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代启蒙教育的还原性思考
唐代早期教育的研究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只能停留在资料罗列的层面上。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之上，那么对于唐代许多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就无法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因而本文在这里首先希望作一个尝试性的思考，希望能通过现有资料对于唐代早期教育实现的具体形式和内容进行一个还原性的尝试。如果我们将知识层面的早期教育分成几个阶段的话，首先必然是最为基础的识字阶段，这个阶段开始的时间，对于大部分文人来说应该都比较早，如称王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1]李白则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2]，由此看来唐代的童蒙教育开始应该比较早。我们对比唐代一些对于聪慧儿童的教育便能更为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
唐代人物童蒙教育事迹简表
续表
通过上面的表格，我们可以简单估算一下唐代童蒙教育开始的年龄以及学习的主要内容。对于唐代的教育状况，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点，就是唐代的科举制只是处在草创的阶段，无论是官学教育还是书院形式的私人教育，都不能为科举考试提供有力的支持，更多的家族教育为主体的知识教授方式，影响着唐代科举考试的走向。这种家学为主体的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代童蒙教育的提前，虽然本文以上引用的材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受到了《世说新语》以来“志人志怪”风尚的影响，但是这里记述的天才儿童的事迹无疑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童蒙教育的真实情况。由于家族教育是社会早期教育的主体形式，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教育模式会导致两种情况:首先，启蒙教育开始较早，具有家族传统的启蒙教育也促使更多天才儿童的出现，而这些天才们，往往是早熟的，他们在家族的复杂的氛围中，对于为官仕宦的状况都有一定的耳濡目染。这也使一部分文人人生的早期往往怀抱建功立业的理想，对于自己有着过于高远的期望，但在日益健全的官僚机制面前，偏离现实的畅想都很容易遭到毁灭，高出常人的才华往往难以取得超出同辈的政治地位，这也使得有些文人轻于去就，并不重视在地方职位上的任职。这种情况到了中唐时期以后，随着中下层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一步瓜分了原先掌握在上层士族手中的权力，他们对待仕宦变得更为理智，对于改善生存条件的愿望也更为强烈，这也使得他们更为珍惜得来不易的官职，仕宦和自己家族产业开始分化，他们开始依靠俸禄来获得较为安逸的生活。其次，家族教育作为早期教育的主要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育在社会范围内的扩展。一方面，家族教育容纳了社会过量的教育资源，而这种教育形式又是具有一定排他性的教育，这使得一些寒门文人不得不借助于寺院等场所来完成自己的学业。另一方面，家族教育的形式也限制了科举取试对于教育范围扩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隋唐科举制初建，存在着许多的不完善之处，还留有许多九品中正制度的痕迹。家族力量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在科举取试以及仕宦生涯中获得优势地位，这使得许多寒门文人难以凭借科举进入仕途，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科举制度在教育上的引导作用，应该说在唐代许多教育并不是以科举考试为指向的。第二，唐代科举本身在官员选拔上的作用，也制约了其的影响力。可以说唐代科举选拔的是唐代官员的精英阶层，通过对于唐代官员的迁转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唐代进士及第之后，有一条相似的升迁路线，虽然这条路线上不断有掉队者，但他们并不会去担任清流之外的官职，甚至中下县的县令、县尉也极少由科举出身的文人担任，这也是唐代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较少的结果。
唐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玚上言:以为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3]
这篇奏议无疑直接说明了科举取试在唐代选举制中的局限。那么这些底层官职显然需要是两类文人担任，一类是参加科举考试，但未能及第者。另一类则是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并不以科举考试为目标，家学教育自己培养出来的，只在家族乡土任职的文人。通过对于唐代墓志铭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唐代文人终生只任一两个官职，而且许多人并不是进士出身。这些人才构成了唐代文人的最底层，他们才是市井文化的主要传播者。而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都因自己的才华获得州郡的赏识得以推荐，即使没有及第，他们也常常可以去充当幕僚，并不是下层官吏的主体部分。
基于以上的论述，我认为对于唐代早期教育的分析可以分为两部分，特别是在对于启蒙教育开始年龄的界定以及学习内容的探讨上，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研究:一部分是在掌握着优势教育资源的家族教育下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教育模式;另一部分则是社会中下阶层更多以文化知识普及为主的教育模式。这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前者更为系统，可以进行全面的教育，但具有其浓厚的家庭传统的因素在教育过程中被移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代文人的性情与品格。后者所依托的资源则比较复杂，私学、义学教育虽然不是唐代早期教育的主要形式，但是到了唐代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它以一种官民合办的形式存在。《唐会要》卷三五“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4]可以说这在官方肯定了乡里私学、义学的存在。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通过对现存敦煌文献的考证，认为私学、义学确实存在，而且在县城还有坊巷之学的存在，它们是郡县学的补充。这里我想指出的一点是，乡里之学承担着州县之学无法完成的一个任务，那便是启蒙教育的实现，以州县学的规模以及入学年龄的规定，都不可能完成童蒙教育。如前文所引材料中的杨牢，其上学归来，误入邻人家，显然他上学的地方离家有一段距离。这样杨牢入学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杨氏家族设立的宗族学校;另一种是乡里设立的义学、私学。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较大。杨牢的父亲杨茂卿死于田弘正镇州兵乱，应该是做僚属之类的文官职位。这在杨牢幼年的才学也得到印证，六岁儿童才因母命就学便能开口赋诗，他一定在就学之前就受到很好的启蒙教育，而这一教育必定是就学之前在家庭中完成的。而其误入的并不是宗亲的家中，而是普通邻人之家，这样后者的可能性无疑要高一些。“魏人柴公以经义教授里中”[5]，这位柴皇后的父亲的教授经历和柴氏夫妇的贫贱生活，无疑也清晰地告诉了我们乡里私学的存在与地位。不仅如此，唐代许多文人都有乡学就学或执教的经历，如《新唐书·陈子昂传》就有“子昂十八未知书，以富家子，尚气决，弋博自如。它日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6]的记载。《旧唐书·苗晋卿传》中“大会乡党，欢饮累日而去。又俸钱三万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7]的记述也说明了私学是逐渐出现的，它更多的是一种以乡里出资为主，地方进行一定管理的私学。这种私学的存在与发展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唐代的文人阶层。家族对于地方行政的影响力仍然比较大，许多家庭仍然在延续掌控着低级官吏的传统，他们才是唐代文人的最底层，虽然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却扩展了文化传播的范围，促使中国政治文化进一步走向“文治”。寺院也为唐代文人提供了受教育的场所，但更多记载是文人借读寺院，寺院设立学校，似乎更多的是敦煌被吐蕃占领后的特例。随着五代时期战乱的蔓延寺院教育有扩展的迹象，但由于缺乏准确的资料记载，这里不作进一步的探讨。教育扩大了文人群体的容量，这也使得唐代文学艺术形式如唐代诗歌等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接受空间，同时也为一些民间艺术形式雅化拓展了途径。(https://www.xing528.com)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唐代启蒙教育开始的年龄，从上面对于天才儿童早年聪慧事迹的摘录，我们整体上可以勾勒出精英阶层启蒙教育的状况。可以确定的是，唐代早期教育的第一步是从经典的记诵开始的，其中年龄最小的记述是李煜的儿子，三岁就已经能背诵《孝经》和古文;李白也说自己五岁诵六甲[8];而王勃六岁属文，构思无滞;杜甫七岁咏凤凰……必然很早便开始了启蒙教育，为他们所体现的天赋，储备了知识的基础。可以说这是唐代文人启蒙教育较早的一种体现，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拥有优厚教育资源的家族都尽可能早的开发下一代在诗赋等方面的才华，以求早登仕途。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白居易出生不能说话便认识“之”、“无”两个字的说法，无论是这则记述的出现还是其后的流传，无疑都是一种培养孩童成才的愿望促成的结果。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掌握优厚教育资源的家族，十分重视子弟的早期教育，开始启蒙教育的年龄往往被尽量提前，一般在3岁到4岁就应该开始了以背诵经典、古文和启蒙教材为主要内容的启蒙教育。这种启蒙教育首先是对于记忆能力的培养，记忆能力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没有良好的记忆力，大量记忆古典文献，诗赋以及古文的写作都会受到很大的制约。而这种能力往往需要幼年就开始培养，培养方式便是不需要完全理解的情况下的完整记忆。以现存的启蒙教材为例，《千字文》由于编写时用字受到限制，很难完全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材料，《蒙求》则是唐前历史典故的汇集。但这种强制性的记忆收效却是明显的，在唐代律诗的完善以及骈体文的广泛应用都离不开这种启蒙教育的完善。相对来说，一读书较晚的文人，他们的诗文中往往缺少典实之美，而且并不擅长对仗工整的近体诗，高适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蒙求》是唐代启蒙教材中一本较为重要的著作，成书较早，而且在这之后又影响了大量同类蒙求作品的产生。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无疑可以进一步透视唐代启蒙教育的知识建构。《蒙求》作者李翰，唐朝诗人，赵州赞皇人，李华之子，生卒年不详。擢进士第，天宝中，寓居阳翟，累迁翰林学士，客死阳翟。据《新唐书·艺文志》载，有文集三十卷传世。因为《蒙求》读物始于李翰，故后世人都称“李氏蒙求”。全书都用四言韵文，每四个字是一个主谓结构的短句，上下两句成为对偶，基本上各讲一个典故，总计2484字，李翰在蒙求中共记述了574个典故。下面我们对这近600个典故按它们的类型、历史时期进行分类，从而首先通过数据比较对《蒙求》进行分析。
《蒙求》选取史实实例数据分析
通过以上数据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蒙求》的编著，透露出以下特点:首先，历史典故的选取集中在南北朝以前，更多地集中在对于两汉盛世以及魏晋风流的追忆之上。南北朝的典故只选取了6则，而且都是见于南史的南朝历史，完全没有选取北朝的历史。由此可见，虽然唐代主要是继承了北朝以来的政治，但在文化上更多的却是以中原正统的汉文化自居。李翰出身北方士族，这本书的编著也正体现了面向科举考试，适应诗赋取试的目的。其次，对于武略方面的典故选取较少，整体来说只有27则，其中还有许多是文人运筹帷幄的事例。这也是赵郡李氏家族传统的一种体现，自从汉代以来赵郡李氏就很少有武职出身者，整个家族都有浓厚的经史素养。这本书的编著应该很大程度上是适应唐代诗赋取试，满足家族子弟学习，进而参加科举考试的需要。同时它的广泛流传也体现了士族进一步走向文治的倾向。再次，《蒙求》全书编撰并没有进行一个整体细致的整理，史料的选择呈随机状态堆放，完全没有如《世说新语》等按照门类进行归类。两句之间的构成类型也有所差别，大部分为同类组成，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飞熊”[9]之类。但也有语义相反相互对应的如“丁公遽戮，雍齿先侯”，[10]这两句通过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来说明一个关于忠义的问题。还有的是两句只记述一个事实，如“屈原泽畔，渔夫江滨”[11]一类。还有的史料重复出现“孔明卧龙”和“葛亮顾庐”，都是对于诸葛亮才能的记述，后者只是为了和“韩信登坛”对仗才再次出现。但《蒙求》全文却对仗极为工整，如“简要”对“清通”，“卧龙”对“飞熊”。这也就体现了《蒙求》编书的主要目的，那便是辅助家族子弟童蒙时期对于诗赋的学习。将全文背诵那么首先便能够熟悉许多词语的工整对仗，而随着对于文中事实的熟悉更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诗赋中大量可以直接使用的相互对应的典实。因而《蒙求》一类的启蒙书籍，在诗赋的学习上相对于其他经典，无疑具有一定的优势。最后，在启蒙教学的过程中，《蒙求》在完成诗赋的教育准备工作中，无疑具有相当的价值。从上文天才儿童们开始诗赋写作的年龄来看，《蒙求》这类读物的背诵应该是在启蒙教育的初期就开始了，可以说唐代启蒙教育需要进行两方面的教育。一方面是以《千字文》一类识字教材进行的识字和书写教育，前面毛俊子的材料无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材料来看4岁能书写大量文字是一件让皇帝都感兴趣的事情，那么即使我们所记述的天才的书写文字的年龄也应晚于4岁，要到5岁左右才能完成。另一方面则是记忆性的教育，《千字文》虽然主要以识字为主，但首先也应该是需要记诵的，因而记忆性的教育应该略早于识字教育，《千字文》一类读物要略早于对于《蒙求》的记诵。当然因家族文化背景的不同这方面的差异也是广泛存在的，李白更多的对于道家经典的记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是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处于整个社会的中下层，他们缺少独立对自己子女进行教育的条件。唐代的印刷术还依靠雕版，成本过于昂贵，大量书籍的流传仍然依靠人工抄写，这也是唐代大量文献遗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普通家庭无疑缺少提前进行启蒙教育所必需的资源，当启蒙教育更多地依靠社会资源的时候，他们接触文化知识的年龄无疑要被推迟，以杨牢的例子来说，即使能承担教育费用的家庭入学的年龄无疑也要在6岁以后。虽然我们缺少足够的数据来证明社会中下层教育启蒙教育的普及程度，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这更多地体现在唐代诗歌文化的普及上，可以说唐代诗歌经历了一个从上层文化普及到中下市民阶层的过程，当诗歌和乐可唱成为城市的一种享乐文化，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又逐渐完善。可以说诗歌整体在社会中下层随着教育的发展获得了广泛的生存空间。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晚唐五代杂史中有许多拜师学习诗歌的记述，如孙鲂师从郑谷这种对于诗歌单独强调性的学习，主要目的显然并不是为了科举取试，求取功名。五代十国时期诗歌文化，特别是在相继的十个国家中以诗歌干谒，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干谒形式，许多北方诗人更是流落南方，以避战乱，如韦庄、罗隐都是这一时期优秀诗人的代表，罗隐的诗歌更为他获得较大的声名，许多民间传说如罗隐转世、罗隐堵河等等，以至有《罗隐民间传说故事》的出版，这进一步显示了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对社会中下层的影响，也间接证明了整体社会教育的进步与发展。因而，学习诗歌应该主要是指向干谒的幕府生活和城市的社会文化生活。这种诗歌文化和南北朝时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南朝诗歌更多的是文人抒发个人性情的一种途径，骈体文的写作处在主流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诗歌处于从属地位，诗赋在社会缺少广泛的影响。而在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四六”仍然是官方正式文体，但是诗歌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完全超越了骈文的影响，成为“才子”形象最主要的表征。
总体来说，唐代启蒙教育进入了一个发展进步的时代，诗赋方面的才能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品评人物的主要标准之一。如上文论述的那样唐代统治上层的家族力量又经历了一个由武向文的完全转变，面对南方士族在家族文化传统上的优势，北方士族也十分注重对于家族子弟的培养和教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启蒙教育开始的年龄进一步提前。启蒙教育十分注重诗赋能力的培养，这无疑是以面向科举考试为目标的。但是这只是社会精英阶层的启蒙教育，随着乡学义学的推行，乡里应该有数量较多的以乡里集体出资的乡学的存在，虽然郡县官学处在整体衰微的状态，但是乡学应该是广泛存在的，我们现在缺少足够的直接材料来予以证明，但我们可以通过唐代教育的成果进行推断。唐代诗歌文化后期的兴盛，以及大量不入流的官吏需求的被满足，都为我们的推断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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