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学术“遗嘱”
2016年10月31日 13:12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钱穆活了九十六岁。据不完全统计,其学术著作近百部。因害青光眼,他晚年双目失明,临终还口述《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此文收笔,距其辞世仅百余日,可谓钱氏的学术“遗嘱”。
钱穆先生在这篇论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钱穆先生在生命最后的几天再次强调:“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他不赞成西方人把“天”与“人”分开来讲。离开“人”来讲“天”,在科学愈发达的今天,“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为一体的。“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就无从讲什么“天命”。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他指出:所以西方文化显然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做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他还说:现代人如果想要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www.xing528.com)
钱穆对“天人合一”观念思考了大半生,认识亦逐渐深刻。1989年9月,钱穆赴香港出席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在港逗留了五天,全由妻子陪伴身旁。有一天,妻子正搀扶钱穆向房门走去,钱穆突然紧握住她的手,笑着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现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等下我要讲给你听。”在过道散步时,钱穆告诉妻子:“我今天发现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停一会儿他又说:“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事隔半年之后,中华书局为纪念创办八十周年,要出一本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讨论文集,钱穆再次想到要写的那篇大文章。他说:我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但是要把他的新发现见之于文字,公之于世,也非小事。尤其当时学术风气不求律己、但求责人。妻子怕他惹来闲气,不得不给他泼些冷水,提醒他:“天人合一观”是你早年曾多次讲过的,写了也不必发表,尽兴就好。
钱穆对妻子误解他“炒冷饭”颇为失望。他长叹一声说:“学术是不能乡愿的。我从前所讲,和现在所讲,大不相同。我从前虽讲过‘天人合一’的重要性,现在才彻悟到这是中国文化的总根源,我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这一观念上。两者怎能相提并论。这是我对学术的大贡献啊!”
第二天是星期日。钱穆一口气说了近两千字,他认为已经把自己新发现的纲领基本说清楚了。征求钱穆的同意,妻子删除些重复的字句。有一段文字又作了三次修正。钱穆妻子说:那一段虽只有短短几百字,每次他都命我一再重复地念。后来又作了两三次增补,最后一次,是在端午节上午增补的,正是我们要迁出素书楼的前三天。
钱穆先生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他又说: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下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
钱穆在这篇学术“遗嘱”中,自豪地指出:“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可违背,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先生讲到此处,以一位“预言家”的自信预言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义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止钱穆先生一人。但其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伦比。直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据,非恣意想象之说。纵或感其论点如天马行空,难可捉摸,但仍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听其言,读其书,不论能否领受,皆可获启示。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据,认定两岸除统一不二法门。他在去世的四年前写过《丙寅年新春看时局》一文,文中坚定地认为“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出路”,而“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国走向统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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