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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问题:经验与先验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78]下面第二个谈的问题便是“问题意识欠缺”。

研究现状问题:经验与先验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若说以上多是对研究者的肯定与敬意的话,以下将主要是批评和反思了。而且学术批评比学术赞扬更重要,“做学问”便既要有“学”也要有“问”,前者强调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吸收,后者包括“询问”、“疑问”甚或“审问”,而我们所缺的正是后面此种包含学术尊严但显得冷冰冰的“疑问”和“审问”,当我们批评一个研究作品时,正是对它的看重和满怀敬意,换句话说是值得批评所以才选出来的。我想一个作者最大的痛苦便是自己的作品无人问津、空谷无回音,或者一片颂扬之声甚至超越了承受的限度,这样的颂扬对作者研究的深化与改进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学术的进步只有在不断的争鸣、思想火花的激荡中才更易于步步深入。我们都在追求真理,但任何所得的真理只是片段甚至是碎片,正因为此才有继续探求的理由和动力,这也才是“爱真理”和“爱智慧”的真正含义吧,那种以真理获得者自居的人,其实只是一个信徒和宣传员,这与学术无关。我们常听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但是往往将“真理”作为一个结论而不是探寻的过程,那么这便走向相反的方向了。“爱真理”是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包含着对自我的否定和超越,即便是对自己感情上所欣赏的理论或研究者,也能以探究的态度去反思甚至去怀疑,这才是真正的接近真理的态度。我们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正因为此,学术批评与学术对话才是必要的,对一个学人来说有一个相当水准的论敌或批评者,实在是他的福气,这便是“忠实的反对派”令人敬重的地方。

记得波普尔在批评卡尔纳普的文章末尾说道:“我很高兴有此机会把这些问题从脑子里倒出来——或如物理主义所说,把闷在心里的话讲出来。我不怀疑,下一次在蒂罗尔度假,下一次攀登‘语义流星’山,卡尔纳普和我将在大多数问题上达到一致;我深信,我们都属于理性主义者团体——这个团体的人渴望争辩,渴望相互学习。但是在我们之间的自然的鸿沟看来却难以搭桥,因而我现在就越过大洋——我知道很快就要到达彼岸——以我最良好的兄弟祝愿送给他我这些带着倒刺的箭。 ”[76]而合乎理性的“争辩”与“宣传”的“差别在于一种平等交换意见的态度,在于不仅准备说服别人,而且也可能被别人说服。我所称的合乎理性的态度可以这样来表征,‘我认为我是正确的,但我可能是错的,而你可能是正确的,不管怎样,让我们进行讨论罢,因为这样比各自仅仅坚持认为自己正确可能更接近于正确的理解’ ”[77]。这些应该是学术规范中的常识了,不过为中国学者所广泛接受,恐怕还需要时间,我们太害怕批评了,因为“批评”和“批判”曾经是个可以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词语,但是学术界若不能重新将这两个词语迎接回来,并为它们正名,恐怕那才是真正的学术上的“灭顶之灾”呢!辩论的实质是我在用理性思考,但不一定是对的,通过辩论我甚至可以放弃自己原初的观点,而认同论敌更有说服力的想法。以下我将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列举出来,算是一种受恩于几位先前研究者的善意的批评。

一、文献铺陈过多

第一,对研究对象的文本引用过多,而少有评论。读多了研究张东荪的论文、专著,你会发现满纸净是“张东荪认为”,而熟悉张东荪文本的人,很快便会发现,无论是带引号、不带引号的,大多都是张东荪原作中的内容,你想看看作者的评论都很难。唯一的区别在于,作者能将张东荪的思想冠以“人生观”、“认识论”、“宇宙观”等名称分项列出。甚至许多转述的地方或限于篇幅还无法表达张东荪的要义,这样的文本也算是研究吗?更像是一个张东荪语录,在初步研究阶段,这样的文献整理是需要的,因为没人研究,可资凭借的研究文献很少,所以先大致有个整理的框架,便于日后的研究深入,这或许是可以的,但老是做这种读书笔记式的论文,即便不能说是后退也只能说是原地不动了。第二,不注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重复过多。若说第一个问题是重复张东荪的话,本问题便是研究者之间的重复,同是研究张东荪的人生观或架构论,翻开一看内容大致不差,但却是不同的作者,而且可以相差20年,如此研究过于自闭,缺少对话,甚至不明白这一领域的研究情况,似乎不是对学界负责而只是对张东荪负责,这样的论文价值便极为有限了。

本问题之突出者我们可以马秋丽女士的《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为例,这是唯一的一本以“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为书名的专著,尤其是处于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但是没有达到第三个阶段的水平,就知识论研究一章来看,与14年前张耀南先生相比可以说还没有并肩,遑论超越呢;她对张东荪文本之解读忠实而又细致,并零星有些睿智的显现,但作为哲学研究著作来说,文献绍述过多,深度不够,而且关于宇宙观、人生观和逻辑思想部分前二十年都有多篇论文研究,她也似乎没有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问题推进。[78]下面第二个谈的问题便是“问题意识欠缺”。

二、问题意识欠缺(www.xing528.com)

第一,在搜集研究文献时,我发现多篇“哲学思想浅析”、“简评”、“评述”张东荪思想的文章,你看不出他们要讨论什么问题。虽然是单篇论文但却要介绍张东荪的整个哲学思想或是认识论或是政治哲学,若是80年代初步研究作为一种介绍,或是可以允许的,在研究张东荪的专著出现之后,还有这样的论文,只能说这只是个人的研究行为,这样的论文也只对个人有价值,对于学界没有任何影响吧。第二,以左玉河先生的《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为例。这本书上面说过可以“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看待,其中第五章“文化主义知识论”安排四节“从知识到文化的历程”、“形而上学知识的性质”、“知识的文化制限”、“境况决定与文化满足”,本章算是讨论张东荪后期三书尤其是与知识社会学相关的《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的讨论,但是除了单节的思想陈述外,你看不出他要讨论什么问题,单节限于对张东荪思想的介绍,而节与节之间也看不出有什么逻辑关系。自然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左玉河先生已经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我也并无苛责之意,只是指出这一问题,而要说明的是其他论文类似的也不少。

三、颂扬多于批评

本批评是针对张耀南先生的,他对张东荪哲学思想的研究达到了至今无人企及的深度,同时也将张东荪的地位推到了无人推进的高度。[79]

第一,就知识论说,他用大量篇幅证明张东荪先生超越了金岳霖先生;就“新理学”来说,他用张东荪对“条理”的解释反驳了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从而证明了张东荪先生超越了冯友兰先生。20世纪中国的哲学家中最为人尊崇的其中两位就这样被张东荪先生轻而易举地超越了。对于金岳霖先生,既然张耀南教授极力证明他与张东荪是不同的两个知识论路向,那么此种超越又从何说起呢?他的过于充分的证据反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另外,对金岳霖的《知识论》的时间定位偏晚,对金先生“外在关系说”的理解有误可算是细节上的错误[80]而对于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固然他用实在论的解读偏失很大,但作为中国哲学转型的尝试,也算一种失败的努力,但是张东荪先生的“条理”是基于认识论对“外在者相关者”的解读,是不是与中国的“理学”之“理”同属于一个系统,我们是可以存疑的,即便说冯友兰的实在论倾向不对,张东荪先生的“条理”也不因此而更接近中国的理学[81]。对于确立张东荪的地位,张耀南先生是自觉为之的,他说:“本书即是专为论述张东荪之知识论而作,考虑到张东荪思想一直被忽略的现实,本书更把重点放到确立张东荪知识论之地位上。 ”[82]在结论中与金岳霖先生比较时又说“这里如此详尽地考察时间,其实只是为了争一个‘第一’或‘开拓者’的位子[83],固然作为“开拓性”的研究者难免带些对研究对象敬意的情绪甚至有一种使命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项学术研究,似乎这些倒是其次的工作。研究对象的问题与思想本身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第二,“东荪先生知识论的三根支柱”[84](内在关系说、间接呈现说、非写真说)。这是张耀南先生研究的最明显的成果,研究张东荪的学者没有人这样提,他是第一位,后来者,也多是引用他的说法,其实这“三根支柱”的说法在张东荪的文本里只是间接提到而已,而且“间接呈现”与“非写真”其实就是一个意思,甚至与“内在关系”也是难以分离的,三者只是在说明一种现象而已,如今被张耀南先生提出来作为三根支柱。并说:“他用这个‘非写真说’打通了柏拉图以为不能打通的‘知识’与‘意见’,打通了金岳霖先生以为不能打通的‘发现’与‘发明’,打通了熊十力先生以为不能打通的‘理智’与‘性智’,亦打通了冯友兰先生以为不可能打通的‘科学’与‘形上学’、‘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等等。谁能说?这一切不是东荪先生的贡献?! ”[85]坦白说,这样的说法,也只有张耀南先生说过和敢说吧,除此外,我还没见第二个人说过。张耀南先生不是对张东荪没有批评,但是他颂扬的态度,以及问题关注的中心不在问题研究推进上而在地位确立上,实在是《张东荪知识论研究》一书最大的遗憾,尽管如此,他的学养与本书的深度,我说过,就研究张东荪的知识论领域来说,还是无人企及;其他持颂扬态度的学人还不少,颂扬的高度不如张耀南先生而其研究的深度也同样无出其右。不过我们日后的研究,的确应转向问题研究上来了,应作批评式的而非颂扬式的研究。

以上是著者在整理前人研究文献时发现的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所以研究成了张东荪语录的铺陈,在这里作为研究者个人的声音反而听不到了,听到的更多是赞叹、颂扬,没有批评式的研究,我们似乎只能做些文献整理式的工作,这样三个问题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后来的学人想在整理文献上超过前人几乎是不可能了,要么选择重复,要么选择新的出路,所以,如果说80年代算是一种研究上的觉醒,90年代是一种研究上的奠基,那么这个十年算是一种学术范式转型的积蓄,它几乎重复了前二十年的所有论题与论说范围,经过这个十年的积累,我们初步尝试着新方法比如专题研究、比较研究,尤其是有了较为明确的问题意识,这算是这个十年最为可喜的苗头与新方向的尝试。如果此种新方向能在本十年的学人那里持续努力的话,下个十年的研究将达到中国学术水准的新高度。不过后起之秀可能需要在生活上浪费太多的精力与时间,所以下个十年究竟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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