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群体的生存状况

一、唐代中前期的诗人群体

唐代中前期，我们大致以“安史之乱”为界限，可以发现许多诗人对于宦途的憧憬还停留在旧有的模式之上，寄希望于一晤天子而天下为轻。如李白的不事科举，只求闻达于帝王，就是对于唐代官员的升迁模式缺少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宦途的失败。而到了唐代中后期，战乱的悲惨现实，使许多诗人在失去家园的依靠的同时，也开始逐渐接受宦途的漫长与缓慢的现实，以及“微薄”的俸禄对他们现实生活的价值。许多诗人开始困守在低微的职位上以求安稳地度过他们的宦海生涯，白居易虽然以“中隐”自解，并以大量的诗篇描写自己闲适自足的心态，但无疑这是一种逃避，对于“尸位素餐”的逃避。这也使得许多诗歌创作停留在一种人生的无奈之上。

(一)唐代中前期官员迁转模式

唐代前期的官僚体制的迁转还处于草创阶段，对于官员的迁转还比较宽松，不严格依据官员资历提拔的现象仍然较为广泛地存在，如马周这样只因才能符合太宗政治需要便仕途一帆风顺的现象在当时还不时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在唐代前期，士族出身的官员仍然占据着王朝的重要职位。比如支持李氏太原起兵入据关中，进而平定天下的士族——河东裴氏、柳氏、薛氏，太原温氏等都成为唐王朝奠定基础的功臣。同时，唐王朝也不得不倚重隋朝以及南朝旧臣才能稳定局面。也正是这样，对于旧有士族的压制也是唐代初期政治的内容之一，如太宗时期对于裴寂的贬斥，高宗时期柳奭一案，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上层士族已经难以通过原有的门阀特权接近权力的核心。同时新兴的官僚阶层则通过科举体制逐渐构成新的统治力量，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官员的逐级升迁的模式。《旧唐书·职官志》:“开元中，裴光庭为吏部尚书，始用循资格以注拟六品已下选人。其后每年虽小有移改，然相承至今用之。”^[7]可以说裴光庭循年格选举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这种迁转模式的形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下层官员升迁主要沿着下面的模式迁转:

由于唐代中前期很少有诗人能位列极品的，而且当进入中上层之后，个人际遇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升迁，因而这里只列出“安史之乱”之前的主要迁转模式。

(二)唐代中前期主要诗人的仕宦生涯

我们对比诗人们的人生轨迹便可以发现这一迁转模式对于他们宦途的影响。我们先来看唐代中前期主要诗人的宦海生涯:

王勃:制科及第→沛王府修撰→因为《檄鸡文》被斥

杨炯:举神童→校书郎→崇文馆学士→盈川令

杜审言:进士及第→隰城尉→洛阳丞→贬吉州司户→著作郎→膳部员外郎→流放岭南→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

宋之问:进士及第→县尉^[8]→习艺馆学士直洛阳→洛州参军→司礼主簿→尚方监丞→贬泷州参军→户部员外郎入修文馆学士→考功员外郎知贡举→越州长史→流钦州

沈佺期:进士及第→累迁协律郞→洛阳为官→洛阳通事舍人→考功员外郎知贡举→考功郎中→给事中→流驩州→台州司马→起居郎入修文馆学士→中书舍人充昭文馆学士→太府少卿→太子少詹事

陈子昂:进士及第→麟台正字→右拾遗(https://www.xing528.com)

李峤:进士及第→安定尉→长安尉→制举甲科→监察御史→给事中→润州司马→凤阁(中书)舍人→知天官侍郎事→麟台少监→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鸾台侍郎平章事→东都留守→以本官平章事→知纳言事→内史→成均祭酒平章事→通州刺史→吏部侍郎→吏部尚书→中书令→以特进守兵部尚书→怀州刺史→庐州别驾

王翰:进士及第→举直言极谏→乐昌尉→举超拔群类→秘书正字→驾部员外郎→仙州别驾

张九龄:进士及第→举材堪经纶科→校书郎→道侔伊吕科高第→左拾遗→秩满去官归养→左补阙→礼部员外郎→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太常少卿→都督洪州军事，守洪州刺史→桂州刺史兼岭南观察使→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士→工部侍郎仍兼原职→兼知制诰→中书侍郎同门下平章事→中书令→罢知政事，充右丞相→荆州都督府长史

岑参:进士及第→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以右威卫录事参军，节度使掌书记入高仙芝幕→以安西节度副使入封常清幕→伊西北庭支度副使→右补阙→起居舍人→虢州长史→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关西节度使判官→祠部员外郎→考功员外郎→虞部郎中→库部郎中→嘉州刺史(以蜀中战乱入杜鸿渐幕，后赴任)

高适:举有道科中第→封丘尉→弃官→以左骁卫兵曹充哥舒翰府掌书记→侍御史→谏议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太子少詹事→蜀、彭二州刺史→西川节度使→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

王维:进士及第→太乐丞→济州司仓参军→为官淇上，后弃官隐居→右拾遗→以监察御史入河西节度使幕，后兼节度使判官→殿中侍御史→隐居终南→左补阙→侍御史→库部员外郎→吏部郎中→给事中→太子中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给事中→尚书右丞

王昌龄:进士及第→校书郎→举宏词→汜水尉→遭贬谪→江宁丞→贬龙标尉

杜甫:进献三大礼赋→河西尉(不就)→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右拾遗→华州司功参军→弃官→补京兆功曹参军(不就)→检校工部员外郎入严武幕

(三)迁转模式对于诗人仕宦生涯和诗歌创作的影响

通过对这几位诗人的仕宦经历的审视，我们可以发现，第一，身登高位者都有多次迁转的经历。第二，离开京城外放也是他们仕宦生涯中不可缺少的经历。第三，释褐为一个望县、上县的县尉也是他们正常的迁转模式，如杜审言、李峤、高适初入宦海都是从县尉起家。只是高适很快便不愿忍受县尉生涯，弃官回长安闲居，王维也有两次弃官隐居的经历，但他们后来都宦途顺利。这也体现了唐前期官员迁转模式的不固定，破格提升的现象仍然比较广泛。然而这一迁转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杜甫的宦途失意，杜甫并非科举出身，只是“迎阙献赋”，以文采博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天宝十一年献赋得以列入选序，十四年授河西尉，三年守选等同于科举及第，这也是一次很正常的任命，河西县属同州即夏阳县，^[9]从等级来说是紧县。按唐代赤、畿、望、紧、上、中、下的等级序列作为释褐官是很正常的。李峤的初任官也不过是望县县尉，而高适的封丘县尉也是紧县县尉。应该说县尉还是有晋升前途的，如李峤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望县县尉到赤县县尉，然后又迁为监察御史。据孙国栋的《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统计，唐代由县尉直接迁为监察御史的便有33例，远高于其他基层地方官员的迁转数量。然而杜甫却畏惧事物繁忙的县尉职位，做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所谓“不做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驱走，率府且逍遥”。^[10]但是率府的诸曹参军，虽然清闲却是个没有什么仕途前景的职位，甚至有由畿尉入判司为入“饿鬼道”的戏言，杜甫由右拾遗转入华州司功参军的悲观失望也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唐代没有无外放而直登宰辅的例子，这也符合一般的人才选拔规律。而且华州邻近京城，作为辅州，具有很高的军事政治价值，并不属于贬谪一类。但是这样逐级因循政绩提升的制度却让许多以匡正天下自许的文人难以适应，这也铸就了杜甫的仕宦失意。诗人一向志向高远，以“稷与契”自许，而远离权力中枢，沉浸在地方琐事之中无疑让诗人感到十分的痛苦。司功参军在州域之中是比较重要的官吏之一，需要直接管理考课、假使、选举、祭祀、祯祥、道佛、学校、表疏、书启、陈设等各项事务，其中考课、选举都是比较重要的职责，而表疏、书启又常需要亲自执笔写作。因而司功参军是事物比较繁杂的职务，杜甫在《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中便抱怨公务的繁杂，这也成为他弃官而去的主要原因。阎琦在《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一文中列举了许多杜甫不会辞官的情由，并认为杜甫是被罢官的，但是我们分析杜甫的人格特点，可以发现杜甫并不是一个看重官禄的人，否则也不会“不做河西尉”，而困守京城闲职了。而且杜甫华州之后又得以招补京兆功曹，这是一次很正常的升迁，由辅州功曹迁升到京城功曹。这也证明杜甫在华州任职期间的表现还是正常的，否则我们很难想象被罢官，考课较差的人得以升迁京兆功曹这一要职。而补京兆功曹不就也基本上结束了杜甫的仕宦生涯，杜甫没有就任这一比较重要的地方官职，很大原因应该是因为功曹事物的繁杂，其在严武幕中的表现无疑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故人之子的幕府任较为清闲的职务都难以忍受，如果再任事物繁忙的京兆功曹，结果可想而知。从杜甫的仕宦经历，我们可以说杜甫的个性和人生追求很难适应唐代的升迁制度，这也就造成他仕宦生涯的悲剧。其他如王翰、王昌龄、杨炯等都在一定程度受到了迁转模式的影响而宦海失意。岑参则在困守幕僚中，几经宦海沉浮得以出任嘉州刺史。这也是许多唐代文人不得不接受的命运之一。如高适那样以掌书记得以超擢的毕竟是极少的例子，这也是《旧唐书》感叹高适宦达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唐中前期许多诗人并不适应唐代逐渐稳固的迁转模式，仍然寄希望于一晤天子得以直升宰辅，同时也缺少任职地方的最为基本的知识和经验。这就使他们对于地方官职表现出了某种抗拒，高适、王维、杜甫等都有弃官不就的行为，虽然最后他们的仕宦命运各不相同。但是得以拜相掌握天下枢机的诗人，都有较为出色的地方任职经历。如张九龄就是因为在刺史任上较为出色的政绩得以拜相。而高适虽然蒙皇帝的宠信，得以屡任要职，但是却一直未能接近相权。《新唐书》评论杜甫说“好论天下事，高而不切”^[11]，又说高适“言浮其术，不为搢绅所推”^[12]，这也正体现了唐代以来对于吏治的要求。科举扩大了选举的范围，但是空读诗书的进士缺少吏治的经验，出身低下的更缺少家庭教育的熏陶，因而从底层官吏升迁是必然的迁转模式。但是许多文人还沉浸在魏晋时代几次迁转便可以占据清要的士族迁转模式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人生命运，造成了一系列仕宦的悲剧。当然也有诗人不愿投身到科举及这种升迁模式之中，希望可以寻求宦达的捷径，但随着迁转模式的固定化，这种“终南捷径”对于他们科举及第以及官员升迁的影响开始逐渐弱化。诗人群体虽自赏其异于他人的才华，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开始面对官场升迁的残酷现实，这也造就了中唐以来诗人群体的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