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美的缺失与白人审美标准相关

一、身体美的缺失

追求美是所有人的天性，然而，判断美的标准却因人而异。如果强行用同一种审美标准衡量不同种族人的外貌，其结果可想而知。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却很普遍。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话语权掌握在白人为主体的统治阶级手中，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审美标准是白人的审美标准。其结果之一便是“黑色是丑的”(Black is ugly)这一观念甚嚣尘上。不仅白人如此认为，受后殖民主义教化后的大量黑人也如此认为。到了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黑人文艺复兴”时期，“黑色是美的”(Black is beauty)观念开始流行。对于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的方法，实则借用统治者的话语模式进行抗议的方式，莫里森不以为然，而且提出尖锐的批评:

身体美的概念作为一种美德是西方世界最不足道、最有害、最具破坏性的观点之一，我们应该对此不屑一顾……把问题归结于我们是否美的症结来自于衡量价值的方式，这种价值观是彻头彻尾的细枝末节并且完全是白人的那一套，致力于这个问题是理智上无可救药的奴隶制。^[1]

由此可见，莫里森最不屑的是将“黑人是丑的”这一白人概念翻转过来成为“黑人是美的”，因为这样做恰恰是黑人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被奴役的又一有力见证。她认为这种精神上的奴役比肉体上的奴役更加可怕。作为这一观念的有力佐证，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花了大量笔墨描述黑人小姑娘对身体美的追求。在当时的情境下，好莱坞童星秀拉·邓波儿以美貌赢得了全世界无数小女孩的羡慕与崇拜，她的头像被印制在各种日常用品上。佩可拉有幸在邻居家的牛奶杯上看到了邓波儿的头像，于是认为自己一切悲剧的根源就在于眼睛不美。此后，她对蓝眼睛的渴望一发不可收拾，甚至为此苦苦地祈祷了整整两年，最后在获得蓝眼睛的疯狂幻想中死去!佩可拉的悲剧心理在困惑中不断纠结于外在身体美的缺失。她的悲惨结局实质上是精神奴役在人物心理空间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故事中本应“培育爱”^[2]的布里德洛夫一家是精神奴隶的典型代表，毫不犹豫地认同了白人传统观念中所谓的“黑人是丑的”看法，并在生活中实践着这种审美观。父亲乔利以丑陋的行为过着酗酒、放荡的生活，母亲和两个孩子则把丑陋当面具一样戴着。尽管作者通过叙述者详细描述了这家人外表的丑陋，却更加注重挖掘这种丑陋的根源所在，指出他们的丑陋更在于内心的信念。她声称，这家人的丑陋来自“他们对自身的信念。似乎有一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子给他们每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而他们不加疑问便接受下来”^[3]。当主子说“你们都是丑陋的人”时，他们无以反驳。更有甚者，所有的广告牌、银幕以及众人的目光都为此提供证据。于是，他们便将丑陋当做自身的一部分，甚至是本质性的一部分:

他们把丑陋抓在手心里，穿戴在身上，去闯荡世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付它。布里德洛夫太太像演员对待道具那样对付丑陋，为的是塑造性格，为表现她为自己设计的角色——一个献身的烈女的角色。山姆把他的丑陋当做武器用于伤害他人。他以此为尺度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此为依据选择伙伴:它使有的人惊叹，有的人恐慌。而佩可拉则躲藏、遮掩，甚至消失在她的丑陋之后，偶尔从面具后面探头张望，很快又将其重新戴上。^[4]

由此可见，丑陋已经成为布里德洛夫一家的标志，被他们当做道具、武器或面具。对于布里德洛夫太太而言，丑陋是她在这个世界上获取“成功”的道具。对于这家的儿子山姆，丑陋是他征服世界(他的伙伴们)的“武器”。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学会利用丑陋去谋求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条件。而对于佩可拉，丑陋是她逃避伤害的“面具”。她从生活中学会的是用丑陋的面具代替自身的存在。因此，这个家庭中最纠结于自身丑陋的莫过于佩可拉。面对父母经常性的争吵和打架，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上苍让自己的身体一部分一部分慢慢地消失。她甚至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手指、前臂、胳膊肘、脚、肚子、前胸、脖子和脸都能够艰难但成功地“变走”。唯一没有变化的是紧闭的双眼。在佩可拉看来，眼睛就是一切。因此，眼睛没有消失就使得前面的努力都失去了意义。为了寻找丑陋的根源，以便能够有所作为，“她常坐在镜子前长时间发愣，试图找出丑陋的秘密”。^[5]佩可拉对身体美抱有执著而热切的渴望。她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邻居家的牛奶，为的只是看“秀拉·邓波儿”^[6]的头像;她日复一日地祈祷，只是为了得到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并天真地以为“美丽的眼睛”可以改变一切:如果她有了蓝色的眼睛，她的父母将不再争吵打架，她的同学和老师都会喜欢她，一切都将为之改变。

然而，丑陋的秘密永远隐藏在她的世界之外，不为人知。尽管如此，她却知道丑陋能够带来的一切结果。她非常清楚地知道，是丑陋造成了自己生活中爱的缺失，是丑陋使得老师和同学都不理睬她，都鄙视她。也许是因为她从来都没有办法把眼睛“变走”，也许是因为所有的画面和所有的人脸都是通过眼睛看到的，佩可拉本能性地认为丑陋的根源在于眼睛。她终于意识到只要目睹那些画面和场景的眼睛能够变得漂亮，一切将会日新月异。于是，为了改变这种无爱的生活状况，为了能够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甚至喜欢，为了父母和家人能够相亲相爱，她开始着魔一般地祈求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的蓝眼睛:“每到夜晚，她就祈求得到蓝眼睛，从不间断。她充满激情地祈祷了整整一年。尽管多少有些失望，她并未丧失信心。要想得到如此珍贵的东西需要相当相当长的时间。”^[7]

尽管佩可拉的诚心和毅力可谓实现“美国梦”^[8]的重要因素，因为任何正常人都明白的事实，她的美好心愿无论如何无法实现，她的努力也只是徒劳。佩可拉是虔诚的，为了实现一个心愿而不间断地祈祷。佩可拉是敏感的，她能够从别人的目光中看到好奇、厌恶甚至恼怒，并将这些统统归于自己的黑皮肤。不仅如此，她还在白人店主的眼中看到一片空白，“没有一丝对人类的认同”。感受到自己在别人眼中的“非人类”本质，佩可拉感觉到不可言喻的羞耻感。然而，佩可拉终究是迟钝的，她不知道是什么阻隔了白人的目光。佩可拉是可怜的，她不仅被同学裘尼尔当做俘虏逗乐、陷害，还被“皂头牧师”利用拿毒药毒死房东家的狗，看到狗的临死挣扎时，她天真地以为自己的祈求能够得偿所愿。佩可拉是可悲的，她不知道爱与被爱的滋味是什么。佩可拉是无知的，她在被父亲乱伦后还无法明白双腿之间的疼痛与正凝视她的母亲的脸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更为可悲的是，她怀了父亲的孩子。在孩子早产夭折后，佩可拉陷入拥有蓝眼睛的疯狂之中不能自拔。(www.xing528.com)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佩可拉之所以纠结于身体上美的缺失和生活中爱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她的母亲。这位不知来自何处的南方女子喜欢把一切归咎于她的脚。那只被铁钉穿透过的脚，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恰当的处理，造成了轻微的残疾，使她走起路来一高一低。这便造成了波莉生命中外在身体美的缺失，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正如佩可拉将得不到爱的原因归于没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她的母亲波莉将很多无法理解的事情都归因于没有一双健全的脚。面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波莉也曾深感困惑、极度纠结:

为什么在众多的孩子中只有她一人没有绰号;为什么没有人会对她做过的可笑的事情说几句笑话;为什么没有人议论她的饮食习惯……为什么别人从不跟她开玩笑;为什么她在任何地方都不自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宿感。她把这种泛泛的离异感和自卑感都怪罪于她的脚。^[9]

在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后面，哭泣着一颗孤独的灵魂。一位几乎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意的少女，面对着生活中的冷漠，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强。处在这种冷漠的环境中，除了与孤独和寂静为伴，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怪罪自己因伤致残的左脚。于是，身体上的缺陷成了心理上的负担。为了改善生活，波莉和全家一起来到肯塔基州。不用上学的波莉兴致勃勃地料理家务，照看双胞胎弟弟。然而，从15岁那年开始，情窦初开的少女开始幻想爱情。幸运的是，浪漫的爱情居然从天而降:“那年之中最热的一天，他从肯塔基的阳光里径直走了出来。他又高又大，黄眼睛，大鼻孔，哼着自编的小调。”^[10]这就是乔利。满足了少女波莉所有幻想的强壮男子，在肯塔基的阳光中，瞬间打开了波莉的心扉，俘虏了思春少女躁动的心。

波莉和乔利开始相亲相爱，并在结婚后来到俄亥俄州的洛兰镇。乔利很快在钢厂找到了工作，而波莉则开始料理家务。然而，好景不长，不知不觉中，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由于孤独，波莉只能设法从丈夫那里寻找安慰和快乐来填补空虚，而乔利开始厌倦妻子对自己的依赖。孤独和寂静再一次敲响了波莉的心扉，唯一让她快乐的时光是在电影院里度过的。只有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波莉才能重新回到往日的梦境。正如叙述者所言:

除了幻想浪漫爱情，她又多了一种幻想——美丽的外貌。这也许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幻想。两者皆起源于忌妒，越缺乏安全感幻想越滋长，最后以幻想破灭而告终。她把外貌与美德等同起来，使她作茧自缚，愈加自卑自贱。她忘却了肉欲与仁爱。她认为爱情就是占有，浪漫就是精神的终极目标。她以此为源泉，汲取最为消极的情感，欺骗情人，囚禁情人，束缚自由。^[11]

寥寥数语，道出了波莉心理空间中一切不幸的根源。现实生活中的不幸随处可见，唯有作茧自缚、自卑自贱者最可怜。然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波莉的不幸，在“最具破坏力的幻想”作用之下，愈加弥漫。在消极情感的欺骗之下，波莉的生活更加不堪。不仅如此，她还将电影等同于生活，以绝代美女的尺度来衡量她见到的每一张脸。在电影院里全盘接受了白人审美观之后，波莉开始依照电影明星的样子打扮自己。看到自己在别人眼中出现的东施效颦效应之后，她彻底放弃了这方面的热情，却没有放弃这双“白色”的眼睛。于是，在女儿出生的一瞬间，她以白人的审美观迅速作出了判断:“可我知道她长得很丑。她虽有一头秀发，可是上帝啊，她真是丑!”^[12]既然确定了孩子的丑陋，她便随之放弃了对她的爱。

面对无奈的现实生活，波莉重新展露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她开始走出家庭，到白人中产阶级家中去作女佣，以经济上的优势对抗丈夫的酗酒和孩子的无辜。然而，叙述者却有意无意地告诉读者，波莉婚姻生活中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在于丈夫乔利的变化。这个又高又大的黑人曾经满足了波莉少女时代所有的梦想，将她带到了遥远的北方，却不再有耐心去满足波莉成长起来之后的要求。在“爸爸又高又大”这一部分，叙述者揭示了造成乔利心理纠结的原因在于以往生活的阴影:第一次性爱时白人巡警照在自己屁股上的手电筒光、女伴的双手以及嘴里酸葡萄的味道、他寻找父亲时对方拿钞票的手。面对支离破碎的生活，乔利无力承担为人夫、为人父的全部责任。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乔利逐渐走向沉沦，最终因他的丑陋行为而毁了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