫困距指数水平较高的主要原因。

五、结　论

在收入分布的基础上，对浙江省城镇居民地区贫困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通过能全面反映贫困程度的FGT指数来实现。主要结论如下。

1．浙江省地区贫困水平在研究期内变化比较明显，其中波动幅度最大的是贫困发生率指数，在2004年以前尤为明显，之后有缓解的趋势。这说明浙江虽然是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但是其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导致了很多低收入地区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贫困距指数和平方贫困距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都是呈现上升走势。这说明整个浙江省的贫困地区的相对收入水平仍然较低，政府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来使其脱贫，而且各贫困地区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也进一步恶化了地区贫困水平。

2．三大核心区的地区贫困水平，与全省相比，杭州核心区和宁波核心区的贫困发生率指数的水平相对较低，基本呈下降趋势；贫困距指数的走势相对比较平稳，但水平仍然较低；平方贫困距指数的走势更是接近坐标轴。这说明在研究期内，杭州和宁波两个核心区的地区贫困的广度有所下降，但是贫困地区的收入水平相对没有显著提高，因此，贫困的深度并没有显著减少。同样，贫困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也没有继续恶化。但是对于温州核心区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首先，温州核心区的贫困发生率指数的水平和全省相近，其走势在2004年后呈上升趋势，说明此时在温州核心区内部有更多的地区陷入到相对贫困线以下。其次，贫困距指数的大幅上升是带动全省贫困距指数上升的主要动力，表明此时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来改善地区贫困水平的变化。最后，平方贫困距指数也基本呈现增长走势，虽然在最后两年有所下降，但水平仍然较高，说明贫困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有一定程度的恶化。

第三节　城镇居民地区贫困变化分解

贫困变动的影响因素很多，国家或者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历史积淀、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速度、各种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和政策，特别是具有倾斜性和针对性的扶贫开发策略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贫困的发展状况。但是诸多因素共同的作用结果无非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各种因素不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变化来影响贫困，就是通过影响收入分配状况来影响贫困。两者之中究竟谁对减少贫困的重要性更大，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量化它们对贫困变动的影响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本节将通过对贫困指数分解，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两个因素对贫困变动的影响效果，为制定与实施反贫困政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一、经济增长对贫困影响

经济增长和贫困变化的关系，一种比较流行的思想是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具体是指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强调大多数人普遍分享，没有针对特定收入群体制定具体的收入分配政策和措施，也没有过多地考虑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成果分享不公的效应。在该经济增长方式体系内，国外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在体制内自动进行分配，富人由于先天禀赋优势，理所当然地享有经济增长的较大成果，而其余成果可以由穷人进行分享且由于富人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使得经济增长的成果传导至穷人，会使得全社会人群均有受益的机会。这种情况类似于我国经济发展初期，强调经济发展为中心，把经济增长的蛋糕做大，在各种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的能力不变的情况下，各群体的福利均有所增加。因此，在涓滴式增长情况下，经济增长具有自动减贫的效应。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贫困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相应的自动缓解，涓滴式增长自动减贫的观点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一些学者提出了亲贫困增长的概念，并主张不同于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强调直接使贫困群体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而不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该主张认为贫困群体相对于富有群体而言，缺少维持自身发展的资源。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市场广泛竞争的结果，这会使富有群体获得更多收益，这是基于富有群体在市场经济中拥有其天生的优势，例如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进而有些国家实行的是倾向于富有群体的政策，结果导致了富有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结果只能造成贫困群体更加贫困，贫困得不到缓解。因此，部分学者主张，政府应制定一个故意倾向贫困群体发展的战略，缩小贫富差距，使贫困群体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总的说来，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惠及穷人，带来贫困的自动减缓。这一观点逐渐为研究收入分配领域的学者所共识。而在经济增长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既有可能出现自动减贫的效应，也有可能会出现贫困程度和规模增大的现象。在经济发展规模做大的初期，由于资源禀赋差异和人力资本的累积效应尚未显现，各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都得到改善，使得贫困自动降低。但是经济增长经过一定时期后，由于人力资本的累积效应开始产生作用，资源禀赋格局一旦形成，收入分配的差距一旦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贫困减缓效应，进而出现贫困程度和规模增加甚至脱贫后返贫的不良现象。

二、收入分配对贫困影响

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下，现代化生产是由劳动、资本、土地和管理等要素组合在一起而进行的。收入分配也应该按照各要素所发挥的作用而进行。各要素获得的份额取决于该要素的供求状况所决定的边际生产力。因此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他或她所拥有的资源（包括劳动、资本、土地和管理才能）的数量和价格水平。个人和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取决于资源所有权的分配和各种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中获得的价格。资源所有权在不同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的资源所有权引起了收入不公平的分配。不拥有或只拥有较少的资源的个人或家庭不能获得收入或只能获得较少的收入而陷入贫困。

根据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导致个人或家庭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是他们占有的资源数量少并且质量低，市场对他们提供的劳动生产率估价较低。较低的生产率以及由此带来的低收入是由于低水平的培训和教育、不幸、相对较少的继承、歧视，或者是个人的选择所造成的。因此个人或家庭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低水平的培训和教育、不幸、相对较少的继承、歧视，或者是个人的选择所造成参与收入分配资源的数量相对较少。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中，较少的资源使贫困家庭只能获取较低的收入，较低的收入反过来使他们不能有效地积累资本或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穷人因此陷入了恶性循环而难以逃脱，他们没有也无法获得使他们摆脱贫困所必需的条件。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并由此影响着贫困水平的变化。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反映了经济增长更多地倾向于相对富裕的居民，即经济增长使得非贫困人口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会恶化贫困状况，弱化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推动作用。为了精确衡量收入差距对贫困的影响，下文将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因此，了解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化的作用力度和作用方向对于评价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和有效扶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地区贫困变化分解

通过前文的分析发现，减贫离不开经济增长，但究竟穷人能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多少好处却依赖于一系列的条件，主要包括收入分配状况、人力资本、资源禀赋，等等。换言之，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必要而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中的作用，不仅仅依赖于经济自身的增长速度，还依赖于增长的性质例如收入分配。因此，可以把贫困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行剖析。

依据贫困变化的分解原理，贫困的变化可以分解为增长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增长效应主要是指在分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或收入增长可以有效地减少贫困的发生。不过穷人由于人力资本缺乏，资产积累少，很难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而再分配效应可以改善也可以恶化贫困的程度。究竟浙江省城镇居民的地区贫困水平的变化是何种效应作用的结果，需要对其进行分解研究来确定。(https://www.xing528.com)

在第三章第四节介绍的贫困变动分解方法中，需要计算两个假想的贫困水平：P（L0；μT）和P（LT；μ0）。为了计算P（L0；μT），需要估计平均收入维持在报告期，而收入分配状况不变的收入分布，即收入分布仅发生位置的平移变化；而为了计算P（L0；μT），则需要估计平均收入维持在基期不变，收入分配状况改变的收入分布，即收入分布仅发生形状的变化。通过第五章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变动分解可知，基于反事实函数线性变换的方法可以实现上述两种收入分布的变化，并由此得到相应的贫困指数，从而达到对贫困指数分解的目的。

为了对贫困变动进行分解，本文依然选用收入不平等变动分解的四个研究时期，1997－2000年、2001－2004年、2005－2008年和1997－2008年。作为贫困变动的衡量指标，依然选用FGT贫困指数，经过Maple编程计算得到如下分解结果，见表6－5至表6－8。

表6－5　1997－2000年贫困指数分解（%）

在1997－2000年的四年间，浙江省城镇居民的地区贫困发生率指数的变化为1．6843%，其中增长效应引起的变化为－0．8790%，而再分配效应引起的变化为2．5633%，由于再分配效应使得贫困发生率增加的程度要远大于增长效应使其减少的程度，因此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贫困发生率增加，有更多的地区落入相对贫困线以下。对于贫困距指数和平方贫困距指数的变化来说，情况类似，再分配效应分别使贫困距指数和平方贫困距指数增加了0．3900%和0．0771%，而增长效应则分别缓解了贫困距指数和平方贫困距指数增加的0．0108%和0．0128%，最终贫困距指数增加了0．3792%，说明为了使贫困地区脱贫而需要的总收入更多了；而平方贫困距指数增加了0．0643%，说明贫困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更加恶化。

表6－6　2001－2004年贫困指数分解（%）

在2001－2004年的四年间，地区贫困发生率指数的变化为正值1．4957%，而贫困距指数和平方贫困距指数的变化均为负值，分别为－0．0741%和－0．0204%。这说明虽然有更多的地区陷入相对贫困水平，即贫困的广度有所增加，但是此时的地区贫困深度和强度都有所缓解。究其原因，对于贫困发生率来说，再分配效应使其增加7．9750%，而增长效应使其减少6．4793%，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贫困发生率增加了1．4957%；而对于贫困距指数来说，增长效应使其减少0．9351%，再分配效应使其增加0．8610%，那么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贫困距指数仅减少了0．0741%；对于平方贫困距指数来说，情况类似，在增长效应使其减少0．1684%的同时，再分配效应又使其增加0．1481%，因此平方贫困距指数最终减少了0．0204%。

表6－7　2005－2008年贫困指数分解（%）

在2005－2008年的四年间，地区贫困发生率指数、贫困距指数和平方贫困距指数的变化均为负值，－2．2100%，－0．2540%和－0．0271%，这说明不论是地区贫困的广度，还是深度与强度都明显下降，地区间贫困水平有所缓解。这主要是因为增长效应使各类贫困指数下降的幅度大于再分配效应使其上升的幅度所致。

表6－8　1997－2008年贫困指数分解（%）

在1997－2008年的12年间，地区贫困发生率指数、贫困距指数和平方贫困距指数的变化均为正值，分别为1．2131%、0．2426%和0．0427%。这说明，相比1997年，2008年的地区贫困，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强度都显著增加，地区间贫困水平明显加剧。在整个研究期内，增长效应使贫困发生率指标、贫困距指标和平方贫困距指标分别下降了12．2948%、1．6051%和0．3853%；而同时再分配效应的作用又使这三类贫困指标分别上涨了13．5079%、1．8477%和0．4297%，上涨幅度大于下降幅度，所以地区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相比过去显著恶化了。

四、地区贫困经济增长质量评价

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不仅在于其速度，而且在于其结构与质量。就质量而言，主要是指经济增长对不平等状况的改变。当经济增长使穷人得到更多好处时，经济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的；当经济增长使穷人和富人得到的好处均等时，经济增长是中性的；当经济增长使收入分配偏向于富人而使穷人更贫困时，经济增长是不利于穷人的。根据这一思想，可以建立一个经济增长的贫困评价指标。

由前文可知，将贫困变动中的增长效应G和再分配效应I定义为：

贫困变动就可以看成是增长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了估算经济增长是否减少贫困，通常的做法是按平均收入高低的分布来计算平均收入，其中一步是计算平均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增长率。设基期与报告期之间存在正的增长率g%，那么定义贫困弹性为：

贫困弹性表示1%的增长率引起的贫困比例的变化。将公式（6－3）带入（6－4）有

定义增长弹性ηG＝G/g，再分配弹性ηI＝I/g，则公式（6－5）可以转换为

由此，贫困弹性就可以分解为增长弹性和再分配弹性的和。一般来说，ηG的取值总是负的，表示经济增长在不平等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减少贫困。ηI的取值可以是负、零或正。当ηI为负，表明经济增长引起收入分配向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方向变化，是绝对利于减少贫困的；当ηI为零，表明经济增长没有改变不平等状况，有利于每个人，因此会减少贫困；当ηI为正，表明不平等状况的变化有利于富裕人口并对贫困减少有副作用。

为了评价经济增长对贫困人口是否有利，可以引入一个经济增长的贫困减少指数：

若ηI＜0，则δ＞1，经济增长提高了收入并改善了收入分布，是绝对有利于减少贫困的；若ηI＝0，则δ＝1，经济增长提高了所有人的收入且不改变不平等状况；若0＜δ＜1，则｜ηG｜＞｜ηI｜，即使ηI＞0，经济增长仍是利于贫困减少的；若ηI＞0，且｜ηG｜＜｜ηI｜，则δ＜0，此时经济增长会增加贫困，是不利于贫困减少的。

根据以上思路，为了便于比较贫困减少的效果，我们可以为经济增长的贫困不平等效应设立一套判断标准：δ＜0，经济增长将增加贫困；δ＝0，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是中性的；0＜δ≤0．5，经济增长弱有效减少贫困；0．5＜δ≤1，经济增长有效减少贫困；δ≥1，经济增长有效减少贫困，并且是绝对利于贫困人口的。

按照以上定义，计算得到贫困弹性及各分解部分，并由此计算经济增长的贫困减少指数，以此来评价浙江省四个时间段经济增长通过收入分配状况对贫困变动的影响，计算结果见表6－9至表6－12。

表6－9　1997－2000年经济增长的贫困不平等效应

由表6－9可以看出，在时间段1997－2000年，三类贫困指数的贫困弹性均大于零，是地区贫困恶化的表现。由于贫困减少指数均为负值，说明经济增长总体上是亲富的，即贫困地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小于非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会增加地区贫困程度。

表6－10　2001－2004年经济增长的贫困不平等效应

由表6－10可以看出，在2001－2004年时间段，贫困发生率指数的弹性大于零，而贫困距指数和平方贫困距指数的弹性都小于零，说明在更多地区陷入贫困后，它们之间的收入水平和不平等状况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从贫困减少指数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减少贫困地区的数量，而是提高了贫困地区的收入水平和减缓了它们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但就程度来讲经济增长是弱有效地减少了贫困。

表6－11　2005－2008年经济增长的贫困不平等效应

由表6－11可以看出，在时间段2005－2008年，三类贫困指数的弹性均小于零，是地区贫困缓解的表现。贫困减少指数在三类贫困指数都表现为正值，数值小于0．5，属于经济增长弱有效减少地区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

表6－12　1997－2008年经济增长的贫困不平等效应

由表6－12可以看出，在时间段1997－2008年，三类贫困指数的弹性均大于零，说明地区贫困在研究期内还是有所恶化，但由于数值很小，可以说恶化的程度不是很严重。贫困减少指数在三类贫困指数都表现为负值，说明在考察的12年间，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地区贫困水平的减少。

五、结　论

地区贫困的变动分解表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增长效应和再分配效应作为两种主要影响贫困变动的因素，其影响效果具体如下。

1．增长效应在各个研究时间段都起到减少地区贫困恶化的作用，但程度有所不同。在整个研究期（1997－2008年）减贫的效果最为明显，其次的三个时间段的顺序分别是2005－2008年，2001－2004年和1997－2000年。而再分配效应则使得各个研究时间段地区贫困程度恶化，其中恶化最为严重的是1997－2008年，其次是2001－2004年，再次是2005－2008年，最后是1997－2000年。

2．两种效应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在1997－2008年的12年间，浙江省的地区贫困在各个方面都恶化得最为严重；在时间段1997－2000年，地区贫困水平虽然有所恶化，但是程度较轻；在时间段2001 －2004年和2005－2008年，地区贫困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缓解，尤其是2005－2008年的四年间，地区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都明显减少。

3．贫困减少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在整个研究期1997－2008年，经济增长导致浙江省地区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1997－2000年的四年间，而且经济增长使地区贫困恶化的程度更为严重。但是在2001－2004年和2005 －2008年两个研究时段，经济增长还是起到了弱有效地减少地区贫困的效果。

第四节　本章结论

在对浙江省城镇居民地区收入不平等研究的基础上，本章对地区贫困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地区贫困测度分析；其次是地区贫困变化分解分析。前者主要利用FGT贫困指数对浙江省及三大核心区的贫困程度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衡量，后者主要是建立在第五章收入分布变化分解的基础上，对贫困的变化进行了分解，其独特的分解思想是本文的一个特色。本章主要结论如下。

1．在收入分布的基础上计算FGT指数，测算了1997－2008年浙江省城镇居民地区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贫困发生率指标在2004年后呈现不断下降的走势，可以说是全省相对贫困地区减少的体现。但与此同时，另外两类贫困指标并没有出现相同的变化，而是呈现了明显的波动变化。这说明，虽然全省的相对贫困地区减少了，但是这些贫困地区的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贫困程度依然比较严峻。

2．测算了三大核心区的地区贫困水平发现，杭州核心区和宁波核心区的地区贫困广度有所下降，但贫困深度和强度的改善并不明显。与全省的地区贫困水平相比，杭州核心区和宁波核心区的贫困程度都相对较低。对于温州核心区来说，情况则明显不同。温州核心区的地区贫困程度不论是广度、深度还是强度都呈明显恶化，而且恶化程度也非常接近全省水平，可以说，是全省地区贫困恶化的主要推动力。

3．对地区贫困的变动分解分析表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增长成分和再分配成分是影响贫困变动的两个主要因素。增长成分对地区贫困的恶化起到缓解作用，而再分配成分则起到抑制贫困减缓的作用。具体来说，在时间段1997－2000年和时间段1997－2008年，再分配效应使贫困恶化的程度要远大于增长效应使其缓解的程度，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各类贫困指数值增加。在时间段2005－2008年，情况恰好相反。各类贫困指数值的显著减少是由于增长效应的减贫效果大于再分配效应使贫困恶化的结果所致。而在时间段2001－2004年，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对于贫困发生率指数来说，再分配效应大于经济增长效应导致该指标值上升；对于贫困距指数和平方贫困距指数来说，经济增长效应大于再分配效应导致该指标值下降。

4．贫困减少指数的计算结果说明，在整个研究期1997－2008年和1997－2000年时间段，经济增长对浙江省地区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都起到一定的恶化作用。但是在2001－2004年和2005－2008年两个时间段，经济增长还是起到了弱有效地减少贫困的效果。

【注释】

[1]转引自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页。

[2]森补充认为，贫困与不平等之间的不同，一是两者的衡量方法不同；二是不平等不仅是收入分配问题，而且还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多方面的悬殊差别问题。

[3]基于收入分布的FGT指数计算方法见第三章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