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研究：历史文献与文化资源回顾

十三行历史文献与文化资源

十三行时代西方文献翻译的译名问题

中山大学教授　章文钦

十三行起源于明末，与澳门历史同为明清时代中西关系的重要学术研究领域。中西文献互相印证，是研究十三行的重要治学方法。拙文拟从译名与对音、译名与方言、译名与时代、译名与中国文献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个初步探讨，行文所及亦兼论澳门历史西文文献中的译名问题。

一、译名与对音

译名起源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中国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历史上早已出现。如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几十个部落的名称连成一片，在二十四史标点本中至今无法点断。而在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入华史中，无不需要解决译名问题。如佛经的汉译中，到宋代便出现法云《翻译名义集》这样关于译名的专著。解决译名问题，绝不是简单的“规范化工作”，而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除了外语条件外，还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准备和方法，只能在艰难的学术实践中探索解决，昔严复曾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可见译事之艰难。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译名与对音有密切的关系。所谓对音，就是把外文记载中的中国人名、地名和专名还原为中文，或把中国文献中的外国人民、地名和专名还原为外文，这是研究中外关系史包括中西关系史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对音问题解决好了，译名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当代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前辈学者中，岑仲勉先生考证西北的历史地理，就喜欢用对音。陈寅恪先生却觉得这种方法用得不当，容易穿凿武断，应当慎重。冯承钧先生也认为西文译名如果不能准确还原，“不如不译之为愈”，也就是说，在中译文中保留西文原名，较之“硬译”出毫无把握之译名更为合适。

二、译名与方言

译名与方言也有密切的关系。汉代扬雄的《方言》，以汉字著录各地及少数民族的方言，已包含部分译名。后世以方言注音的外文译名更难以计数。葡萄牙人东来以后，物色懂葡语为东方语言混合语的东方人充当通事。与中国的交通，首先物色侨居于马六甲的中国人为通事。澳门开埠初期，葡船通事多为漳、泉、宁、绍及东莞、新会人为之，遂使葡文译名打上中国沿海方言的烙印。

1515年，葡人皮莱资（Thomé Pires）著《东方概说》（Suma Oriental）进呈葡王，内称中国南方的港口，“除广州之外，另有一港名蠔镜（Oquiem）”。蠔镜为澳门的古称，Oquiem则为葡文对闽南潮州方言“蠔镜”一词的音译，如果用广州方言或明末的官语，必然无法找到还原准确的译名。

又据西方文献记载，1574年（万历二年）冬天，“海盗”首领林凤（Limahong）率战舰六十余首，部众五六千人进攻马尼拉。林凤为潮州人，Limahong应为西班牙文对潮州方言“林阿凤”的音译，“阿”字被音译为ā，无义，为潮州人名字的习惯用语，笔者回潮汕老家，亲邻仍称为“阿钦”，可资印证。有一位日本的知名学者，将Limahong误译成“李马奔”，就是由于不懂潮州方言的缘故。

外国学者不懂中国方言，不足为怪，中国学者亦每因不懂方言而致误，在有关十三行的西文译名中不乏其例。如十三行伍氏家族伍国莹、伍秉钧、伍秉鉴、伍元华、伍崇曜祖孙三代五人，西方文献均称为浩官（Howqua），Howqua应为英文对广州方言“浩官”的音译，笔者曾见一位中国学者将其误译为“侯夸”。

美商亨特（William C.Humter）的《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有《潘启官的乡间住宅》一节，记潘仕成的海山仙馆，其所在地泮塘（Pun Tong），在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中，一位中国学者将Pun Tong一词误译为“潘洞”。在《鸦片战争》一书中，英人宾汉（Elliot Bingham）《英军在华作战记》（Narratir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记英军自虎门进攻广州，沿途攻占二沙尾（Eshamee）炮台，两位中国学者特Eshamee译为“爱达斯米”。皆因不懂广州方言及地理致误。(https://www.xing528.com)

英文将广州译为Canton，起源于葡文的Cantao，为葡文时广州方言“广东”一词的音译，因为明末葡人常常将“广东”与“广州”混为一谈。翻开三十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Shanghai（上海）一名源于上海方言，Amoy（厦门）一名源于闽南方言，Swatow（汕头）一名源于潮州方言，仍可印证地名译名与方言的关系。

三、译名与时代

十三行时代处于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转折时期，西文中的译名亦打上时代的烙印，尤其是中国文献中关于来华西人的译名方面。这些西人译名大体可分为贬义、褒义和中性，试举例释之。

英国头号鸦片贩子，怡和洋行创始人William Jardine，Jardine今译贾丁，当年有查顿、渣甸和赞典三种译名。查顿一名为音译，属于中性。渣甸寓“渣滓聚集之地”之意，与其“铁头老鼠”的绰号一样体现粤中百姓对这个大奸巨恶的“夷人”的憎恶，显然带有贬义。赞典寓“赞勷典礼”之意，译名颇雅，自出伍崇曜等行商给官府的禀帖，隐然带有褒义。一贬一褒，体现出当时人的爱憎。

1834年（道光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出广州贸易之后，出任首席驻华商务监督的 Lord Willian John Napier，曾因触犯中外交往的“天朝体制”，与两广总督发生冲突，最后死于澳门。 Napier今译内皮尔，或作拿皮耳，皆属中性。当年据Lord Napier译为律劳卑或律劳毕，见于广东大吏上清廷的奏疏。Lord应译勋爵，为对侯、伯、子、男爵等贵族或高级官员的尊称。当年将其与Napier连译为“律劳卑”，据西人的解释为:这个卑贱的夷人，徒劳无功，应用天朝的法律加以惩治。“律劳毕”的寓意也同样带有贬义，且有隐寓其死之意。而与伍秉鉴协商，了结这场冲突的律劳卑的医官、散商Thomes R. Colledge，Colledge的中性译名为郭雷枢、科利奇。在当年广东大吏的奏疏中则为“加律治”，大约亦寓要用天朝律例加以惩治之意。

在明清时代，无论是在北京宫廷供职的西方传教士，还是来华贸易的西方各国商人，都是被看成归顺天朝王化的外国子民，才被允许居留中国内地，包括以澳门为居留地的葡萄牙人和西方各国商人。这种观念在当年来华西人的译名上同样打上时代的烙印。

嘉庆、道光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首席大班 John Fullarton Elphinston和James Brabazon Urmston，Elphinston今译“埃尔芬斯通”，当年译“嗌”；Urmston今译“厄姆斯通”，当年译“喊”。这类带“口”字旁的译名，盖寓“夷语”侏儒难懂之意，连“咭唎”和“咪唎口坚”也不能例外。而“喊”一名，盖还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意。这两位财大势雄的“公班衙”头号人物，在清政府眼中依然是身份卑微的“西来远臣”。而在嘉庆年间将西方种牛痘术传入中国的英公司商馆医生Alexander Pearson， Pearson今译皮尔逊，在行商郑崇谦于嘉庆十年（1805年）刊行的《唎咭国新出种痘奇书》中则译为“”，几乎令人误以为这位肢体健全的“西来远臣”身有残疾，不良于行。这类译名已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消失。

四、译名与中国文献

将中西文献互相印证，是将西文关于中国的译名准确还原为中国固有名称的基本方法。这种做法不但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且符合国际地名学界“名从主人”的原则。试举西文关于中国地名的译名为例。

1514年（正德九年）葡萄牙人首航来华，到达广州附近的中国港口Tamo。葡文记载说:“这个地方是一切和广州贸易的外国船都要停泊的处所。”有的学者将Tamo译为大茅或舵尾。戴裔煊先生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记载:“欲至广者，入自屯门。”又据戴璟《广东通志稿》等明代方志的记载，屯门为广州沿海从事海外贸易的海澳之一，有海道哨兵把守，逐将Tamo还原为屯门。

1553—1557年（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葡人入据澳门以前，在广州沿海的另一个地方海澳贸易，这个海澳西文称为Lampaco，或作Lampekao、Lampaco和Lampazau，有的学者将其译为“两白狗”。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曾乘船在珠江口一带寻访，结果认为这个地方就是珠江口东侧的澳头，其实应该是珠江口西侧的浪白澳。笔者追随戴裔煊先生研究澳门史有年，遂以嘉靖黄佐《广东通志》康熙申良翰《香山县志》、屈大均《广东新语》和道光黄培芳《香山县志》等中国文献，论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在这方面的错误。其中黄培芳《香山县志》卷一《舆地》称:“明正统年间（按:“正统”应作“嘉靖”），佛郎叽夷泊居浪白之南水村，欲成澳埠，后为有司所逐。”卷四《海防》称:“浪白澳在澳门西迤南九十里，在黄梁都西南六十余里。……昔舶薮也，今已淤浅不能停泊。”南水村地名至今犹存，今属珠海市斗门县。故将Lampaso还原为浪白澳可以无疑。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广东官府鉴于停泊黄埔的英法两国船只的水手时常发生冲突，遂将附近的长洲岛指定为英国水手的游散之地，而将深井岛指定给法国水手，彼此不得逾越。长洲岛西人称为Dames Island，直译为丹麦人岛；深井岛西人称为Franch Island，直译为法国人岛。笔者在校注有关西文译著时，根据梁廷枏《粤海关志》等中国文献仍还原为长洲岛和深井岛。因为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不管外国文献对该地名作何种称呼，都应还原本国固有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