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后，钱穆研究重新回归文学

61年后，再听钱穆“讲”文学

2016年03月12日 03:02
  来源：京华时报

0人参与 0评论

讲义记录于1955年至1956年。“1949年，钱穆流落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随后，钱先生在该院讲过两次《中国文学史》，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张万文非常感激当年听课的学生叶龙，“叶龙老人家现年已89岁了，他曾告诉我，尽管其在香港搬家十多次，但从未舍得丢下”。时隔61年，终于付梓。

这张叶龙和钱穆的合影拍完不到一个月，钱穆去世了。

版本：天地出版社 2016年3月　　　　　　　　　　

《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记

近日，由钱穆口授、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文学史》由天地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学大师钱穆唯一一部文学史著作。全书分为31章，以时间为序，从《诗经》《楚辞》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被誉为“一本最好的中国文学入门书”。书中保留了钱穆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钱穆当年的学生叶龙在序文中表示，“我只是如实地把钱先生所讲的记录下来，没有加添也不删减”。正因如此，“阅读此书，仿若时间回溯，钱穆先生站在台上娓娓道来”，此书策划张万文向记者如此感慨。

讲义出版

从《诗经》讲至明清章回小说

2014年3月末，张万文清晰记得那天深圳下了很大的雨，在几个朋友的饭桌上，“听说叶龙正在整理钱穆讲义的事，就觉得必须要拿过来出版”。尚未看到文稿，仅凭饭桌上一朋友的讲述，张万文已经确定了这本书的重要性。

无论历史、文学、哲学、经济，还是艺术、社会，钱穆都有其卓识，且造诣高深。其曾多次讲到，他最爱的是中国文学。然而遍观其一生著述80余部，逾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即算有谈到文学的言论，也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文稿中去寻找”，张万文相信叶龙当年誊抄的讲义能曲折弥补这一憾事。

讲义记录于1955年至1956年。“1949年，钱穆流落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随后，钱先生在该院讲过两次《中国文学史》，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张万文非常感激当年听课的学生叶龙，“叶龙老人家现年已89岁了，他曾告诉我，尽管其在香港搬家十多次，但从未舍得丢下”。时隔61年，终于付梓。

全书分为31章，以时间为序，从《诗经》《楚辞》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被誉为“一本最好的中国文学入门书”。

如实记录，没有加添也不删减

“钱师用一生的精力，把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都有其精彩独特的见解。”叶龙回忆，“他备课极认真，每次都会带二三十张卡片，时间则很随意，少则一个钟头，讲得兴起了，三个小时也是常事。”

当年其他同学也听了钱穆的课，虽然也有做笔记的，但不够详细，“主要是因为钱师的家乡口音，有部分听不明，或者做笔记不够快速，我则是用自创草书，笔录较快，且能完全听懂其无锡国语。”而叶龙因为早年学过速记，且做笔记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所以在钱先生查阅笔记时得了高分”。

叶龙在序文中说，这部《中国文学史》“都是钱师平常所讲的，即包括原始诗歌和故事、小说”。正如他当年整理钱先生的《中国经济史》一般，“我只是如实地把钱先生所讲的记录下来，没有加添也不删减”。

文本特点

轻松活泼，见性情有趣味

相较于正儿八经的文学史著作，根据讲义整理而来的《中国文学史》显得活泼多了。“阅读此书，仿若时间回溯，钱穆先生站在台上娓娓道来。”这是张万文的阅读感受。(https://www.xing528.com)

相对于系统的著述而言，讲义集结成书的最大优点无疑给读者一种现场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说，“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在该书中，钱穆说孔子之所以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骆玉明认为，这话简单好懂容易记，却又是特别中肯，“我们作为文本来读，会心处，仍可听到声音的亲切”。若是作著述，就算写出来也会被编辑给删掉。

类似“见性情”的地方比比皆是。如在第二十一篇中，当他点评历代诗人时，认为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最难评论的李白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名声远在杜甫之上，是一位社会学家；并认为柳宗元最伟大的是写游记，“因唐人见到好风景只是赋诗而已”。

书中新论

“湘流”并非在湖南

书中，钱穆先生不仅引经据典，还用上了地理等相关知识，以至于叶龙重读讲义时，认为“钱师是应该可以开‘中国历史地理’”。

钱穆在书中指出，太史公司马迁讲到《离骚》时，因不识历史地理，以为古人把地名写错了，把原文对的反而改成错的。因为“‘洞庭’这个湖名，并不只限于湖南省才有，即凡是有‘此水通彼水’现象者，都可以称为‘洞庭’”。

而在《楚辞·渔父》中，太史公认为“宁赴湘流而葬江鱼之腹中”一句有误，特改为“宁赴常流”，其实原文“湘流”并没有错，倒是改为“常流”却错了。司马迁以为“湘水”在湖南，那么，人在湖北怎么会在湖南的湘水自杀呢！“钱师指出，此篇是屈原居汉北时所作，所说之‘湘流’实是指‘汉水’，而并非‘湘水’。”叶龙在序言中说。

建安文学的价值被低估

细细翻阅，不难发现新书中不少地方也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最为典型的是，在谈论建安文学时，钱穆不仅将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且对它的评价极富个性。

叶龙曾在接受采访中说，“钱师认为，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之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带头人，有重大贡献。而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叶龙说，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是钱穆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独特创见。

相对于大家常提的曹植，钱穆更推崇曹丕的《论文》，他说：“曹丕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并节选出《典论·论文》中关乎文章技巧的一段话，“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认为曹丕才是真正的文学家，能看出文学的价值。这与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的态度截然不同，“从文学立场来看，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远”。

背后故事

责编压力大买一摞参考书

谈及这本书的出版，责编李晓娟感慨万千，“压力巨大，首先是因为钱穆先生的名头，出来的文字一定要经得起推敲；其次，讲义毕竟记录于60多年前，而再整理时，叶老已是耄耋之年；加之因为是上课时候的讲稿，本身存在不少或跳跃或遗漏的地方、语序、繁简转换等问题，都很细节”。

为了编好这本书，李晓娟买了一大摞参考书，“钱先生讲课时喜欢引经据典，遇到他提及的一句话，马上找到相应的文章，看看是否有记错的地方”。

在初稿出来后，李晓娟拿着它找到了3位业内的专家，“一共指出了二三十处不明朗的地方，其中骆玉明教授更是直接告诉我们存在的错误，并给出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如此程序，反复不下三次，最后再找叶龙提建议。

业界声音

喜欢钱穆的“自作主张”

全书出版前，《中国文学史》中的部分章节曾在《深圳商报》上连载，引起了文教界的关注。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史》绪论中的句子，“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引发业内讨论。

曾于1985年与黄子平、钱理群拉开“重写文学史序幕”的北大教授陈平原不仅著述过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他也看过钱先生早年刊印的两本《中国文学讲演集》。他认为“著述与讲稿体例不同；经本人修订的记录稿，与未经本人审定的听课记录，更是有很大的差异”。陈教授主张“文学史应该是个性化的”，并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欢钱穆先生这样的“自作主张”。在叶龙看来，“陈教授可以说是钱先生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