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人的深沉含蓄：委婉修辞研究

二、民族心理的导引

一般说来，各个民族在独立发展过程中，不但会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形成自己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各个方面的特征，而且在心理结构上也很有差异。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由于实践理性对情感展露经常采取克制、引导、自我调节的方针，所谓以理节情，‘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也就使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情感经常处在自我压抑的状态中，不能充分地痛快地倾泻出来”⁽⁵⁾。因此，汉民族的心理结构较之西方民族的坦露、直率、幽默的特征，则明显地表现为含蓄、深沉的特点。仅以男女感情的表露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共相来说，汉族人与西方人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如上面我们所举到的《诗经・周南・关雎》一诗为例，便可以看出这一点。这首诗是描写一个多情的男子思慕一位窈窕淑女，并设法去追求她。然而，“寤寐思服”的“窈窕淑女”虽然是他的“好逑”，却“求之不得”，只能“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虽然彻骨的相思之苦终于使他鼓起了追求的勇气，但也只是采取“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等含蓄委婉的方法，这是诗中的主人公的做法。那么，写这首诗的作者又是如何呢？前面我们说过，为了表现这一爱情主题，作者也是含蓄委婉而为之的，他用托物起兴的手法来表现，而不是直笔写来。由此，我们无论从作品中的主人公角度出发，还是从写这首诗的作者角度看，都能清楚地看出汉族人对于男女情感表达的羞怯心态。尽管庄子曾经说过：“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其一焉”⁽⁶⁾；孟子也说：“食、色，性也”⁽⁷⁾，“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⁸⁾；《礼记》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⁹⁾。承认了人类正常的情欲要求（包括男女感情）的合理性，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还是羞于男女情感的表露。正因为如此，《关雎》的作者以及《关雎》中的主人公对于情感的表露都是那样的羞羞答答、半遮半掩。不仅如此，甚至到了汉代，还有学者矢口否认《关雎》一诗是描写男女爱情之作，坚持认定此诗乃是吟咏“后妃之德”⁽¹⁰⁾的。由此可见，中国人在心理上是多么的羞于言说男女之情，其内向、含蓄的民族心态是多么的严重。而与之相反，德国诗人歌德在《迷娘歌》中所描写的情郎对姑娘的追求则是发出了“我心爱的人儿，我要与你同往！”的热烈、大胆的爱情呐喊。⁽¹¹⁾作者在叙写这一爱情故事与主题时也不像《关雎》的作者那样托物起兴、羞羞答答，而是直白率真。两相比较，汉族人的含蓄、内向、深沉的民族心理特点便昭然可见了。

由于崇尚含蓄、深沉是汉族人共同的心理结构特点，因而在汉族人的语言行为中便处处留下了委婉含蓄的语言烙印。委婉修辞不仅突出地存在于诸如男女情感表露的文学作品中以及一切有合作倾向的言语交际活动中，甚至在与敌人或政敌的非合作性或敌对性的言语交际中也依然存在。如：

（178）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韩厥俯定其右。

逢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骖虫于木而止。丑父寝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韩厥执縶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

（《左传・成公二年》）

例（178）是《左传》所记述的齐、晋“鞌之战”的片段。齐、晋“鞌之战”，结果是齐败而晋胜。晋国司马韩厥在“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之后，为了抓获齐侯，又穷追齐侯不舍。最终，齐侯之车因被树木挂住，而被韩厥赶上。当韩厥拿着绊马索要逮捕齐侯时，却先对齐侯“再拜稽首”，并“奉觞加璧以进”，然后又恭敬有加地对齐侯说了这样一番话：“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韩厥本是专为追俘齐侯而来，而当他俘获齐侯时却要说是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他无法避开齐侯，又怕自己避开齐侯是侮辱了齐侯与晋侯。这一番娓娓动听的辞令，如果我们把它句句当真，那就不可理解其真意所在了。其实，这是韩厥要俘虏齐侯的一种委婉措辞而已。(https://www.xing528.com)

又如：

（179）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矣；如曰今日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宋・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例（179）是王安石答复司马光一封信中的一段文字。众所周知，王安石变法的功过得失，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底是改革派王安石对，还是稳健派（许多人称为保守派）司马光对，至今都是没有定论的。这个我们也不去讨论了。就上述王安石驳斥司马光的一段话来说，我们不能说王安石错，其驳斥司马光论点的话既相当有力，也显得颇委婉、含蓄，不失士大夫论争的谦谦君子之风。尤其是“如曰今日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一句，表面看来是相当客气，根本闻不出有什么政敌论战的火药味。其实，也就是这一句实质上是将司马光的全部责难全推翻了，但是听起来却十分的含蓄、委婉。

前面我们曾说过，汉语中有“讳饰”一法，其含蓄委婉的表达效应也是十分明显的。为此，我们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作了说明。同时，我们也列表展示了汉语词汇库中大量存在的有关委婉语的情况。其实，不论是汉语中运用广泛的“讳饰”修辞法，还是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委婉语，从效用上来看，无非是为了避免受交际者，也包括交际者的难堪，使人际互动、人际沟通变得顺畅、和谐罢了。而这一语言目标的努力，追根究底则是缘于汉族崇尚含蓄、委婉的文化心理。

那么，为什么汉族人有着一种共具的崇尚含蓄深沉的心理结构特点呢？其实，这也可从中国传统哲学和思维方式上找到根源。因为“思维方式是民族精神的核心问题，它对民族的心理和性格具有深刻的影响”⁽¹²⁾。如果我们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做一比较，则就更易明白汉族人崇尚含蓄深沉的心理结构特点之所来。哲学家刘景山曾指出：“寻求世界的对立，是西方哲学的重大课题；‘非此即彼’的判断便成为西方哲学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而引发的‘线性推理’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探寻世界的统一性，是中国哲学的本色，‘亦此亦彼’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譬喻的话，那么中国以‘辩证统一’为主的运思途径，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¹³⁾由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的直线形而是呈现出曲线形的特点，所以中国人的许多行为方式都与西方人不同。比方说，“在自由观上，西方人多侧重于向外探求，以发展世界、改造世界为获得自由的途径；中国人向内探求，把追求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协调、和谐，个人身心和整个环境相适应，看做为进入自由境界的条件。在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人性格内向、含蓄、稳健，习惯于忍让、依赖和合作；西方人性格外露、直率、喜动、好斗，独立性强，崇尚竞争。在处世上，中国人的头脑不拘泥于抽象的逻辑或西方那种‘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推理方式，而奉守儒家的‘中庸之道’。比如一般人都不赞成走极端，而要求适可而止，恰如其分；不赞成强制专断，而容许‘同归而殊途’。但中庸的观念亦含有某些不良的因素。如模棱两可、表里不一的市侩习气；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不求进取，无所作为的保守心理；反对冒尖，‘枪打出头鸟’的不良社会现象等。”⁽¹⁴⁾正因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呈现曲线性特点，因而中国人（主要是指汉族人）就有了我们上述所说的各个方面的不同于西方人的内向、含蓄等民族性格与趋于内向、保守的行为方式。应当指出的是，语言行为也是行为，它也受到中国传统曲线性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因而汉族人的言语表达方式就呈现出明显的委婉含蓄的特点。因为思维方式决定了民族心理结构，而民族心理结构又影响语言表达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