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这一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水平，还是史学文化等较之以往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社会环境间接地为明代佛教方志兴盛提供了重要的外在环境。
（一）明代统治者提倡佛教、鼓励修志等积极政策为明代佛教方志的繁荣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
明王朝的宗教政策是影响佛教方志编撰的一个重要政治要素。明代佛教政策是崇信利用与限制、整顿并重。明太祖建国之初，就认识到佛教对于社会教化的重要性，采取提倡佛教、利用佛教的政策。“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2]“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临四海，遵前王之大法，主一代之成规。苟可以善世导民者，莫不引而进之，深谓释迦之教，化民为善，有阴翊王度之功，不可废也。”[3]明太祖认为：“释迦之为道也，惟心善世，其三皇五帝，教治于民，不亦善乎？何又释迦而为之？盖世乖俗薄，人从者实少，尚华者众，故瞿昙氏之子异其修，异其教。”[4]
明成祖为表示对佛教的支持，亲自撰写《神僧传》并为之作序：“神僧者，神化万变，而超乎其类者也。然皆有传，散见经典，观者猝欲考求，三藏之文，宏博浩汗，未能周遍，是以世多不能尽知，而亦莫穷其所以为神也。故间
阅，采辑其传，总为九卷，使观者不必用力于搜求，一览而尽得之，如入宝藏而众美毕举，遂用刻梓以传，昭著其迹于天地间，使人皆知神僧之所以为神者有可征矣。”[5]其后的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孝宗、武宗等帝王也多扶持佛教，或亲自赐予寺院匾额，或大规模修建寺庙，或多作道场，致使僧徒繁盛，佛寺广播。[6]以至有“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7]、“近年以来，释教盛行，（度僧）百千万亿，日炽月盛”[8]的感叹。可以说，有明一代佛教为大多数帝王所崇信。在上层政治文化生活中，佛教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崇信与支持固然是官方奉行的政策，但一旦佛教势力过于膨胀，危及统治，则整顿与限制又成了明代统治者对付佛教的另一张王牌。明太祖利用佛教的同时，也体会到了佛教膨大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采取了加强寺院管理、建立僧侣制度、清查寺院经济等一系列整理、限制佛教的政策，曾先后设立善世院、僧录司加强对寺院、僧人的管理。洪武元年，设立管理佛教事务的善世院，以“僧慧昙领释教事”[9]。不久就撤建改制，成立僧录司，设立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各两人。同时在地方设立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等佛教管理机构，加强对佛教事务的严格管理。[10]后代也多实行这一政策，如明成祖永乐十五年下令“禁僧尼私建庵院”[11]；正统六年，英宗针对当时僧道中多有不务祖风、坏乱心术者，下令“即遵洪武旧例，出榜禁约，违者罪之”[12]；明神宗针对私创寺院的泛滥，“诏毁天下私创庵院，犯者重拟”[13]。可以说，明代统治者采取了崇奉与限制并重的政策，对佛教既支持利用，又限制整顿，这样的政治措施也直接关系到佛教本身的兴盛衰亡，自然也就关联着明代佛教方志的繁荣发展。
明代采取鼓励传统方志撰写的措施，也间接地促进了佛教方志的繁盛。明统治者十分重视方志编修对国家资政、教化的重要性，开国之初，即数次下令各地编修地方志。“凡隶于职方者，咸令以其志上之，盖将纪远近，考古今，审沿革，校异同，以周知夫四方之政。”[14]又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复命儒臣考按图籍及前代所有志书，更定而删正之”[15]。不仅历代明朝皇帝如此，一些士大夫也受此影响，以编修方志作为礼乐教化的手段，多致力于地方志的编撰。[16]编撰传统方志的积极国策影响了佛教方志的撰写。
（二）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是明代佛教方志繁盛的物质资源和技术保证
明代经济的繁荣是多方面的，在农业生产上，明代统治者采取了官田民化、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等系列经济措施，实行了永佃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以至明代中后期稻米亩产量稳定在两石上下，以珠江三角洲、太湖流域为中心区域的产量高达五六石，最高可至十石。[17]由于新技术、新品种的革新和引进，明代农业劳动生产率超过了以前任何历史时期。明代手工业经济也有长足的进步，无论是在规模、分工与技术上，还是在工匠的数量、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与市场联系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诸如丝织、造船、制瓷、采掘冶炼、铸造等在明代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发展。如天顺五年的山西阳城县“铁冶甚多，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18]。明代商业经济和城市经济也普遍繁荣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若干地区和部门开始出现，与前代相比，商业经济和城市经济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杭州、苏州、扬州、南京、成都等成为闻名全国的商业城市，常州、镇江、松江等江南城镇也如雨后春笋，蓬勃而起。这些商业市场品种繁多，行会分工精细，商品流通十分兴盛。如明中后期的湖北汉口镇为商业流通的咽喉，“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19]。又如南京生产的绸缎不仅畅销内地城镇，还远销塞北市场，连一些国外商人也来此交易。[20]明人黄宗羲曰：“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21]充分描述了明代商业经济与城市经济的繁荣昌盛。
与繁荣的经济基础相比，明代科技水平的提高为佛教方志兴盛提供了技术支持，与之有直接关系的就是雕版印刷与造纸技术的发展。印刷术是中国雕版史上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经历代发展和完善，至明而盛，其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明代刻书机构多元化，有官刻、坊刻、家刻、藩刻等，形成了建阳、苏州、杭州、南京等大型印刷中心，产生了铜活字、套印术、彩色版画等许多印刷新技术。明代整个雕版印刷事业处于兴盛之势。[22]
明代造纸技术较之前代也有长足的进步。不仅产量多，且规模大、技术高[23]，出现了许多质量较高的纸张，较著名的有永丰绵纸、常山柬纸、顺昌书纸、福建竹纸等。[24]可以说，正是由于印刷术、造纸术的发达，降低了书籍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书籍生产数量，促使更多的图书进入民间社会，扩大了传播的范围，而使从事文献撰述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也验证了作为文献形式之一，明代佛教方志的兴盛与印刷术、造纸术有着莫大的关系。明代封建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佛教方志兴盛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印刷术与造纸术等科技水平的发展则是佛教方志兴盛的技术保障。
（三）明代传统史学的新发展为明代佛教方志兴盛奠定了雄厚的史学基础(www.xing528.com)
明代是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尽管没有出现体例成熟、编纂严谨的鸿篇巨制，但“明代的史学确实是在以新的特点继续向前发展着”[25]。无论在撰述数量，还是在撰述意识、观念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传统方志编撰上，更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为佛教方志撰述提供丰富的经验。
明代传统史学的发展是多方面的。首先，随着历史编撰学的发展，明代传统史书编撰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在明中晚期，更是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学著作。如朱国祯《皇明史概》、卜世昌《明通纪述遗》、徐学聚《国朝典汇》、傅藻《春秋本末》、姚允明《史书》等。此外还有大量笔记、类书、金石、目录、地方志等史学著作不断出现。据曾两次被删改的《明史·艺文志》记载明人史书撰述统计就有1378部，27 547卷[26]，正如明人俞应益《国榷序》曰：“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矣。”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明代传统史书数量的繁盛。
明代方志撰述尤为突出，有明一代方志种类繁多，数量大增，天下各地修志成风，形成国家一统志与郡县志齐修并举的局面，出现了《大明一统志》、《顺天府志》、《京城图志》、《江宁县志》等一批优秀方志，今存的明代方志就有870余种之多，可谓是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高峰阶段。[27]
其次，体裁、体例多样化，传统史书重新焕发活力是明代传统史学新发展的又一表现。尽管时人有认为明代史学是“没落”与“苍白”的，存在修史制度不完善，实录记载失实，没有名家巨著等诸多缺陷。[28]但明代史学仍然在坚强地向前发展，继承中创新，表现在史书的编撰上就是史书体裁、体例的丰富与多样，传统史书重新焕发活力。
编年体是中国古老的一种史书体裁，明代是编年体的一个新时期，以纪年形式编修当朝史、开国史，续修《皇明资治通纪》逐渐成为当时史学发展的主流，出现了孙宜《国朝事迹》、张元忭《明大政纪》、张嘉和《通纪直解》、王世贞《国朝纪要》等大批的编年体史书。[29]
纪事本末体创自宋代袁枢对《资治通鉴》的改编，其后的岁月中对于史学的影响似乎不大，直到晚明傅逊《左传属事》、高岱《鸿猷录》、冯琦《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等大量史书的出现，才使这种前后始末一目了然的体裁重现于史坛。并且明代史家在袁枢的基础上扩大了史料来源的范围，增加纪事本末体的记载内容，其功效为袁枢之数倍。更重要的是，这些史书“使纪事本末体真正成为以事为核心的史书体裁，标志着纪事本末体的成熟”[30]。
方志在体裁、体例上的变化与创新也是明代史书新发展的一个例子。明代方志渊源于宋元方志，而其种类之多、体例之丰富则又超之。在体裁上，厅志、卫志、所志、土司志、乡土志等多为明代新出。在体例上，明代方志基本可以分为繁体、简体、通纪体、断代体几种体例，志书多有凡例，类目的设置，大多分为两级，层次比较分明，记载内容丰富，比宋元更为完善。[31]
再次，“通史意识”、“道统观”、“方志理论”等史学观念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也是明代传统史学兴盛更深层次的表现。如“明代理学之发达前代所不及，从而极大刺激思想学术史的编撰”[32]。受此影响，运用理学观点思考历史的通史意识在明代传统史学中得到充分的显示，这一时期的通史著作也就源源不断地出现，比较著名的有唐顺之《史纂左编》、吴统《史类》、邵经邦《弘简录》、邓元锡《函史》等。与此同时，“道统观”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刘长卿的《浙学心传》、薛甲的《心学渊源录》、刘元卿的《诸儒学案》等书中都或多或少表现“梳理学统脉络”的道统思想。[33]
方志理论的成熟与完善也是其中的亮点之一。明代方志渊源于宋元，但方志理论的成熟与完善则出现在明代。关于方志的性质问题，明人明确提出“方志犹史”的说法，如嘉靖时期的《高淳县志序》就说：“今之有志，即古史之余。”万历时期的《彰德府志序》亦曰：“夫志，史之流也。”此外，在方志编修的目的和要求、方志编修的体例等多方面，明人也提出不少新的见解。[34]
当然，明代史学的繁荣不仅仅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还有其他很多内容。如目录学出现了像《千顷堂书目》、《百川书志》、《澹生堂藏书目》这样颇有价值的著作，开阔了对于历史文献认识、研究的视野，增加了考史手段，在史书撰述和史事考订上都有重要意义。
明代史学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它的繁荣发展为明代佛教方志的兴盛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和借鉴对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武林梵志》、《径山志》、《支提寺志》、《兴福寺志》等明代佛教方志的出现与传统史学的繁荣发展是分不开的。无论是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在政治支持、学术发展上，明代都为佛教方志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明代佛教方志兴盛的外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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