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化交流二则 王云度
西汉前期和亲公主蠡测——徐州楚汉文化与民族融合
汉初，高帝在“白登之围”后，自知当时难以平定匈奴，约于九年(前198年)，无奈地接受刘敬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1]和亲成为两千多年里中国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基本政策。和亲政策，对协调民族关系，促进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民族融合，总体上说是起到积极作用的。遗憾的是这项政策的具体执行人——和亲公主，却很少能青史留名。今据有关资料的梳理，对西汉前期和亲公主做一些推测。
一、西汉前期和亲公主应为与皇帝关系亲近的宗室女
和亲公主的原身份地位，在西汉有个演变过程。《史记·刘敬列传》记载:当初，刘敬曾建议以“嫡长公主妻”匈奴单于。可是由于“吕后日夜泣……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2]p．2719《汉书·外戚传》颜师古注:“家人子者，言采择良家子以入宫，未有职号，但称家人子也。”[3]p．3936则这第一位和亲公主似乎并非宗室女。但刘敬亦曾说:“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4]p．2719而《史记·匈奴列传》记载:“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5]p．2895按当时西汉弱、匈奴强的态势来说，高帝虽不愿以亲生女儿为和亲公主，但亦不至于以家人子替代，应以关系亲近的宗室女为确。《汉书·匈奴传》则明确为:“乃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师古曰:“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6]p．3754亦就是说第一位和亲公主是诸王女，更确切地说，应是高帝的亲侄女。这样，匈奴才能勉强接受，取得“冒顿乃少止”的效果。
第一位名见记载的和亲公主，是汉武帝“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7]p．3903与乌孙和亲。江都王建之父江都易王非，与武帝同为景帝之子，细君则为武帝之亲侄孙女。可见，至武帝时仍以较为亲近的宗室女翁主为和亲公主。至元帝时才见“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这时，匈奴势力已经衰弱，但愿乞求汉室庇护。所以，和亲得到“后宫良家子”，有个“汉家婿”的身份，就能使“单于欢喜”。[8]p．3803
其中，景帝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单于”[9]p．144可能是以皇帝亲生女和亲的特例。
二、西汉前期的和亲公主中可能有出自楚国的宗室女
既然西汉前期和亲公主的原身份地位应是宗室女翁主，那么，通过对西汉前期诸侯王的筛选，就有可能找出和亲公主的有关线索。由汉初的政治形势和高帝兄弟情况来看，第一位和亲公主很有可能是高帝弟楚元王之女，亦即高帝名分上的亲侄女。
汉初，在铲除异姓王的过程中先后分封了11个宗室子弟为诸侯王。据《汉书·诸侯王表》记载，他们是:高帝弟楚元王交，六年正月丙午立;高帝兄代王喜，正月壬子立;高帝子齐悼惠王肥，正月壬子立;高帝从父弟荆王贾，六年正月丙午立;高帝子淮南厉王长，十一年十月庚午立;高帝子赵隐王如意，九年四月立;高帝子代王恒，十一年正月丙子立;高帝子梁王恢，十一年三月丙午立;高帝子淮阳王友，十一年三月丙寅立;高帝子燕灵王建，十二年二月甲午立;故代王喜子吴王濞，十二年十月辛丑立。其中，代王喜于高帝七年，为匈奴所攻，弃国自归，废为郃阳侯。荆王贾于高帝六年十二月，为英布所攻，亡后。这二位诸侯王，首先可排除其有翁主为和亲公主的可能。其次，高帝诸子侄，除齐悼惠王肥封于高帝六年外，其余皆封于高帝九年和亲之后，而且都较年幼。封王时，如赵隐王如意年仅七岁;淮南厉王长年仅三岁;吴王濞，因是兄子，年龄较大，亦仅二十。当然亦可排除他们有翁主为和亲公主的可能。这样，仅存楚元王交与齐悼惠王肥二位诸侯王，也许有翁主成为和亲公主的可能。
楚元王交与齐悼惠王肥都是高帝六年，平定第一个异姓王后，封的两位同姓王，而且权势都很大。然而，刘肥为高帝“长庶男也。其母外妇也，曰曹氏”[10]p．1999。既是庶出，其女又非高帝子侄辈，名分上离嫡长公主较远，在当时不宜作为和亲公主的人选。而且，刘肥年龄虽已无法考证，但从高帝与惠帝的年龄，可推算出其大致年龄。高帝享年，历来有五十三、六十二之说。即使按六十二岁来算，高帝死时，刘肥是四十岁左右。高帝七年，刘肥只能是三十多岁。惠帝是高帝嫡长子，即位时年十七。高帝九年，惠帝年仅十三岁，刘肥比惠帝就是大好多岁，充其量亦只能是二十多岁，正好与高帝享年五十三岁说相吻合。可见，汉初始行和亲时，刘肥尚无适于婚龄之翁主，第一位和亲公主决不可能出于齐国。这就仅存下楚元王刘交还有可能。
楚元王刘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师古曰:‘言同父，知其异母。’\］”高帝兄弟四人，唯独与少弟刘交关系密切。“即帝位，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阴谋”[11]p．1921。高帝废楚王韩信后，首先封刘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12]p．1922，成为西汉控制东方的主要势力。年龄上，刘交即使比高帝小好几岁，高帝九年时，至少亦在四十以外，已有合于婚龄的翁主是极其可能的。而刘交之女，在名分上为高帝的亲侄女，当时其地位仅次于嫡长公主。所以，无论从辈分名望、政治关系，还是有女可嫁，第一位和亲公主，非楚元王之女莫属。
既然第一位和亲公主出自楚国，以后西汉前期的和亲公主中仍可能有出自楚国的宗室女，应是顺理成章的事。特别是景帝二年“秋，与匈奴和亲”[13]p．141的公主很有可能就是楚王戊之女。
楚元王在位二十三年，死于文帝二年，享年七十左右。元王“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为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14]p．1923。楚王戊嗣位于文帝六年(前174年)，因非元王嫡长孙，其年龄可能在二十左右。武帝于元封中(约前105年)遣江都王建女细君公主与乌孙和亲。不久，细君公主死，又以楚王戊之孙解忧公主与乌孙和亲。楚王戊在位二十一年，死于景帝三年(前154年)，与解忧公主赴乌孙和亲，相距五十多年。可见楚王戊死时的大致年龄在四十左右。这无论从楚元王死往后推，还是从解忧公主和亲往前推，是相吻的。亦正好与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中残留的墓主人“骨骼鉴定年龄35—37岁”[15]p．3，大致相符。[16]这都说明景帝二年，楚王戊可能会有一位合乎婚龄的女儿。这是能去和亲的首要条件。当时诸侯王虽然较多，但不是年龄较小，就是与朝廷关系疏远，甚至紧张，即使有翁主亦不宜作为和亲公主。而楚王戊后虽参与了景帝三年的七国之乱，可是长期以来楚国与朝廷的关系特别密切，受到特殊的尊宠。“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艺为宛朐侯，调为棘乐侯”[17]p．1923。楚王翁主的地位一定亦很显贵，这是成为和亲公主的首要条件。
图一《徐州楚王陵考古发掘侧记》24、25页。
图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插页。
图三《徐州楚王陵考古发掘侧记》11页。
以上种种虽属推论，但可由近年来在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的大量与匈奴有关的文物做佐证。其中最重要的是有两块纯金腰带带扣，扣面铸有精绝的两熊噬马图案(附图一)，其风格与1972年在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国时期的匈奴墓中出土的虎咬牛纹腰带金饰牌(附图二)极为相似。狮子山出土的带有金带扣的腰带，“出自御府库。均是在织物上缀有三排海贝，贝间配以金花。带两端为纯金带扣，最重的一块达390克。带扣面铸两熊噬马的图案，铸工精绝”[18]p．4。显然属于称为“具带”的大腰带。具带是匈奴显贵的重要服饰。“贾谊《新书·匈奴篇》曰:‘夫胡大人难亲也，若上于胡婴儿及贵人子好可爱者，上必亲召，为间出绣衣，具带服宾会，是以赐之。’《史记·匈奴列传》载，公元前174年，孝文皇帝曾遗匈奴单于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具带，‘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要(腰)中大带。’胥纰，一作犀纰，又作‘师比’，又作‘鲜卑’。王国维云:‘师比、胥纰、犀纰……皆鲜卑一语之转，延笃所谓胡带之钩也’”[19]p．29。狮子山出土的具带极有可能是景帝复和亲，赐单于黄金饰具带时，亦曾赐刘戊，以示恩宠。狮子山汉墓中，还出土了“玉璧、玉环、玉佩、玉璜、玉戈、玉耳杯、玉卮、玉蝉、玉冲牙、玉饰和玉豹等200多件，多以上等和阗玉精制而成”[20]p．5。(附图三)西汉前期，匈奴占据河西走廊，控制了天山南北，中原与后来称为西域的地区是隔绝的。显然这批和阗玉只能通过匈奴转道而来，很可能是匈奴单于回赠西汉皇帝的贡品，而由皇帝分赐给楚国的。匈奴贵族亦尚佩玉，“能透雕或镂刻出栩栩如生的对舞双龙”，“动物为其造型艺术的主要题材”[21]p．57。狮子山出土的玉熊很有可能原本来自匈奴。当然，这些文物尚有待专家们作更深入的研究。但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当时楚国与匈奴确实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为朝廷是决不会容忍诸侯王私自长期与匈奴进行联系的，所以这种关系亦只能是楚王翁主与匈奴单于和亲的关系。
景帝三年，楚王戊参与七国之乱，成为叛王。所以，景帝五年，才会有“遣公主嫁匈奴单于”之举。这可能是和亲公主中，以皇帝的亲生女嫁匈奴单于的特例。《汉书·匈奴传》云:“遣翁主如故约。”[22]p．3764不确。因为七国之乱后，朝廷很难再选择诸侯王翁主去和亲，逼得景帝非以亲生公主和亲不可。而《汉书注》引臣瓒曰:“帝年三十二即位。”景帝五年，已年三十七，是可能会有已进入婚龄的公主的。《史记·外戚世家》记载:“景帝十三男……王太后长女号曰平阳公主，次为南宫公主，次为林虑公主。”[23]p．1977景帝五年三月，“丁卯，封长公主子蟜为隆虑侯。\［音林闾。避殇帝讳改之。\］”[24]p．443据此，景帝王皇后之女都应排除在和亲公主之外，和亲公主有可能出自“景帝诸美人”。[25]P．1976正因为是以景帝公主和亲，所以才取得匈奴“终景帝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26]p．2904的良好效果。而这次以公主和亲，亦可反证，景帝二年的和亲公主应是楚王戊的翁主。
另外，用上述对诸侯王进行筛选的方法，还可以推算出，文帝六年，“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27]p．3759这位和亲公主，极有可能就是第二代楚王——夷王的翁主。
由于，楚国翁主与匈奴和亲多有前例，所以后来，武帝在细君公主死后，“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与乌孙和亲，解忧公主对稳定西汉在西域的地位，作出了积极贡献。亦说明出自楚国的和亲公主很有施行和亲政策的经验和能力。
出自楚国的和亲公主们，必然会将她们的本土文化——楚汉文化带往匈奴、乌孙。楚汉文化在推动民族融合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檀石槐——载于史籍的东渡日本第一人
中日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中日文化交流史是大家所注意的一个课题，但包括拙著《秦汉——中日两国关系的奠基时期》(《徐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在内，都未曾注意到早期有确切记载的东渡第一人为谁。最近重读《后汉书·鲜卑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冬，(鲜卑)又寇酒泉，缘边莫不被其毒。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见乌侯秦水广从数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鱼，不能得之。闻倭人善网捕，\［《后汉书集解》先谦曰:官本无人字。\］于是东击倭人国，\［《后汉书集解》惠栋曰:《魏书》作汗人。栋谓汗当作汙，与倭同音。《魏志》云:‘倭人好捕鱼，鳆水无浅深，皆沈没取之。’\］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鱼以助粮食。\［《后汉书集解》惠栋曰:《魏书》云:‘至今乌侯秦水上，有汙人数百户。’\］”这应是目前所见关于东渡日本有确切系年和具体人名的最早记载。
檀石槐是东汉后期鲜卑族著名的首领，生于桓帝时，死于灵帝光和中，享年四十五。年十四五时，就勇健有智略，为部落所畏服。他在部落内“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因而被部落“推以为大人”。他“立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今山西阳高)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檀石槐成为鲜卑首领后，迅速向四周扩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从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秋起，檀石槐就不断率骑兵侵犯东汉北边，迫使东汉“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接受，反而加紧侵犯。他将鲜卑属地分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领之，皆属檀石槐。”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又大败东汉护乌桓校尉夏育等三将。鲜卑势力达到鼎盛时期。
由于鲜卑人口的不断增多，单靠原有的“田畜射猎”，已不足维持部属的生计。檀石槐为寻找新的食源，见水中有鱼，却无法捕捉。“闻倭人善捕，于是东击倭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鱼以助粮食”。
檀石槐的东渡，虽然是一种武力行为，但其目的是从日本引进捕鱼业，客观上起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发展经济的作用。而在古代，特别是在文明尚处于较原始阶段的部族，采用武力往往是赖以谋生的重要方式。所以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檀石槐“东击倭人国”，给见于史籍的东渡第一人——檀石槐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同时，这千余家倭人，应是最早见于记载的到达中国的大批日本移民，他们对开拓中国东北地区捕鱼事业，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值得一书的大事。
《秦汉——中日两国关系的奠基时期》原稿最后有段结语，发表时被编辑删去。其实这段结语还是有必要的:“整个秦汉时期是中日两国关系的奠基时期。中日两国的关系的基础是通过和平友好的交往奠定起来的，在以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和平友好必然是主流。”檀石槐东击倭人国，未曾影响和改变这个主流。“闻倭人善捕”，亦说明当时中日民间已有一定的和平交往。(https://www.xing528.com)
【注释】
[1]刘敬往匈奴和亲，《高祖本纪》、《高帝纪》皆未载。《刘敬列传》未载明年月，列于七年十月白登之围后，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关中之前。《匈奴列传》载于陈豨反之后，恐有误。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7]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8]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9]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1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1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1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1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14]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15]王恺、邱永生:《徐州楚王陵考古发掘侧记》，《中华文化画报》1996年。
[16]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主非刘戊莫属，但亦有持异议者。参看拙著《狮子山汉墓墓主刘戊说释疑》，《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五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17]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18]王恺、邱永生:《徐州楚王陵考古发掘侧记》，《中华文化画报》1996年。
[19]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王恺、邱永生:《徐州楚王陵考古发掘侧记》，《中华文化画报》1996年。
[21]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2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2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2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2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26]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27]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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