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状况

物质的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这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上一般的公例了。

要研究商代的社会，第一步当然要研究商代的产业。

商代的产业状况由旧有的史料可以得到一个大略的概念，例如：

（一）《史记·殷本纪》言商之先人“自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又迁徙过五次。

（二）《商书·盘庚》系盘庚迁殷时的训告，那里也说：“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三）盘庚以后在《殷本纪》中尚有迁移，然张守节《正义》引《真本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即见《殷本纪》）。卜辞中殷室帝王之名盘庚以后仅末二世帝乙与帝辛未见，当以《纪年》为是。

这个现象在前人是忽略了的，但这正是游牧民族所必有的现象。

由这些史料来观察，大抵商民族在盘庚以前都还是迁移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渐渐有定住的倾向。《尚书·盘庚上》开始便有一句话：“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这正很明白地表示着当时的时代性，因为一方面表示着游牧民族的迁移性质，另一方面也表示着人民已有了定住的倾向。定住倾向的产生当在牲畜的末期，有农业种植发生的时候。在盘庚当时初步的农业是必然有的。篇中也有像下面的关于农业方面的话：

“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

“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

这都是用来做譬语，表现着当时的农业好像已经有很高度的发展，但这些文字是不敢过于信任的。大抵《盘庚》里面只多少有一些史影，大部分是后世史家或孔门所润色出来的东西。不仅《盘庚》这篇是这样，凡《商书》以前的《帝典》、《皋陶谟》、《禹贡》都是孔门作的历史小说。在商代以前绝对不能有那样完备的文字，这由卜辞的发现已成为一个铁案了。

由旧史料中所得到的约略的推测，商代自中叶以后已由牧畜时代渐渐转入农业时代，在新史料里面更可以得到无数的证明。我们现在分作渔猎、牧畜、农业、工艺、商贾五项，先作一个一般的分析。

卜辞中记载田猎的事项极多。罗辑卜辞一千一百六十九条，分作祭祀、卜告、卜享、出入、渔猎、征伐、卜年、风雨、杂卜等九项。除五百三十八条的祭祀占最大多数外，一百九十七条的渔猎占次多数。这很可借以知道当时的一个大概的情形。但这样的数目很容易使人发生一个错误的判断：便是商代的社会是一个渔猎时代的宗教迷信的社会。这个误断应该要先加以预防。

罗释的基本方针乃是“第录其文之完具可读者，其断缺不可属读者不复入焉”（《考释·卜辞》第六）。所以他所考释出的成绩不能作为统计上的根据，不过在便宜上就根据他所考释出的成绩也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第一，一百九十七条的渔猎中有一百八十六条是田猎，十一条是渔。在这一百八十六条的田猎当中每次差不多都书明了“王”；而且当王亲自出马时还每每书明着“御”的字样。田猎时已在用车马，这是可断言的。

第二，田猎所获的数目于卜辞中屡有登载，但获物到了百匹以上的，就我所见仅得下列数条：

（一）“丙戌卜丁亥王阱鹿（二字合书），。允三百又四十八。”（“后”下四一，一二）

（二）“壬申卜贞圃。鹿，丙子阱鹿（二字合书），允二百又九，一。”（“前”四，四，二）

（三）“获鹿二百。”（“馀”一二，三）

（四）“（缺）田稌〔往来亡〕灾，御。二百五十，雉二。”（“前”二，三〇，四）

（五）“丁卯〔卜贞王〕狩正获鹿百六十二，囗百十四，豕十，兔一。”（“后”下，一，四）

（六）“王卜贞田稌往〔来亡灾〕，王，曰吉，御。〔获〕百四十八，兔二。”（“前”二，三三，二）

上了百数的就只有这六项，此外有“狩获鹿五十又六”（“前”四，八，一），“获狐四十一”（见前），“获狐二十五”（“前”二，三四，六）的纪录，其余的便仅在十匹上下了。

第三，被猎的兽类，无论是被获的次数乃至每次被获的匹数，都以鹿为首位。一百八十六条的田猎中，各种被获的兽类，每类被获的次数以及被获匹数的最高纪录，有如下表：

雉兔是原始人极应多获的，而在这表里却极占少数。虎豹是原始时代极应多有的，而卜辞中少见。（“后”下五页十二片有“获虎”二字，又“遗”六页十三片云：“甲申王其虎。”此二条罗释未收。）有获象的一例（“前”一百八十六条中亦未收，但罗、王二氏已早言及）：

“今夕其雨，获象。”（“前”三，三一，三）（夕字前人释月，非。）

这是极重要的一项纪录，这证明三四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居然还有象的存在。

第四，猎用的工具有弓矢犬马网罗陷阱。这从下面一些文字及其组成成分可以得到实证（见下页）。

由射字可以看出弓矢的使用。网阱三字在字面上已经鲜明。从网之字有兔网之，在网下面一小兔；有豕网之，在网下画一豕；有鹿网之，在网下画一鹿头。这些字本来看不出它的时代性，但如狩、御二字，则鲜明地表现着它们的时代。在御字中可以看出马的使用，而且御字第四形还有服象的痕迹。狩字古本作兽，可以看出猎犬的使用。这些都是牲畜发明以后的文字。

第五，罗释关于渔的一项列举了十一条，但这十一条有如下的六条的确是错误：

（一）“贞乎子渔又于祖乙。”（“前”五，四四，四）

（二）“贞渔又于祖乙。”（此条未知所出）

（三）“乎渔又于父乙。”（“前”一，二六，二）

（四）“丁亥卜贞子渔其有疾。”（“前”五，四四，二）

（五）“贞御子渔。”（“前”七，一三，三）

（六）“贞子渔亡其从。”（“后”上二七，二）

子渔是人名，除这六条外卜辞中尚屡有所见，如下：

“贞叀子渔登于大示。”（“后”上二八，一一）

“贞子渔有于娥，酒。”（“铁”二六四，一）

“壬申卜宾贞乎子渔侑于。”（“铁”一八四，一）（“戬”四三，八）

“贞御子渔于。”（“铁”一二四，二）

“子渔有从。”（“前”五，四四，三）（“戬”四三，九）

古金文中“呼”字多作乎，此所谓“贞乎子渔”即“贞呼子渔”，卜辞“乎”字用作“呼”字例亦屡见不鲜，如：

“乎多臣伐方。”（“前”四，三一，三）

“壬戌贞乎子伐又于，犬。”（“馀”四，一）

皆是“呼”字，此第二例的子伐亦即人名，与上“贞乎子渔”同例，又与“贞御子渔”同例者有下二例：

“丁巳卜宾御子伐于父乙，贞御子伐于兄丁。”（“铁”二五四，二）（“后”上二二，六）

此外人名子某者，辞中屡见不鲜。

渔的十一条中除去六条。只剩下下边的五条：

（一）“辛卯卜贞今夕[亡]，十月，[在]渔。”（“前”五，四五，二）

（二）“贞弗其。九月在渔。”（“前”五，四五，四）

（三）“癸未卜丁亥渔。”（“前”四，五六，一）

（四）“贞其雨在圃渔。”（“后”上三一，二）

（五）“在圃渔，十一月。”（“后”上三一，一）^{〔补注2〕}

此外罗氏所未收入者也还有一二条：

（六）“贞众有灾。九月，鱼。”（“前”五，四五，五）

（七）“王渔。”（“前”六，五〇，七）

统计所有关于渔的纪录连残缺者一并计算亦不过数例，这已经可以证明渔在当时确已不视为主要的生产手段了。

由上五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几项结论：

（一）当时的渔猎确已成为游乐的行事，即是当时的生产状况确已超过了渔猎时代。

（二）获兽至百以上者仅仅六七次，其他均在十匹上下。由此可以窥知当时畋猎有大小规模的两种。大规模的畋猎如周代的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在卜辞中虽无明文，但在殷代应该是有的。

（三）获兽多狐鹿，且有野马、野羊、野豕、野象，这可见三四千年前的黄河流域的中部，还很多未经开辟的地方。旧史料中如《孟子》“周公相武王诛纣……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又《史记·周本纪》“维天不飨殷……麋鹿在牧，飞鸿满野”；可知也是当时的实在情形。

和田猎成反比例的是卜辞中极少专为牲畜贞卜的事项。罗释仅列出“刍牧”四条，附在六十一条的“征伐”之后：因为都是往刍或来牧之类战争开衅的原因。此外余曾遍搜卜辞，仅得下列几条残缺不全的文例。

“庚子卜贞牧。于丁用。”（“后”下一二，一三）

“亥卜宾贞牧称册（下缺）。”（同上一二，一四）

“辛巳王贞牧燕。”（同上一二，一五）

“卜贞从牧，六月。”（“林”一，二六，一）

“辛酉又，其豢。”（“馀”六，一）

“贞于，大刍。”（“前”四，三五，一）

“卯卜王牧。”（“前”六，二三，五）

“来刍陟于西示。”（“前”七，三二，四）

“告刍，刍十一月。”（“戬”三六，一四）

比较上，意义可以领会的就只有这几条。假使单从数字的多少来作判断，好像当时的牧畜还不甚发达的一样，但这却是大错。当时牧畜发达的程度真真可以令人惊愕。从文字上来说，后人所有的马、牛、羊、鸡、犬、豕的六畜在当时都已经成为了家畜，而在这六种普通的家畜之外还有后人所没有的象。

商代有象，由上文“获象”一例已得到证明。商人有服象由上文“御”字的第四字更明白地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古乐篇》：“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逐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这项旧的史料在新的史料里面又得到一个铁证了。服象、畜象的事情在中国是几时消灭了的，无从查考。被驱至江南的象随着气候的转变当然是更往南方去了，目今印度、缅甸犹有服象的习俗，这在中、印两国古代文化的交通上当得是一个重要的枢纽。

服象的证据除上“御”字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为”字。据罗释“为”字，“古金文及石鼓文并作，从爪从象。……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类编》三，九），这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故卜辞中有下列诸字罗氏即释为“为”，这更表现得十分明白。

六畜乃至七畜均已存在，其应用也很繁夥。例如服御田猎如上举诸字已可看出有用马、用象、用犬的痕迹。

用作食物者有羞（从羊）、豚（从豕）、镬（从隹，隹者禽也）诸字可以证明。

服御、食用而外，六畜用途的繁夥其令人惊愕的便是用作牺牲。罗释卜祭的五百三十八条差不多每条都有用牲的纪录。罗氏对于此项的研究比较详细，我们先把他的成绩揭在下边，不足的地方在后再加以补充。

（一）用牲的种类

“其牲或曰大牢，或曰小牢，或牛或羊，或豕或犬，其中又曰牡曰牝，曰骍曰。”

（二）用牲的数目

“其用牲数或一或二，或三或五，或六或九，或十或十五，或二十或三十，或三十三，或三十七，或四十，而止于百。”

（三）用牲的方法

“其用牲之法曰，曰埋，曰沉，曰卯，曰俎。祭时或仅用，或仅用埋，或仅用沉，或仅用卯；或兼用与埋，或兼用与沉，或兼用与卯，或兼用与俎，或兼用埋与与卯，或兼用卯与沉。”（《考释》下六〇——六二）

就这样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象了。六畜中的牛、羊、犬、豕都用作牺牲，其他的马与鸡罗氏虽不曾列举，但在卜辞中也有用作牺牲的痕迹。《殷虚书契》中有一片（“前”一，一九，六）上端有下列二辞：

（1）“用。”

（2）“癸巳卜贞祖甲丁其牢用。”

下端整整齐齐的骈画十马，上五下五。这十马当然便是马牲。祭牲用马在春秋时的宋人都还有此遗习，《左氏》襄九年传：“春宋灾……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

用鸡的痕迹在彝字中可以看出，彝字在古金文及卜辞均作二手奉鸡的形式。鸡在六畜中应是最先为人所畜用之物，故祭器通用的彝字竟为鸡所专用，也就是最初用的牺牲是鸡的表现。

用牲之数罗氏也有遗漏：

（一）有用四者：

“辛巳卜贞埋三犬，五犬五彘，卯四牛，一月。”（“前”七，三，三）

“（缺）贞四羊四豕，卯四牛，四（缺）。”（“戬”二五，八）

（二）有用七者：

“贞求宗其七牛。”（“戬”二四，一二）

“又于甲七牡。”（“拾遗”一，四）

（三）有用八者：

“又于祖辛八。”（“林”一，一二，一七）

（四）有用五十者：

“五十犬　　五十羊　　五十豚

“三十犬　　三十羊　　三十豚(www.xing528.com)

“二十犬　　二十羊　　二十豚

“十五犬　　十五羊　　十五豚”（“前”三，二三，六）

“贞挈牛五十。”（“前”一，二九，一）

（此四“五十”字罗氏均译作十五，非。详《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篇》。）

（五）有用三百四百者：

“贞御亩牛三百。”（“前”四，八，四）

“丁亥卜贞，昔日乙酉，箙武御〔于〕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羊，卯三百。”（“后”上二八，三）

（凡卜辞用卯字例限于牛羊，偶言“卯彘”，仅一例，见下二三一页第一五行。此例已有百羊，“故卯三百”下所缺一字当系牛。百羊与三百牛相合，则为四百。）

由上的分析，六畜均用作牺牲，且一次确实有用到三百四百的时候，这不是牲畜最盛的时代决难办到。用三百牛的纪录，后来的文献中曾见一例：

“秦德公……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汉书·郊祀志》上，又见《史记·秦本纪》）

但这已要算是很少见的一例了，而在卜辞中则不仅一次。故即由此祭牲一项破天荒的滥用，已可断定商代是牧畜最蕃盛的时代。

商代是牧畜最蕃盛的时代，旧史料中所得到的一些史料，可算得到了古物上的证明。但这里有一个疑团，在本章的开端即已曾提及的，便是在这样蕃盛的牧畜时代，为什么专为刍牧贞卜的纪录却很少见？

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解答。

第一，卜辞中卜年卜风雨的纪录很多。卜风雨者多至不可胜举，其卜年者有言明是“卜受黍年”，当然是属于农业种植一方面的事情，但亦有单言卜年者，如：

“贞于王亥求年。”（“后”上一，一）

“壬申贞求年于夒。”（“后”上二二，四）

“贞求年于岳。”（“前”一，五〇，一）

“癸丑卜贞求年于大甲十牢，祖乙十牢。”（“后”上二七，六）

“壬申贞求年于河。”（“后”上二二，三）

像这些纪录，我想，和牧畜一定大有关系，刍牧也应该求年。《诗·小雅·无羊篇》专咏牧人生活，但末章便有“众维鱼矣，实维丰年”的话。

风雨和牧畜也大有关系，那是可无须乎叙述了。

第二，当时牧畜已有用奴隶担任的痕迹。例如《藏龟之余》第二页有下列一片（“戬”三三，一四同）：

（一）“戊戌卜大占奴。”

（二）“癸巳卜令牧坐。”

“坐”字原文象二人相向而坐，张口而言，应即坐讼、坐狱之“坐”。二事相隔仅六日，且同在一片，一条言“牧”，一条言“奴”，二者应系同样的性质。牧在春秋成为最下等的奴隶，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左传》昭七年，楚无宇语。）在殷代虽不必如此过甚，但用奴民牧畜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

牧畜用奴隶经营，则支配者少为牧畜贞卜的理由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以上二说，我觉得均可适用。结论是：殷代毫无疑问是牧畜最蕃盛的时期。

牧畜愈见蕃盛，则牧畜的刍料必然成为问题；这是使农业出现的主要的契机。大抵在牧畜最初发明的时候，牧畜的刍料只仰给于自然生的野草，所以当时的人民是逐水草而居，古代民族的发展多是随着河流而下。但到牧畜太多，自然生的野草会到了不能敷给的时候，而屡屡迁徙亦不胜其烦，当时的牧人必渐渐有刍秣的种植。所以在中国的文字上最初的田字不是后来的禾、黍、粟、麦的田，而是供刍牧狩猎的田。这在卜辞中很可得到不少的证据。

“土方牧我田十人。”（“菁华”六）

“方亦牧我西鄙田。”（同上一）

“方出牧我示棘田七，人，五月。”（同上）

田中栽的是刍秣，丰草蓬蓬因而可以诱致不少的禽兽，这样便最宜于狩猎。刍秣蹂躏了原是不关紧要的，故即于田中行猎，因而行猎的乐事也就称为田。卜辞中言“田于某地”之例多至不可胜数，前面已举一二例，兹再举二三事以示例：

“壬子卜贞王田于斿，往来亡灾，御。获鹿十一。”（“前”二，二六，七）

“戊申卜贞王田鸡（地名），往来亡灾。王，曰吉，御，获狐二。”（“前”二，三六，七）

“壬申卜贞王田鸡，往来亡灾，王，曰吉。获狐十三。”（“前”二，四二，三）

像这些都可以表明田字的古义，就是最古的田是种刍秣的田，也就是最早的种植是以牧畜为对象的刍秣。

刍的种植既已发明。由天然的果实本有可以充饥的经验或其他偶尔的机会，必然地会发现以人为对象的禾黍。于是而真正的农业便逐渐出现。

以上是农业出现的应有的经过。

卜辞中的农业如上举已有以牧畜为对象的刍的种植之外，以人为对象的禾黍的种植也已经发现了。

从种植一方面来说，于文字上有圃，有囿，有果，有树，有桑，有栗，和种植相关联的工艺品则有丝，有帛，大约养蚕的方法在当时是已经发明了的。

从耕稼一方面来说，则有田，有畴，有禾，有啬，有黍，有粟，有米，有麦。和耕稼相关联的工艺品则有酒，有鬯。酒鬯多用于祭祀，祭鬯之数有多至一百卣之例。（鬯据后来的字义就是酒的一种，卜辞每言鬯若干卣，揆其形象大约是一种糯米酒的光景。字中的小点便是表明酿中的酒糟。）

禾黍的种植在当时已很见重视，有不少的“卜受黍年”的纪录，如：

“庚申卜贞我受黍年，三月。”（“前”三，三〇，三）

“乙未卜贞黍在龙囿，受有年，二月。”（“前”四，五三，四）

“己酉卜贞年有正。”（“前”四，四〇，一）

“戊戌贞我黍年。”（同上二）

其卜风雨时也有特别书明是为禾穑而卜的，但是为数极少。

“庚午卜贞禾有及雨，三月。”（“前”三，二九，三）

“贞今其雨不隹穑。”（“后”下七，二）

大抵当时的禾稼还发明未久，故颇为支配者所尊重，就如周礼天子须亲耕，“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一样，殷室的帝王也有“观黍”和“省田”的纪录：

“观黍。”（“前”四，三九，四）

“丙辰卜永贞乎（呼）省田。”（“前”五，二六，一）

像这样很简单的纪录本来寻不出多么重要的意义，但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支配者还很亲近，这是明白地可以看出的。

农业尚未十分发达，此外还有一重要的证据，便是当时的耕具还是石器（如《器物图录》中之三石磬即是犁头）。此事于实物之外在文字上亦可得到证明，例如“农”字所从之“辰”，即是。盖辰乃耕器（说详拙著《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篇》“辰”字下）。卜辞中“辰”字变体颇多，然其最通用者为或，“农”字所从者亦均是此形。即“石”字，卜辞“磬”字作从此作，象形，即磬形也。（王国维有此说，见《戬释》十八页。）磬为石器，故知辰亦必石器。殷代文字还在创造的途中，其象形文所象之物必为当时所实有。辰既像石器之形，则当时耕具犹用石刀，殊可断论。

以石为耕器之事乃世界各原始民族所共有，近年于河北北部已有石犁出土，其见于文献者：

（一）“南方藤州以青石为刀剑如铜铁。……国人垦田以石为刀，长尺余。”（《本草纲目》卷一〇，《砭石》）

（二）“（流求国）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持一锸以石为刃，长尽余，阔数寸。”（《北史·流求传》）

余疑古代王公侯伯所执的圭璧或即耕器的转变。周代耕器称钱，而泉布则多作耕器形。揆其意殆以农为衣食货利之源，故货币即效其形。及秦废泉而行钱，钱字便由耕器之名完全转变而为货币之名。我想“圭”字亦当同样。古者天子亲耕，在表示重农之意上，所执信符亦必仿效耕具；特石器早废，“圭”字便和“钱”字一样完全失掉了它的本义。

在以石为耕器的殷代的农业当然还不甚发达。这由上节渔猎一项所导引出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可以得到一个旁证。便是当时的野兽还很多，黄河流域的中部还很多未经垦辟的荒土。

工艺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它是社会的基础的基础。因为它是生产能力的测量器，一切物质的生产力量是它的函数。

商代的工艺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了，单从卜辞中许多宫室器用的文字已可以得到一个证明。我们在便宜上权且分为四项，把那重要的器物表示在下边吧。

（一）食器　鼎、尊、簋、卣、盘、、壶、爵。

（二）土木　宫、室、宅、家、牢、、舟、车。

（三）纺织　丝、帛、衣、裘、巾、幕、、旒。

（四）武器　弓、矢、弹、、戈、钺、函、。

就这些文字上面已很可看出当时手工技术的盛况。特别是食器一项，那已经超过了粗制的土器和石器的时代，而进展到青铜器的时代了。商代所遗留下来的彝器便是这种青铜制的食器。《殷文存》中所收集的彝器的铭文在七百种以上，这个数目当然不可尽信。因为其中有些是周器的滥入，也有是器盖不分，一器析而为两器的，但大体足以征见当时的青铜器已很发达。今将其器类与件数表列如下：

这些器皿只要有一个即足以证明殷代当时已有青铜器，更何况有这许多的个数呢？商代的彝器其形式、镂刻、文字，均极精巧，因而近世学者，特别是欧美人，很怀疑于它的历史性，很多想把它们断成周代或更后期的作品，但自有卜辞出土以后，这个问题可以说完全解决了。

一方面青铜器虽已发达，而另一方面则石器、骨器尚盛见使用，《殷虚古器物图录》中之各种石骨器即其铁证。而且尤可注意者则殷虚中无铁器出现。

由此种种证据，可断然作一结论，便是殷虚时代还是考古学上所说的“金石并用时代”（Eneolithic Age）。

贸易的发生应在渔猎社会向牧畜社会转换的时期。牧畜发明之后，生产与需要的状态发生出差异，由是渔猎民族与牧畜民族间发生出第一次的交易行为以互相满足。这种原始的交易起初自然是物对物的交易，后来便渐渐生出等价物的货币来。

这种学理上的推论在中国的古代史上可以说是得着了实物的证明。中国的货币字样多从贝，这显然是由渔猎民族提供出来的东西，而物品字样则从牛，物件的提供者可知是牧畜民族。

商代由前列各项所分析已经是牧畜最盛时代，而且农业种植已逐渐在发展了，在这样的社会中当然早有商行为的存在。此事由贝之存在即可得其证明。

贝字于卜辞屡见，如曰：

“戌申卜贞大有其囚贝。”（“前”五，一〇，四）

“贞土方贝。”（同上二）

贝好像都是由敌人得来。此外从贝之字如“宝”、如“”、如“贮”、如“得”（卜辞从贝），均由贝义所孳乳。由贝所制之器物有朋。朋乃古人的颈饰，字于骨文、金文均作“”或“”，而骨文更作“”、“”，即肖颈饰之形。（详见《甲骨文字研究·释朋篇》。）

古金中每多锡贝朋之事，其疑是殷彝者（至迟当在周初）有如下诸例：

（一）“侯锡中贝三朋，用作祖癸宝鼎。”（《中鼎》）（《殷文存》上七，五）

（二）“丁卯王令宜子会西方于省，惟反，王赏戍贝一朋，用作父乙鼎。”（《戍鼎》）（同上八，三——《愙斋》六，五，又一二，二簋，铭同，云是“李山农藏器”。）

（三）“阳亥曰遣叔休于小臣贝三朋，臣三家，对厥休，用作父丁尊彝。”（《阳亥彝》）（《愙斋》一二，八）

（四）“庚申王在东间，王格，宰椃从，锡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在六月隹王廿祀翌又五。”（《宰椃角》）（《殷文存》下二三，六）

（五）“癸巳王锡臣邑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隹王六祀肜日，在四月。”（《邑斝》）（《陶斋吉金录》五，三二）

锡贝之数以十朋为最多，十朋以上者未见。入周以后则锡朋之数每每二十（《效卣》、《匽侯鼎》），三十（《剌鼎》、《吕鼎》），五十（《效卣》）。卜辞已著录者已近万片，而锡朋之纪录则仅一见：

“庚戌贞锡多女有贝朋。”（“后”下八，五）

（单言朋当即一朋之义。）

由上可知贝朋在初为物尚少，仅用以作颈饰，入后始化为一般之货币单位。其事当在殷、周之间。

贝之实物于殷虚中已有发现，《古器物图录》中有真贝一，石贝一，罗氏附有试说一段极重要，今钞录之如次：

前人古泉谱录有所谓蚁鼻钱者，予尝定为铜制之贝，然苦无证。往岁又于磁州得铜制之贝无文字，则确为贝形。已又于磁州得骨制之贝，染以绿色或褐色，状与真贝不异，而有两穿或一穿，以便贯系。最后又得真贝，摩平其背，与骨制贝状毕肖。此所图之贝均出殷虚，一为真贝，与常贝形颇异；一为人造之贝，以珧制，状与骨贝同而穿形略殊。盖骨贝之穿在中间，此在两端也。合观先后所得，始知初盖用天生之贝，嗣以其贝难得，故以珧制之。又后则以骨，又后铸以铜。世所谓蚁鼻钱者又铜贝中之尤晚者也。蚁鼻钱间有有文字者，验其书体乃晚周时物，则传世之骨贝殆在商、周之间矣。

这是一段极重要的文字，为谈中国古代社会史若经济史者所不可不知。大抵贝朋用为通行货币之事即起源于殷人，其贝形由图录及我所见之实物（日本东京博物馆有真贝、石贝、铜贝诸事陈列）观察，实为海贝，即学名所称为货贝（Cypraea moneta）者，此决非黄河流域中部所能产。虽其初必有用为颈饰之一阶段，然其来源则必出于滨海民族之交易或抢劫。

故此可作一结论：便是中国古代的贸易行为必始于商人。

由上各段的分析，可知：

（一）商代是金石并用时代。

（二）产业状况已经超过了渔猎时期，而进展到牧畜的最盛时期。

（三）农业已经出现，但尚未十分发达。

（四）在产业界的一隅已经有商行为的存在，然其事尚在实物交易与货币交易之推移中。

以上四项再总结一句，便是商代的产业是由牧畜进展到农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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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1〕 “狐”字原作“”，罗振玉释为“狼”，案，宜释为“狐”，“亡”字古多读为“无”。

〔补注2〕 此五例中，如“在渔”或“在圃渔”，依卜辞文例，凡“在”字下多系地名，故“渔”与“圃渔”亦当为地名。“圃渔”以音求之，当即彭衙。故此五例中，有四例又当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