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职业角色模式-以新闻为业的调查记者研究

新闻从业者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或者是新闻从业者到底是什么？这是西方新闻界长期争论并且至今仍在探讨的一个话题。所谓角色是对群体或社会中具有某一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每一个角色都有它一定的功能和相关的行为规范及模式，它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内部的劳动分工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建构行为者身份，向大众展示其职业特性的重要因素（戴维·波普诺／李强等译，1999：97—98）。具体到新闻实践中，新闻从业者所具有的角色观念和所扮演的角色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关系。新闻从业者的角色究竟如何定位，必须回到新闻界和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中面对现实。考察新闻从业者如何看待并认同自己的角色，是了解新闻职业意识在新闻实践中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马亚宁，2004）。新闻从业者对职业角色的认知，不仅可能决定新闻报道的风格与内涵，也会影响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当社会现象日趋复杂，人们对新闻媒介的依赖程度也逐渐增加时，新闻从业者对职业角色的认知情况尤其值得重视（罗文辉、陈韬文，2004：159）。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和业界如此关切这个问题已经充分证明了它的重要性。

学术界对于新闻从业者职业角色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研究华盛顿外交记者时，Cohen（1963）是在外交政策官员和记者对抗的框架下解释记者的活动的。他观察到媒体在报道外交政策时会扮演下列三种角色中的一个：观察者（observer）、参与者（participant）或催化剂（catalyst）。而外交记者的角色可分为两大类：“中立”与“参与”。其中中立角色具有三种类型：告知者、解释者和征服工具；参与者角色具有四种类型：大众的代表、政府的批评者、政策的鼓吹者和政策制定者。此外，Dunn （1969）在分析新闻媒介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时，把记者的角色分成四种：中立的信息传递者、政府的翻译与解释者、大众的代表、政策制定的参与者（转引自罗文辉、陈韬文，2004：163）。

20世纪7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新闻从业者对职业角色的认知情况。1976年，Johnstone，Slawski ＆Bowman出版了《新闻从业者：对美国记者及其工作的社会学描述》一书。该书以1971年对全美新闻工作者的调查结果为基础撰写，堪称该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把记者区分为中立和参与两大类。中立式角色的基础是自由主义导向的新闻事业，参与式角色则奠基于社会责任论新闻业。两个群体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实现负责任的新闻业：前者坚持客观性原则和事实的准确性，认为新闻会从真实世界中自然浮现，记者只需冷眼旁观，忠实地传递正确的信息即可；后者则表现为记者积极地介入社会事务，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扮演更活跃、更具创造力的角色，记者应提供背景的分析与解释，把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放在适当的脉络中，才能展现新闻的意义。作者还发现，中立式记者更可能出现在一些小城镇，与其他记者较少交往；参与型记者则出现在大城市，与其他记者有广泛的社会交往（Johnstone，Slawski ＆Bowman，1976：114—116）。Johnstone等人以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上述两种媒介角色观为据，发展出测量新闻从业者对职业角色认知的量表，该量表涉及下列八种常被提及的媒介行为，让受访者对其重要程度进行评价：

①调查政府的声明及言论

②对复杂的问题提出分析与解释

③尽快将信息传达给大众

④在国家政策尚在发展的阶段就提出讨论

⑤避免报道未能查证的消息

⑥集中报道大众感兴趣的新闻

⑦启发大众知识和文化兴趣

⑧提供娱乐和消遣(www.xing528.com)

在这八项中，列表中的第一、二、四都可归于“参与者”角色，而第三、五、六、八属于“中立者”角色，第七项则不属于任何一种角色。经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兼有中立与参与两种角色，仅有18%的受访者只支持一种角色。整体来看，更多的新闻从业者支持参与性而不是中立的媒介角色（Johnstone，Slawski ＆Bowman，1976：118—119）。

Weaver ＆Wilhoit（1986；1996）在1982年至1992年间的两次调查为我们理解记者角色定位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更多的数据资料。在两次研究中，他们除了采用Johnstone等人的上述八个题项外，另外增加了两个测量媒介对立角色的题项：①经常怀疑政府官员的行动和其对立；②经常怀疑企业的行动和其对立。考虑到媒介与政府／公司之间的对立性关系，Weaver ＆Wilhoit区分出媒介角色认知系统中三个明显的维度：传播者、解释者和对立者。结果表明，在Johnstone最初研究过后的20年时间里，记者们的工作思考方式并没有变化多少。“尽快将信息传达给大众”和“调查政府的声明及言论”两项被记者认为是最重要的，分别有69%和67%的受访者对此表示认可。即使认为“极为重要”的比率相比Johnstone等人的数据略微下降了一点，但是“看门狗”的角色仍被记者们列为第一。有趣的是，此次受访者改变了“尽快将信息传达给大众”和“对复杂的问题提出分析与解释”两项的重要性排序。另一个显著的现象是，认为媒体的功能是讨论国家政策的数字从1970年代的55%下降到了1990年代的39%。受访者同样抱持多种角色，仅有2%的受访者只支持一种角色。但与研究者的预期相反，记者并没有把对立者的角色看得很重要（21%）。一个区别在于，他们把看门狗、解释、及时讨论等角色统一归类为“解释／调查”功能，大多数美国记者都认为这是新闻媒介必不可少的要素。

Burgoon等人（1983）的研究也揭示了新闻工作者在感知媒介角色时的看法。通过比较读者与新闻从业者之间的角色认知状况，他们得出结论说，记者更重视他们作为“看门狗”和“调查者”的角色，而读者则认为提供当地的信息是记者最为关键的角色。然而，与Johnstone等人的观点不同，他们并没有发现记者与编辑之间在排列职业价值方面存在任何显著的差异，这两个群体都认为媒体的调查与解释功能要高于其记录功能。记者角色的认知还可以按照他所在的媒介组织的制度特点来划分。比如，John Bare（1998）在他的研究中增加了三种类型的公共新闻业，从而拓展了Weaver ＆Wilhoit（1986）的研究。根据他的划分，公共新闻业可以分为：①个人公共新闻业，记者的态度是认为他们的责任是解决社区的问题；②社区信任，记者认为社区领导人可以解决当地的问题；③制度性公共新闻业，记者认为报纸的责任是解决社区的问题。然后，他对两家传统报纸和一家公共新闻报纸进行研究发现，调查／解释的新闻角色在传统报纸上占主导地位，而制度性的公共新闻业角色在公共新闻报纸里居主导地位（Hoon Shim，2002：30）。

此外，学者们的研究还发现记者的角色认知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1976年的研究中，Johnstone和他的同事发现，倾向于中立者角色的记者要比那些认可参与者角色的记者对工作的满意度更高。Weaver ＆Wilhoit（1986）的研究也印证了Johnstone研究团队的发现。那些强烈支持对立角色的记者要比强烈认可传播者角色的记者更少从工作中得到快乐。1980年代的记者仍然把中立的传播者角色作为最主要的角色。以往也有一些研究把一线的新闻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Akhavan－Majid（1998）研究了日报编辑对媒介绩效与职业满意度的认知。他的发现证实，那些高度认可行动者价值观的编辑通常对其工作的满意度较低。比较而言，全球解释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往往与其职业满意度较低有着密切关系。

这些对美国记者的角色定位进行研究的文献都表明，美国新闻工作者更强调媒体的传统功能，重视对新闻内容的及时传播和调查，这一选项一直位居他们职业列表的最顶端。与此同时，对政府声明及言论的调查，作为监督者／看门狗的角色，成为另外一个关注的主要内容。然而，总的来说，记者拒绝超越他们的传统角色。中立而非参与、调查而非对立，仍旧是他们认可的主要职业角色。上述研究主要探究了美国记者的角色认知状况，很少关注到其他国家的情况。1970年代以后的一些研究也发现，尽管媒介为公共服务的定位在各国新闻从业者中间没有太多的分歧，但是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会导致记者产生不同的角色认知，比如一些欧洲国家的新闻从业者便拥有不同的理解。

1976年，两位瑞典学者Fjaestad ＆Holm9v（1976）发表了他们对瑞典记者职业角色的研究成果。通过统计研究十项角色量表，他们总结出三项功能：基于看门狗或社会责任论观念的“参与者”角色；强调客观性的“中立者”；政治党派者。他们的研究表明，参与者角色是瑞典记者最为看重的角色。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一项中，有92%的人认为这对媒体来说“重要”或“非常重要”。“提供论坛”位列第二位，有84%的受访者赞同此点。有趣的是，“教育者”的角色被列为第三。而一些规范性的功能，如政治竞选和政治动员没有引起瑞典记者的关注（Hoon Shim，2002：32—33）。另外一项比较英国和德国记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西欧记者的共性和差异。K9cher （1986）访问了英国和德国的记者以研究他们的角色认知、职业动机和对客观性原则的评估。他发现德国新闻业传统上更看重意见而少新闻。相反，英国新闻业尤其把自身定位在传递事实的角色上，类似于美国新闻业中的中立报道者。根据K9cher的研究，英国记者更注重渠道角色（the channel role），记者视自己为事件的中立报道者和公众思考的镜子；德国记者强调倡导者角色（advocacy role）。渠道角色包括反映公众舆论的中立报道者。倡导者角色包括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新观念的支持者、民主的维护者。英德两国记者之间最大的差异体现在对于记者作为教导者或教育者的认识，74%的英国记者强烈认同记者作为“知识传递者”的角色，而德国记者只有16%的比例。McMane（1998）采用Weaver ＆Wilhoit的十项测量题项访问了484位法国新闻从业者，结果发现受访者的角色认知呈现为四个面向：“在国家政策尚在发展阶段，提出讨论”、“发展大众在知识和文化上的兴趣”及“和政府官员对立”为第一项；“提供娱乐与松弛”、“集中报道最多民众感兴趣的新闻”为第二项；“对复杂的问题提出分析与解释”、“调查政府声明与言论”、“避免报道未能查证的消息”为第三项；“把消息尽快传给大众”、“调查政府声明与言论”形成第四项（转引自罗文辉等，2004）。这一分析显示，法国新闻从业者对职业角色的认知与美国新闻从业者有所不同。Wu，Weaver ＆Johnson（1996）比较了俄罗斯和美国记者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角色。两国都有超过1 000名的记者参与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团队使用了三个主要的职业角色类别：及时的传播者、解释者和对立者。他们的研究表明，传播者角色是两国记者认可的主要角色，接下来是解释者角色。然而，俄罗斯记者更强调媒介在政治事务中作为“议程设置者”的角色，只有4．5%的美国记者认为这种角色重要，但是超过一半、约有53．2%的俄罗斯记者认为它非常关键。研究者认为，这与俄罗斯的传统文化认为精英记者是知识阶层中的一分子有关。此外，48．2%的俄罗斯记者深切关注公共利益的发展，美国记者则只有18．4%。看门狗的角色在俄罗斯记者的认知中位次较低，只有37．1%的俄罗斯记者认可该选项，而66．7%的美国记者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角色。研究者发现，在俄罗斯记者中有一种“煽动者”（agitator）的角色特质，这种积极的角色支配着俄罗斯记者的职业认知。可见，俄美两国的新闻从业者对职业角色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解。

从这些已有的探究记者职业角色模式的研究可以看出，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新闻从业者认为自己在新闻业务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元。虽然这种多样化趋势并不能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根基，但是，却让我们看到在专业主义的框架下，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角色观念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在不同时期经历着不同的分化和演变（马亚宁，2004）。然而，从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历史来看，大致有两条脉络是比较清晰的。主流的观点认为记者应该保持“客观性”，这一职业具有“追求真理”的特性，而“中立客观”是记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理念。记者对自身角色的理解，乃是基于个人特质，在新闻实践、组织文化和社会情境的互动中不断变动的。但是，即便“中立客观”乃是主流价值，仍有不少新闻记者跳出“中立”的价值观，宣扬“参与倡导”的模式。因此，本项研究将记者的职业角色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客观中立的职业角色。强调事实与意见分开、排除个人价值、新闻报道仅限于客观事实。1830年代前后美国仍处在党派报业模式下，新闻界盛行的是党派的立场与新闻观点。1848年成立的美联社为了讨好各个党派的报纸，使其订阅电讯稿，因此发展出超党派、价值中立的方式报道新闻，逐渐衍生出客观性理念。Janowitz （1975：618）依循新闻从业者的历史发展脉络，发现新闻从业者具有两种职业角色模式：第一种可称为中立性的把关人（neutral gatekeeper），第二种是参与性的倡导者（participant－advocate）。前者重视客观报道原则，认为事实与意见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并且认定新闻是一门职业，目标旨在帮助社会大众了解环境，培养他们本身的判断能力。后者认为客观是不可能达成的，记者的工作主要是呈现不同的意见与观念，尤其是应该为弱势群体发言，体现当权者权利分配不均的后果，并且凸显社会与政治变革的阻碍（彭家发，1994：110）。客观中立模式在西方社会一直居主流的地位，其基本假设在于：自由畅通的信息是民主社会的基石，记者应该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只需提供全面和充分的信息，公众自可凭理智判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客观中立也是考虑商业利益，为了争取最多读者、扩张市场所发展出的一种策略。新闻客观中立不仅是一套价值，也是一组实际做法，如倒金字塔写作、五个W、以第三人称语气报道、引述当事人的话、不采取立场、事实与意见分离、至少双方并陈、平衡报道等。这些做法已逐渐成为新闻界的惯例，记者只要遵循这套例行程序，收集事实，就能符合新闻客观性的要求。

另外一类职业角色模式是倡导者模式。此类模式希望记者能够积极参与实际政治的程序，鼓吹一种理想或目的，以便负起对社会的责任，而不纯粹以做个旁观者为满足。在美国，倡导者模式一直是种暗流，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出来。1960年代，由于越战、种族纠纷、女权运动、学生运动澎湃汹涌，人们因此开始反省记者的角色，认为中立者意味着记者放弃了守望社会的职责。70年代，Johnstone等人（1976）随机抽样访问了1 313位记者后发现，大部分的记者都是温和的倡导者或中立者，只有极少人走极端，自认为是热衷的倡导者或中立者。这些主张参与性倡导者模式的人不见得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阶层，他们多是出身著名大学的年轻人，常听老师批评当代社会，又亲身接触过学生运动。到了80年代，Weaver ＆Wilhoit（1986）认为这种二分法太过粗糙，所以又把记者角色分成：信息传播者（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role）、解释者（interpretative role）、对立者（adversary role）。第一种就是传统主流的客观中立者；后两者则由Johnstone等人提出的倡导者模式细分而成。解释者认为新闻事件相当复杂，若没有记者将事件意义解释清楚，受众无法了解其重要性。这类角色的记者会将事实加以分析，甚至陈述意见。而对立者角色则强调的是解释者所没有的介入、参与过程，这类记者有意藉由新闻报道或是主动介入来影响政策结果。90年代，学者们对美国新闻从业者的研究表明，又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专业角色——公众鼓动者（populist mobilizer），指新闻从业者用有趣的和娱乐化的新闻吸引受众，并通过议程设置的手段塑造和发展大众的知识和文化兴趣，同时让普通人有机会通过媒介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就可以发挥作为鼓动者的媒介角色了。由此，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角色从80年代的三种增加到了90年代的四种：解释者（interpretive）、传播者（disseminator）、对立者（adversarial）和公众的鼓动者（populist mobilizer）（Weaver，Beam，Brownlee，Voakes，＆Wilhoit，2007：136—146）。不管是两种、三种，还是四种，这都说明参与倡导式的职业角色总是能够得到部分新闻从业者的认可。1988年，美国掀起一场公共新闻业的改革风潮，一个鲜明的特点就在于它试图改变传统记者的角色。代表人物Merritt专门提出了一个术语“公正的参与者”（fair－minded participant），要求记者不能满足于将问题告知于公众，而是加入人民之中并组织公众讨论，即从民主的守望者转换为民主的参与者（展江、李洋，2009：9）。

尽管美国学者对记者职业角色的描述越发细致，从早期的两种角色演进到当下的四种，但其角色定位不脱中立与倡导两大基本模式。中立性的专业意识重视专业技术，强调事实与意见分离的客观报道，可以说是传统自由主义的表征。记者的职责在于反映现实，做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参与的专业意识则希望记者能够积极参与实际政治的程序，鼓吹一种理想或目的，以便负起对社会的责任，而不以纯粹做个旁观者为满足。两种角色类型的最大差异就是对客观性报道的不同态度，持有中立性专业意识的记者认为客观报道乃是新闻专业的根本，抛弃公正客观的信条无异于毁弃新闻之基础。而后者则援引Gaye Tuchman（1972）对客观报道的研究批评，认为记者的“策略性仪式”实际是一种诡辩托辞。为了分析便利起见，本书便采纳这一两分法的分析框架，以此来解析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认知状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