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新闻业的影响

2011年2月14日，正值西方传统的“情人节”之际，日本内阁府公布了该国2010年的GDP数据。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GDP总值总计为54 742亿美元。而过去的一年，中国GDP则达到了58 791亿美元。这就意味着日本将占据了42年的“世界第二”宝座拱手让给了中国。^[1]也就是说，中国在GDP上的世界排名已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而在1978年，中国GDP只有1 482亿美元，居世界第十位（马建堂，2011）。

中国经济增长之快多年来一直令世界瞩目，许多海外中国观察家以“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崛起”等概念来形容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特别是中国经济在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中的优异表现，使得有没有“中国模式”的讨论甚嚣尘上，一度吸引了不少官员、学者的参与。^[3]一般而言，中国过去30多年奇迹般的经济增长被归功于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国家的经济总量快速上升，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得到了显著改善。然而，改革所带来的变化不仅限于此。在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背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同样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代价。“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行的，但与西方发达国家近代市场化的过程相比较，中国的这一过程仍然是迅速的，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及其对国家治理的挑战也是相当的严峻”（徐湘林，2010）。

社会学者孙立平（2002）注意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已经与80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在80年代，一般来说经济增长会带来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很高的正向关联度。但到了90年代后期，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变化，孙立平用“断裂”一词描述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或许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基尼系数从0．356快速上升到0．449，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收入最为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林宗弘、吴晓刚，2010）。在总体经济状况不断趋好的情况下，一些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出现失利和失意现象（龚维斌，2010）。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底层社会群体的人数迅速扩大，许多人的生活相对或绝对贫困化，社会地位明显恶化。

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被各种日益紧迫的环境、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所困扰。快速经济增长所伴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过去的30多年中急剧地恶化了中国的环境状况。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力型行政体制下，GDP和税收／财源的增长成为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从而导致他们容易采取重增长、轻环保的污染保护主义行为（张玉林，2006）。而在监管流于形式的制度环境下，逐利的企业和商业部门发展出强烈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采取各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制造和销售劣质乃至问题产品或服务。尽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和服务越来越丰富，但是它们的质量和安全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其中，食品和药品安全凸显为两个最大的问题（马骏，2010）。另外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党政官员中的贪污腐败问题。尽管执政党一直持之不懈地严治腐败，但腐败仍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涉案金额和卷入腐败的高层官员的数量都在上升。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从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间，中国的排名一直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李辉，2010）。

马骏（2010）将中国出现得越来越显著的社会问题概括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劳动者缺乏必要的保护、不受约束的企业逐利行为、缺乏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问题已逐渐演化成广大民众深切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如果不及时予以解决，将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并将损害国家治理的合法性。这并非危言耸听。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社会巨大而迅速的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利益关系不断变化、思想观念日趋复杂、社会结构迅速重组，导致各种怨恨和冲突的生成和发展。中国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弱势群体，他们或被认为是或自认为是在某个或某些场域中遭受损失、由此而产生了各种抗争运动的人群。因此，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变迁的不断加剧，各类抗争运动也在中国日渐发展，成为一个日趋显著的社会现象（李德满，2009）。这些在中国消失已久的群体性事件的重新出现意味着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市场化改革中受损的利益群体及其所采取的自我保护方式已开始凝聚成一股质疑改革合法性的社会力量，从而引起了国家的高度警惕和重视（马骏，2010）。

按照Polanyi的观点，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两种方向相反的运动：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双向运动”（马骏，2010）。马骏（2010）借用这一“双向运动”的说法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变化。从1978年开始，中国传统的计划体制逐渐被市场体制取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逐步由市场来确定；在工业领域，国有制开始逐渐退出其原有的主导地位；在农业领域，个体耕作业也取代了人民公社；私人企业也不断扩张，最终在总产量和增长速度上超越了国有企业。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为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也开始重构其治理制度，限制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涉，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创造了经济自由的同时，也为个人自由创造了条件，个人和一些组织开始较少地依赖国家获取生存的资源和福利，总体上，国家对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控制开始减弱。这些都是所谓市场化运动带来的变化。马骏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Polanyi所说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也已经开始在中国崭露头角。根据Polanyi的定义，“社会自我保护”的支持性力量首先来自最直接地承受市场体系负面影响的社会群体，例如，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早期是劳工以及在工业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要求国家以保护性立法、管制性协会以及其他干预措施对市场经济的运作进行干预。从根本上讲，“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是一种来自社会的制约市场扩张的反向运动。

在中国版本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中，大众传媒是社会进行自我保护的一支重要力量。^[4]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媒体面临的约束仍然很多，但是为了在市场上生存，它们必须报道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同时，新一代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职业精神的记者开始自觉地揭露市场化改革所引发的社会转型的负面情况。此外，互联网的扩张，也使得一个基于网络的公共领域开始发展起来，许多社会或公共问题都是借助网络而发展成为更大范围的公共话题，并以很快的速度进行传播。近年来，大量腐败案件（例如官员公款旅游、高价烟等）、侵犯权益的事件（例如孙志刚案、黑砖窑事件），以及各种食品、药品安全案件、环境污染案件，都是在媒体或者互联网的帮助下被揭露出来，并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压力。这些结合起来，造就了一个类似于美国进步时代的中国版本的“扒粪运动”（马骏，2010）。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目前的中国与20世纪初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颇为相似，两者都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都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难题，如政治特权化、社会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和道德沦丧等（洪朝辉，1999）。一旦提及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就无法回避100多年前的那场“扒粪运动”。那些致力于揭露石油公司、金融寡头与腐败市政的新闻记者，是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英雄。他们在美国新闻史上的意义在于缔造了美国调查性新闻的传统，这股传统在1972年的“水门事件”中达到了巅峰，两位默默无名的小记者依靠断断续续的新闻碎片促成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5]“扒粪运动”折射的是新闻媒体在社会中的正面力量，“它在一个混乱的年代，可以充当某种坐标系。新闻媒体必须与政府、公司和其他社会机构达成某种力量上的平衡，它甚至要在一个法律缺席的年代充当暂时的立法者”（许知远，2004）。(www.xing528.com)

如果说，美国的“扒粪运动”缔造了美国调查性新闻的传统，那么，中国版本的“扒粪运动”同样预示着调查性新闻在中国的崛起。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国新闻界一个日益突出的现象是，调查性新闻正在赢得普遍的关注与尊敬。从早期的《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到后来的《财经》、《南方都市报》等，都成为调查性报道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正如许知远（2004）所说：“这种旨在将触角指向令人不安的社会现象的新闻报道方式，正在重塑中国新闻界的面貌。”对于西方新闻界而言，调查性新闻或许是一个必须不断捍卫的、衰落的旧传统，但在中国，它却是不折不扣的新事物。调查性报道的兴起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业中最为重要的发展之一。随着媒介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调查性报道已经成为中国媒体的一项制度化的产品。

调查性报道因其带有强烈的舆论监督性质而受到大量读者和观众的青睐，但是学者们对其产生的社会效果却有不同评价。赵月枝（2000）认为，通过传统的新闻管理机制，党的领导能够制定传媒的日程安排，指示传媒的监督方向和目标。大多数调查性报道所针对的只是个别低级官员的权力滥用，而不是国家的重大体制和政策。王秀丽（2007）高度评价了调查性新闻对于民主的促进作用。首先，调查性报道通过提供事实和信息，为民主的发展培育了有知情能力的公民；其次，它为当代中国多元主义的无知现状提供了最好的保障，促使政治领导人对社会危机作出快速的反应；再次，它为公众表达意见提供了机会，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开放、透明和反应灵敏的社会体制；最后，它可以促进法治进程。通过对三个个案的研究，王秀丽认为调查性新闻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参与和民主文化。尽管调查性新闻在中国的发展还受到一些限制，但在当代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情境下，它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而实际的方法。林芬和赵鼎新（2008）认为，中国的揭黑新闻会对现有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作出挑战。同时，面对政府的控制及个人的经济利益等因素，记者又不得不有所顾忌，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在大目标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是新闻揭黑中常用的策略。潘忠党（2009：196）把调查性报道的出现看作新闻改革中一种“有限的创新”（bounded innovations），其操作并没有超出体制所限定的轨道。尽管它会周期性地挑战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威，但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为维护国家的合法性而服务的。在他看来，调查性报道早在党报体系建立的早期就已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报道的创新之处在于报道的思路发生了巨大的转向，从原来鼓吹党的政策的成功，到开始揭露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抵制和偏离以及那些需要政策予以调整的社会问题。Tong ＆Sparks（2009）对于中国调查性新闻的判断显得更为悲观。他们并不否认调查性新闻在中国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来自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使它的处境已经相当“危险”。之所以还能够生存下去，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调查性报道已经被整合进入中国媒体的组织文化中，尤其是一些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报纸。其次，中国新闻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已不再仅仅作为党的宣传机关的附属体制而存在，新闻从业者开始发展出一种专业意识（professional ideology）。王海燕（2010）在对湖南郴州官场腐败案的新闻报道研究后发现，“虽然调查性新闻在中国是一种新型的报道种类，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仍在原有的政经环境和媒介意识下运作。这里所谓的调查性是指它在实现报道主题时使用的方法，而不是说它所传播的信息具有调查性。与西方调查性报道体现出的对抗性相比，中国的调查性报道体现的是一种庇护关系（patron－client），它通过传播权力阶层的声音，以获取相应的政治保护、经济收入与个人利益”。

与调查性新闻在西方社会100多年的历史相比，中国调查性新闻业的历史更为短暂。它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均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较大的差异，我们虽不必以英美式的调查性新闻为理想模板，但是他们的一些理念和实践却可以为我们提供若干借鉴。与之相比，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调查性新闻还没有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程度，但同时也应看到，调查性新闻的出现至少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如果简要追溯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程，就会了解到这种“有限的创新”，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1949年后，中国新闻业曾经有过多次追求自主性的行动，但均以失败告终。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便是一次新闻业追求自主性的行动。批评性报道的增加、国际新闻的开放和多样化表达手段的出现以及活跃的新闻观讨论使此次改版在党的新闻史上被称为“第二次新闻改革”。虽然这次改革很快便告失败，但新闻业对自主性的渴求却未停止。刘宾雁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揭露新中国存在的一些弊端，他的出发点还是在于通过批评来维护体制。只不过，这种努力不能见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随后被打为右派，夺笔近20年（钱钢，2008；李金铨，2009）。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新闻业的自主性被压抑至历史最低点。直至改革开放后，这种自主性才又重新显现，如70年代末新闻界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报道。80年代，新闻从业者在会议报道、深度报道等若干新闻业务方面的突破表现出从业者主动求变的意识（刘勇，2008）。潘忠党（1997a）认为，80年代的新闻改革集中于争取具有“霸权”（hegemonic）地位的“命令型新闻体制”（commandist system）内的业务操作自主权，改革的内容局限于记者、编辑决定采写题材和批评报道的自主、新闻报道的范围以及报纸组织运作的机制。从这些改革内容来看，显然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与新闻业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新闻理论中，新闻业是公共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被当作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延伸与落实，正如James Carey（1997）所说，“不在民主的逻辑和理论下践行新闻业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新闻业已被有效地理解为民主的另一个代名词”（转引自Schudson／贺文发译，2010：21）。按照Schudson的说法，Carey的上述观点显得过于理想化，“民主不一定能塑造新闻业，反之，新闻业也不必然会产生民主”。但他也承认，新闻业具有民主功能，包括：信息提供、调查报道、分析评论、社会同情、公共论坛、社会动员、宣传代议制民主七项（Schudson，2010：22）。^[6]Schudson把调查报道视为新闻业之于民主的第二大功能，显然是非常看重其价值和意义的，“新闻业作为看门狗发挥着制度性的作用”，“新闻媒体这份职业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使那些拥有权力的权威人士感到恐惧、焦虑和有所敬畏”（Schudson，2010：27）。

如果我们认可新闻业的上述功能，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从过去的全能主义体制向威权体制转型的阶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多年，新闻正在逐渐回归本位，真正作为一股专业的力量开始孕育、发展和壮大。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业开始次第显现Schudson所概括的若干项功能。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加速了中国新闻业专业化的进程。随着市场因素的引入，中国进入转型社会，原本的权力结构也在发生着嬗变，这就给原本附属于国家的新闻业开启了一定的自主空间，开始有了打破既定关系模式的可能性。调查性新闻业在中国的出现可称得上是这一专业化过程的突出表现（Esarey，2006：72）。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揭黑为特色的调查性报道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林芬、赵鼎新，2008），提供了与传统新闻业截然不同的新闻产品和新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