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日用家当》：母女的日常与非日常生活

二、母女之间的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

苏珊妮把《日用家当》中的母女关系归入疏远和异化模式。然而用这种模式对小说中错综复杂的冲突进行单一因果关系分析却显得十分乏力。细读《日用家当》，我们发现母亲和女儿迪伊之间的冲突并非为被子遗产所引发。她们之间的冲突是多方面的。在笔者看来《日用家当》中母女间的冲突应该从美国20世纪中期现代性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二元对立的角度进行审视。惟其如此，小说中的冲突能够得到更好的说明。日常生活理论本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体再生产理论之余脉。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潜心研究30年，先后出版三卷《日常生活批判》，被公认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近年来，西方学界对日常生活的讨论活跃，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定义及内容纷争很大。在对《日用家当》的讨论中，笔者把母女生活的家庭和学校分割为日常生活空间和非日常生活空间。按照列斐伏尔的体系，这样做也许并不十分妥帖，因为在列斐伏尔那里日常生活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它无处不在。以此推之，即便女儿迪伊是生活在民权运动中充满意识形态纷争的学校里，日常生活也伴随着她。不过本文倾向于采纳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在《日常生活》和本·海默尔(Ben Highmore)在《日常生活和文化理论》中表述的关于日常生活空间的概念。在赫勒和海默尔看来，家庭无疑是日常生活发生的重要场所，而政治、科学、艺术和哲学活动都发生在远离日常生活的领域。

在《日用家当》的故事里，母亲和小女儿麦姬过着悠闲而传统的日常生活。从它的题目(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ma)和内容中，我们可以读出作者沃克的创作本意是在书写一种与“妇女传统家庭相联系的私人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9]从《日用家当》的背景中我们可以确定如下一些日常生活特征：第一，它是现代生活中单调和重复的日常生活。在小说中，母亲的日常生活就是看电视，使用手工和缝纫机进行缝纫。星期天则到教堂里参加活动。这种日常生活状况具有与现代性共生的“单调和无聊”。^[10]第二，它是现代社会中的传统日常生活。母亲用扫帚打扫庭院。家里饮食还带有种植园时代的痕迹：猪大肠、羽衣甘蓝、玉米面包和红薯。母亲食用自家奶牛生产的乳制品。虽然母亲已经知道现代汽车等交通工具的便利，但是她从未出过远门。母亲最远的出行是步行一英里半到附近的农场目睹黑人农民端枪戒备白人的情景。母亲从电视片中知道有个外部世界，不过村庄以外的世界对她来说大都只能是“想象的社区”。^[11]这种情况很符合日常生活的边界定义：对于一个终生从未离开过村庄的村民而言，村庄就是日常生活的边界。^[12]第三，它是一个女性的日常生活空间。它的主角是母亲和两个女儿。故事中的主要情节围绕着母系传统展开。迪伊的名字和故事的主要道具拼花被子以及它的缝纫技巧都是从女性祖先中传递下来的。第四，这种日常生活的思维具有经济性和实用性。母亲的一切活动都与实用和家庭经济相关。她有粗壮的手，可以干男人的力气活。她肥胖的身体可以抵御冬天的寒冷。她自己屠宰生猪，并且可以把冒着热气的猪肝在火上烤着吃。她缝制拼花被子不是为了美，而是从节省的角度对旧衣物再利用。她已经有了缝纫机，但是她还是教会了麦姬怎样手工缝制被子。因为在她的思维中，手工缝纫是妇女应该掌握的必要生活技能。母亲日常生活的目的就是获得足够的食品和衣物使生活延续下去。她心中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小女儿的出嫁做准备，亦即维持人的再生产。此外，她的生活和思维中缺乏新意，缺少审美和浪漫情趣。这一切都使母亲的生活符合“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的日常生活定义。^[13](https://www.xing528.com)

《日用家当》中的大女儿迪伊是以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身份出现的。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属于“男权社会公共空间”的非日常生活范围。^[14]对迪伊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高校和社会上的活动，作者沃克没有给予具体描写。但是我们从作者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品里却可以看到迪伊在学校的身影。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跳进另一个语境文本之中。在沃克笔下高校里同一个时期的黑人女孩正在狂热地卷入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和“革命中之革命”的妇女运动。在萨克逊(Saxon)女子学院为了反抗学校当局把她们按照白人的标准培养成真正的淑女，黑人女学生整夜地进行示威游行，组织向政府请愿的和平进军，高唱“我们一定胜利”的歌曲，并在街头与警察对峙。^[15]1967年，哈罗得·克鲁斯(Harold Cruse)在《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中告诫黑人“没有一个黑人文化制度的发展，黑人运动不可能取得进步”，从而推进了汹涌澎湃的黑人文化制度的重建运动。^[16]从《日用家当》的情节中我们知道，迪伊对黑人文化制度的重建特别关注。她亲身探索着从服装、发式、语言、名字、宗教到饮食和艺术等各个方面对文化身份的追求。在服装和发式上，黑人曾经受过种植园主严格的控制。在废奴之后的200多年里，黑人曾努力追求和发展着自己的服装和发式风格。^[17]现在民权运动又激起新的服装和发式变换的潮流。非洲长袍成了黑人女性民运活跃分子将自己与白人区别开来的象征。在现实中作者艾丽斯·沃克本人曾积极参与民权运动，而且为拥有肯尼亚长袍和乌干达长袍而自豪。在作者和小说人物关系上，不少研究者指出《日用家当》中的迪伊正是作者的自我写照。美国黑人的发式变换体现了黑人运动价值取向的变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黑人妇女倾向于将自然卷曲的头发拉直(conk)。她们认为这样做不仅美观，也能表现出民族的骄傲。而在民权运动期间，拉直的头发开始遭到部分黑人的强烈反对。美国极左穆斯林黑人组织“伊斯兰国家组织”便始终拒绝直发，认为它代表白人的审美标准，主张黑人蓄天然曲发。于是直发还是曲发成了争论的焦点。1962年到1968年之间，非洲爆炸发式(The Afro)出现在女性民运积极分子当中，成为一种广泛认可的另一种民族自豪象征和时兴的发式选择。^[18]在民权运动中，黑人语言民族主义激情也在挑战着英语语言的唯一性。阿拉伯语、斯瓦西里语、乌干达语和其他一些非洲语言中的简单问候语在黑人社区流行并成为时尚。民运积极分子热衷于举办非洲语言学习班。将非洲语言列入社区学校语言课程成为争取平等权利的重要内容。^[19]在民权运动中,黑人的名字也成为改革对象，因为黑人的名字在历史上经受了太多的屈辱。先是，黑人的集体名字经历了黑鬼、黑人、有色人种、非裔美国人等一系列的变化。黑人个体名字的改变也经历了向白人求同到追求独立文化身份的变迁。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拳王阿里、著名诗人勒鲁伊·琼斯都为去掉奴隶制的痕迹而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更名的风气遍及南北黑人社区。基督教曾经是美国黑人几乎唯一的信仰归宿。从伊斯兰国家组织20世纪30年代出现起，黑人穆斯林化就在美国蔓延开来。而在马尔科姆·X加入伊斯兰国家组织并以杰出的口才向黑人传播其政治理念以来，大量的黑人皈依了伊斯兰教。^[20]在饮食上，过去南方的奴隶主把不愿意吃的猪下水扔给黑人，逐渐形成黑人饮食中对猪内脏的偏好。现在民权运动激发了黑人对自己传统食品的热情。他们倡导这种食品，称其为“心灵食品”，为黑人文化张目。但是，反对的声音表示所谓“心灵食品”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它让人们联想起奴隶制的耻辱，而且所谓的心灵食品含有太多的动物脂肪，对健康不利，理应放弃。伊斯兰国家组织领袖伊利亚·穆罕默德多次发表讲话，号召黑人放弃心灵食品。尽管这种被称为“心灵食品”的饮食形式颇受争议，争取平等权利的黑人大学生们仍然要求学校当局把“心灵食品”列入食谱之中。^[21]而马丁·路德·金等黑人民运领袖们则经常积聚在亚特兰大的“心灵食品”饭店里筹划示威游行活动。^[22]在艺术领域，最新的趋势则是人们忽然把艺术的目光投向了黑人被子。作为艺术收藏品，以往只有白人的被子在美国各地博物馆里占据一席之地。而现在从耶鲁大学到纽约工匠博物馆，黑人的日常被子到处被当做艺术品进行着专场展出。黑人被子背后隐藏的悲壮的传奇故事到处被人谈论。那些从南方乡下收集来的色彩反差极强、针脚极粗、用各种旧布料杂乱拼凑起来的黑人手工缝制的被子一下子成了真正震撼人心的艺术品。^[23]

与母亲所处的宁静而单调的日常生活环境相比，迪伊在更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经历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在这样的空间里，迪伊的生活不再局限于实用和经济的诉求。即便她的活动与吃饭穿衣、头发式样相联系，但这些已经超越了果腹御寒和日常理容的意义。在迪伊的思维里，这一切已经和政治、民族以及审美意念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