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设连云港国家区域经济枢纽的研究成果

1﹒2　国家区域经济枢纽研究的理论依据

1﹒2﹒1　区位理论

“区位”源于德文的standort,是1882年由W﹒高次首先提出。区位在1886年被译为英文“location”。区位与位置不同,既有位,也有区,还有被设计的内涵。区位的主要含义是某事物占有的场所,但也含有“位置、布局、分布、位置关系”等方面的意义。在区位定义中的某事物一般限定为人类为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诸活动,即人类活动或人类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区位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

区位既然是人类活动所占有的场所,那么人类活动的领域和空间的扩展必然导致区位发生变化。人类活动多种多样,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其中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中一项重要活动。经济活动区位也就成为人类活动区位的一个主要方面。经济活动一方面可以引起其区位空间的变化,另一方面,地理空间的有限性限制了经济活动的空间扩展。区位因子是指影响区位主体分布的原因。最早提出区位因子的是韦伯,他将区位因子定义为经济活动在某个特定地点进行所得到的利益即费用的节约。区位因子是对于生产者而言,由于场所不同表现出生产费用和利益的差异。区位因子包括可用货币度量的经济因子和不能用货币测算的非经济因子。

在区位决策过程中,一般情况下成本因子和收入因子起着重要的作用。韦伯、胡佛和艾萨德等都将成本因子作为各自区位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成本因子又被分为运费因子和非运费因子,其中运费因子是以运费为主随距离变化而有规律变化的因子。廖什则更重视经济因子中的收入因子,他在《经济空间秩序》一书中谈到,正确的区位是纯利润最大的地点,即影响区位的因子不仅包括成本因子,也包括收入因子,更确切地是二者的差。成本最大节约的区位不一定是获得最大利润的区位,因为利益同时与收入有关。只有收入和成本的差最大的区位才是最大利益的区位。收入与市场的大小关系密切,市场的大小与商品的市场价格、地域人口数量和居民收入有关,区位数量与人口数量和经济收入一般成正比,大城市成为主要的区位候选地的原因是人口密度大、收入高。

但是,有时非经济因子也在起作用,比如决策者行为、区位政策、自然条件的作用和军事上的考虑等。在这些因子作用下进行的区位选择一般追求的不是成本最低,也不是利益最大,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满足。决策者在决定经济活动时常受到个人偏好、个人背景以及区位政策的模仿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可通过改善区位条件、增加区位补助金和区位限制条件等手段吸引、诱导或改变个人或企业的区位投资。区位政策从区位理论的角度看,可达到降低生产费用,同时扩大收入空间的效果,最终使利益空间界限发生变化。

西方区位理论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租学说、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发展起来的,它产生于19世纪初,在20世纪得到极大的发展。区位论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典区位论、近代区位论和现代区位论。

1﹒2﹒1﹒1　古典区位论

最早的区位论是由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yon﹒Thunen, 1826)于1826年在《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孤独国》(第一卷)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在对农业分布的合理化进行实验研究的过程中,以区域地租作为出发点研究农业圈层种植现象所揭示的理论意义,他引入了运输成本作为农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子,从而形成了农业区位论,为区位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³²⁾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欧钢铁工业的区位问题突出,出现了区位因子和最小运费点的疵。最早是19世纪8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威廉·劳恩哈特提出的由原料、燃料和市场构成的“区位三角形”;继而是1909年,韦伯的《论工业的区位》(第一部分:纯区位理论)发表,标志着工业区位论的问世。韦伯理论的核心是通过运输、劳务和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找出工业产品生产成本最低的点作为工业企业布点的理想区位,因此,在西方被看作是工业区位论中最低成本学派的始祖。

1﹒2﹒1﹒2　近代区位论

最早将区位论由古典学派推向近代学派的是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1932年在他出版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中,系统地建立了对地理学尤其是聚落地理学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心地理论。中心地理论是在大量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研究方法上,克里斯塔勒一反过去传统的归纳法,动用演绎法来研究中心地的空间秩序,提出了聚落分布呈三角形,市场区域呈六边形的空间组织结构,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心规模等级、职能类型与人口的关系,以及三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地空间系统模型。⁽³³⁾

德国经济学家廖什在1940年发表的《经济空间秩序》一书中,提出了与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相似的中心模型(市场区及市场网的理论模型)。从经济区位论观点看,他的区位论是以最大利润原则代替了韦伯的最低费用原则,是一种市场区位论。廖什首先探讨了单一职能供给下的区域空间均衡过程,得出与克里斯塔勒模型相似的中心地模型。但是在许多职能供给情况下,廖什的中心地系统与单一职能的均衡不同,同克里斯塔勒模型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前提条件假设不同,中心地理论对区位论的贡献在于,它使区位论的研究由生产领域扩展到市场领域,并不再是局部的微观分析,而是“由局部扩展到一般,由单一扩展到综合,成为一种较宏观、静态分析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商业服务业的区位论”。

1﹒2﹒1﹒3　现代区位论

区位论的现代理论,包括地区上的扩展和时间上的延续。两者分别标示了空间度量由点到面的过程,以及对未来变化的预测。哈格斯特朗的新技术扩散和威尔逊的空间相互作用动态推演,都是动态研究成功的例子。主要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与上述区位论相比,现代区位论主要进展表现在:第一,从单个社会经济客体区位决策发展到总体经济结构及模型研究,与实践中的区域发展问题关系更为密切;第二,从抽象的理论推导变为接近现实问题的区域分析,提供实际的决策标准。由静态的区位选择发展到客体的空间分布和结构的变化过程研究,以提供预测依据。并逐步扩大了数理统计、投入产出等方法及计算机的应用。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方面:区域科学方面和人文地理学方面的区域分析方面。第三,区位决策的客体扩展到范围广泛的第三产业设施,区位决策不仅满足经济因素的要求,而且要考虑满足社会因素的要求,总体区位决策的理论成果形成了空间结构理论。第四,由于世界经济发展和集聚区产生了位移,区域理论研究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众多学者中,以美国学者艾萨德对区位理论的全面发展做出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和他领导的研究集体奠定了区域科学的理论基础(空间结构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达恩和原联邦德国奥托伦巴分别提出过空间结构的概念。奥托伦巴认为经济形态和经营形态投影于地球表面,必然产生一定的农业经济结构的空间统一体。达恩将全部区位论分为企业阶段、产业阶段及社会经济总阶段。他将奥托伦巴的原理进一步深化,将地租概念引入空间模型推导中,提出土地经营的纯收益是空间结构演变的主要动力。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艾萨德与贝里是研究空间结构的主要代表。艾萨德主张从“空间经济学”的立场出发研究区位论,他大量引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产业区位的综合分析,他提及的“空间系统”范围极为广泛,包括农业与土地利用、工业区位、零售商业与服务性商业、城市区位、运输网的布局等。从上述发展可以看出:古典区位论是立足于单一企业或中心,着眼于成本和运费最低;近代区位论是立足于一定的地域或城市,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现代区位论则开始立足于整体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从涉及的产业部门看,也从早期的第一、第二产业,到中期的重视加工业和商业,到近年来以探讨城市和第三产业为主体。

1﹒2﹒2　竞争理论

1﹒2﹒2﹒1　比较优势理论

177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首先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而1818年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提出了比较优势原理。比较优势原理认为:由于资本和劳动力在国际间不能自由移动,支配一国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不能支配国际商品的交换,故通过自由贸易,各国可集中资本和劳动力生产并出口“两优取其重”或“两劣取其轻”的商品。赫克歇尔和俄林建立的资源禀赋论明确解释产生比较优势的原因。在不同区域同一商品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国家或地区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自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程度上的区别。因此,各区域应当生产并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地区相对充裕生产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地区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一个国家和地区生产要素结构和相对丰度一方面取决于该国或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另一方面取决于其经济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资本通常是稀缺要素,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土地和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随着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达到一定水平,土地的稀缺性有所提高,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劳动成本也逐渐提高,资本成为相对丰富的要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将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此,无论经济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每种经济均具有其比较优势;由于经济发展有先后之分,比较优势在不同的经济组别具有转移性和相继性,形成比较优势的动态性。

1﹒2﹒2﹒2　比较优势的细化和动态化

国际贸易与竞争理论沿着一条非常清晰的路径逐步发展与完善,即理论假设由严格到宽松,比较优势由劳动这一单一要素到劳动、资本、资源、规模经济、技术、人力资本等多元要素,由“自然禀赋”到“能动创造”、由静态到动态,并且突出技术创新和技术、知识积累对比较优势的影响。里昂惕夫之谜、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同一产品的贸易流向在不同国家间的转化成为推动比较优势的细化与动态化的三个重要动因。

其中,产品的贸易流向转化为产业梯度理论。弗农(Vernon, 1966)发现同一产品的贸易流向在不同国家之间可以转化。他提出产品周期理论这种现象,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描述了竞争优势在国际间所经历的诞生、缓慢成长、急速增长飞跃、成熟,以及产品衰落五个阶段上的变化。

建立在弗农的工业生命循环理论基础之上,区域经济学形成了梯度推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区域都处在一定的发展梯度上。区域所在梯度层次不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而是由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创新能力决定的。该理论认为,极化效应促使城市带的发展梯度上升,扩展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较低梯度国家与地区的发展,即从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的推移战略。随着高梯度区域的经济发展加速,推移的速度将加快,从而带动低梯度区域的经济发展,逐步达到区域之间的相对均衡。梯度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引入中国后,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和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该理论从宏观上将中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这对调整以前均衡发展战略所造成的失误起了积极作用。同时,梯度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主张沿海地带发展外向型经济,而内地和边疆发展内向型经济。

1﹒2﹒2﹒3　竞争优势理论(https://www.xing528.com)

迈克波特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提出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而取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又在于国家是否具有合适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创新机制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阐述。

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其内部企业的活力,企业的活力来自于企业在整个价值链上的创新。个别企业价值链的顺利增值,有赖于企业的前向及其他旁侧关联产业的协作和支持。企业为寻求满意利润和长期发展还必须将企业的研究开发部门、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在空间上加以合理组合和分割。

个别企业、产业的竞争优势并不必然导致区域或国家的竞争优势。整体竞争优势的获得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和两个辅助因素的整合作用。⁽³⁴⁾这四个因素包括:(1)要素条件。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先天拥有或不需要太大代价就能获得的要素,如自然资源、非熟练劳动力及地理位置;二是必须通过长期投资和培育才能创造出来的要素,如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知识资源、高精尖技术等。在区域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二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要充分发挥前者在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全面有效动员本国各地区资源,从而较快积累物质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2)需求条件。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状况:旺盛的需求有利于企业迅速达到规模经济;老练挑剔并具有前瞻性的买主能反映差分市场的需求,有利于企业创新升级和产品的更新。(3)相关和支持产业。主要是指作为生产原料和中间产品供应者的国内企业。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能以最低价格为主导产业提供投入,更重要的是它们与主导产业在区位上的临近,使得企业之间能够迅速而频繁地传递产品信息、交流创新思想,从而极大地促进企业技术升级、产品的更新换代。(4)公司战略、结构和竞争。该因素主要包括公司建立、组织和管理的环境以及国内竞争的性质。不同企业其战略、结构和组织方式不同,而其竞争优势来自于对它们的选择和搭配。

国家竞争优势的上述四点决定因素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制约。国内竞争的程度及竞争者集聚是使四点决定因素构成一个“菱形构架”系统的驱动力。激烈的国内竞争会促使相关支撑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往往集聚在某些地理区域内,相互促进,产生明显的集聚效应,提升该区域的竞争力。

在“菱形构架”理论提出以后,波特还提出机遇和政府两个变量对国家的竞争优势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强调政府应当创造有利的竞争和合作环境,催化和激发企业充分利用本国、本地区优势以及企业家自身的创造欲。政府要注意保护政策的连续性、长期性,防止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而遗忘长远。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虽是针对国家而言的,但是,其在竞争中求发展的思路也适合于区域。

1﹒2﹒3　空间结构理论

最早由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施吕特尔于1906年在关于人类地理四“景观”论思想中提出的空间结构理论雏形。之后,克里斯塔勒、廖什都进一步发展了“景观”论思想。对空间结构理论最早作系统分析的模型推导的是德国学者博芬特尔。⁽³⁵⁾他将区位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分析论证了社会经济各阶段空间结构的一般特性并详细分析了决定空间结构及其差异的最主要因素:集聚、运费及经济对当地生产要素土地的依赖性。比较成熟的空间结构理论有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和点—轴扩散理论。

1﹒2﹒3﹒1　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佩鲁认为,在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在一种非均衡条件下发生的。考察整个经济发展史,还找不到一个不同的群体和地区曾经经历相似的、平衡的、分布均匀的增长这样的特例,也找不到一个不同的群体和地区曾经经历了分布均匀的持续增长这样的特例。⁽³⁶⁾佩鲁说指的增长极是优势经济空间区位,以其自身的优势而产生的扩散效应来推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法国J·布德维尔首先将增长极概念的内涵转向地理空间,并提出增长中心概念,⁽³⁷⁾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他强调区域是地理空间连续的区域,并在此基础上把区域按经济空间分布的类型分为匀质区域、极化区域和计划区域。这样,增长极包括了两个明确的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进型创新产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的产生集聚的城市,即增长中心。增长极通过扩散和回流效应机制对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产生影响,随着扩散与回流效应的此升彼降,区域空间发展由中心地集聚逐渐扩散到区域空间结构均衡有序的整个过程。

1﹒2﹒3﹒2　核心—边缘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是一种解释空间结构演变模式的理论,由美国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德曼于1966年提出。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区域都是由核心区与边缘区组成。核心区是由一个城市或城市集群及其周边地区组成,边缘的界限由该核心区与外围的关系确定。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会发生转化。

1﹒2﹒3﹒3　点—轴渐进扩展理论

在区域规划中采用据点与轴线相结合的模式,最初是波兰的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³⁸⁾波兰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展的国家级规划中,曾把点—轴开发模式作为区域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中国经济地理专家陆大道等在深入研究宏观区域发展战略基础上,吸取了据点开发和轴线开发理论的思想,对生产力地域组织的空间过程作了阐述,提出了点—轴渐进式扩散的理论模式,把点—轴开发模式提到了新的高度。⁽³⁹⁾其中的“点”即各级的中心城市,“轴”则是指在一定方向上的条状区域,“点—轴”开发模式强调将有限的区域财力物力优先集中于比较优势大的区位上,然后逐步向外扩散,最终实现区域的整个发展。

1﹒2﹒4　交通经济带理论

交通经济带是以交通干线为主导,由交通干线和沿线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地域(由交通干线的吸引域确定)所构成的具有某种特定结构(产业结构、资源结构、技术结构等)和功能的带状经济带、经济圈。形成交通经济带的基本要素包括三个方面⁽⁴⁰⁾:第一,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这是交通经济带形成发育的前提条件;第二,以工业、商贸业为主的三次产业。合理的产业结构及其演进升级是交通经济带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是推进经济带发展演化以致向外延伸的动力;第三,沿线分布的经济中心和大中城市。沿线经济中心和一系列各具特色、分工不同而又有紧密联系的城市的形成是经济带走向成熟的空间标志。以上三个要素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的多环正反馈作用机制就是交通经济带形成的机理。

首先,作为经济区域的子系统,交通运输是完成区域经济系统生产要素和产品等空间位移的主要载体。交通运输结构的改善和功能的提高,可以加强区域经济系统内外的经济联系,可以增强区域的开放程度,提高其开放的程度和效率,从而发挥降低运输费用、提高区域可达性等直接效果,并引起区域内产品成本下降、生产规模扩大、经济区域比较优势增强等一系列良性的间接结果,使区域主导产业前向、后向扩散的范围和程度扩大,强化区域经济系统非线性作用机制。这样,随着交通运输结构和功能的改善,经济区域内的分工协作愈加明显和集中,主导产业将会得到加强,形成新的优势产业,促使区域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⁴¹⁾其次,交通干线的建设使沿线经济部门的生产要素能根据市场规律更自由地流动,在一些拥有资金、技术或资源优势的“点”,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中心,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这些经济中心不断扩大,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周围地区逐渐产生扩散和辐射作用,并逐步产生一批具有特定功能的城镇群。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规模效益的产生,交通干线附近的增长点连成片,形成沿交通线展开的带状经济区。⁽⁴²⁾第三,合理的产业结构及其演进升级、经济中心和大中城市的形成与繁荣,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提高了对区域交通运输投资的能力;另一方面,导致对区域运输需求的增长,刺激运输供给的增加,从而进一步增强交通运输的系统功能。⁽⁴³⁾

1﹒2﹒5　可持续和科学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最早出现在1980年发表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战略》。189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的未来》长篇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可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要之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世界环境发展大会制定和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不仅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给予了进一步的肯定,而且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概念推向实践和行动。

21世纪,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崭新的思维观念。它的基本内涵是: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可持续发展。所谓协调发展是指各方面发展要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提出的初衷,主要是针对中国东部沿海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1﹒2﹒6　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所指的“制度”或“制度安排”,泛指协调经济主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既包括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正式制度,也包括习惯、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制度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人类活动的效率和效果。有效的制度安排,鼓励和促进着社会的资源开发、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无效的制度安排,则直接阻碍着资源开发、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因此,制度决定着一种经济的激励结构、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及其运行方式,从而决定着经济变化的走向是增长、停滞还是衰退。制度变迁则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效率较低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加社会的财富总量;二是对权力和利益进行再分配。⁽⁴⁴⁾长期以来,人们多着眼于区位与资源潜力开发、资本投入与交通能源为主的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人力资源开发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来解释区域经济增长,或多或少地把生产关系对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模式当作区域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待,但多停留在一般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制度也是生产力,制度创新一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旧体制框架内制度的艰难创新过程,而这也正好反衬出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每一次制度创新,都释放出了部分被压制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