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民主与民粹主义：眼下现象及差异

民主与民粹主义 










[美]哈维•C. 曼斯菲尔德 著 
王立秋 试译 



人们经常议论美国宪政的成功，但几乎没有人会对其成功之处详加解释。由于制宪的简易，大多数人都会据此猜测，认为困难之处在于如何使宪法得到服从。具体而言，即：如何限制政府权力？如何防止精英滥用公权？常见的问题就这些，而常见的回答则是，宪法越民主，就越容易得到服从。 

但是，民主开始掌权时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民主可能带来危险么？民主制一旦确立，最大的危险就可能来自其内部而非外部。这就是国父们秉持的信念。因此，人们也许应该把他们制定的宪法的成功，归功于他们对民主内在危险的关注和洞见。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詹姆士•麦迪逊，把这种危险称作“党争(majority faction)”。 

制宪很容易，但要做好制宪工作却不容易。要让民主的支持者看到民主的优点并断言他们反对民主取代的反动政体，是很容易的。但要让民主主义者(democrats)看到民主的缺陷——或者说，如果他们确已看到这些不足，那么，要让他们正面对待这些缺陷，却不那么容易。最困难的，是为民主病找到解药。这就是美国国父为其宪法所做的一切，而且我相信，这也就是美国宪政成功的原因。可以说，美国宪政，就是其成功的根源。通过同时在政府和民众中倡导宪政行为，美国宪政生成(generate)并维持对自身的支持。 

麦迪逊所谓的“党争”，即今天人们熟知的民粹主义。“民粹(Populist)”与“民众(popular)”经常互相替换使用，然而，它们之间却有着根本的差异。“民众”指的是（着重考虑）人民的愿望；“民粹”确实用宪政之外非恒定的(adventitious，即偶然的)手段，指给人们想要的一切。 

当然，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并不新鲜，历史上，它有多种形式。最早被称作民粹派的团体，出现在一个多世纪前主要针对城市、公司和受教育人士的那场乡村运动(rural movement)中。不久，他们为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所吸收，也正是这场运动，把诸如公决(referenda)、党内初选(party primaries)那样的民粹主义手段，引入政治之中，通过这些手段，人民绕过议会(legislatures)和政党组织，直接实现自己的愿望。当时政党本身也曾是为复兴(revitalize)宪政而采取的民粹主义手段（托马斯•杰斐逊为了1800年的胜选，最先组建了民主党），尽管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政党是常设结构(the established structure)的一部分，如果它还不是宪政的一部分的话。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的活动分子是受过教育的民粹派，他们用“权力归于人民”的要求煽动(goaded)当局。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左翼民粹派”。然而，眼下，民粹主义已为保守主义者所接受，这在其为实现税务限制、任期限制而的公决提议，以及为实现学校祈祷和平衡预算的修宪主张中均有体现。很多保守民粹主义（的举措）与由最高法院发起的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或译司法积极主义)针锋相对。而司法能动主义本身又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形式，为一不满于政府其他部门之缺乏进步的宪政分支所采取。它外在于宪法，却同时采取阐释宪法的伪装。 

政治之外，另一种形式的民粹主义正在来临——来自媒体新技术的民粹主义。自由的报刊印刷物(press)允许民众与政府之间相互交流，但也要求民众至少要进行阅读和思考（带一定程度）。无线广播比报刊更详尽(intimate)；电视，则更加如此。电视给我们的信息越来越少，提供的娱乐却越来越多。电视使它的观众变得难以忍受无聊，接着，它又害怕让观众觉得无聊；总而言之（如此循环下去），观众也就越来越不足以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 

民意调查是民粹主义的另一种超政治形式。最初，调查只是为了预测民众在选举中会怎样投票。如今它们（即民意调查）则使选举非法化，因为它们更倾向于揭示民众的意愿，而不管他们为谁投票。与询问政府——就像在选举中那样——应该委托给谁，把政府交给他是为什么目的相反，民意调查经常这样询问选民：此刻你们想要什么？这样，民意调查仅仅是告诉政府，现在它有多“民众(popular，即流行，受民众支持)”（或“不民众”），这样，政府就越来越屈从于民意的即时转变。更糟糕的是，政府开始把受欢迎(popularity)和政策(policy)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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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同时在政府和民众中倡导宪政行为，美国宪法生成并维持对自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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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不按程序的手段有别于表现(registering)民众意愿——在选举中——的宪政方法。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有着共同的精神：急躁(impatience)，这种精神，属于那受够了常规方式而渴望尝试新东西的民众。很可能，它们（指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代表的，是内在于美国民主，甚至是内在于一切现代民主的某种普遍力量(a generic force endemic to U.S. democracy)。正如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的民主，总是处在使自身进一步民主化的持续进程中。民粹主义的(in its populist mood)民主倾向于急躁，对宪政形式和宪政机制缺乏耐心，把它们视作民众和政府之间的障碍。它要求政府更加即时而确定地对民众的意愿作出反应。 

民粹主义和宪政民主之间的差异，与麦迪逊在民主和共和之间作出的区分恰好一致。我们可以把麦迪逊所谓的民主称为“纯粹的民主(pure democracy)”：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民众不通过其代表而直接进行统治。麦迪逊（和其他国父）认为这种政体适合小型城邦，但不适用于现代国家。基于历史研究，麦迪逊认为，这种形式的民主，在煽动家(demagogues)面前是极度脆弱的，并且，这种政体易于发生巨变，从政治混乱(anarchy)到暴君统治(tyranny)。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共和制，一种不盲从“纯粹”民主之缺陷的共和制。于是，在审视过去种种共和制，对其进行批判反思之后，国父们方才着手制宪工作。他们不相信仅仅通过采用民主制就能使问题得到解决。至今，他们的智慧仍引导着我们，因为民粹主义的威胁，对民众政府来说是长存的恶魔。 

正是选举，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起宪政联系。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降低选举重要性的，非选举的代表制。虽然选举把民众与政府联系起来，它也在二者之间留下空间(space)。这远非缺陷，相反，却是选举制的核心美德(vietrue)。政治家(politicians)通过选举担任公职，在确定任期内，行使由宪法和法律严格界定的公权。权力使他们有在换届选举之前行动，在任期内作出成绩(build a record)的机会。（政府）执行分支的成员可以履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功能：在非常时刻迅速反应，或执行长期计划。在第一种情况下，官员不必害怕临时的不受欢迎；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或她则可以持续地工作，把民意争取过来。 

立法分支的成员，虽说可以更好地反应民意的转变，却有机会在办公室（通过委员会复杂的网络）中单独地与其他人员就该做什么进行审议(deliberate)。这就是“群众通常冷静而审慎(deliberate)的见解”(引文出自《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21页。) ——如麦迪逊所说的那样——起作用的方式。慢(slow)，是审慎的含义之一；此外，它还有谨慎(careful)和合理性(reasonable)的含义。通常，在民众过于草率的时候，他们的理性也就不能很好地运作。在良好的宪政体制下，民主制下的民众能够克制其善变的癖性(mercurial tendency)并限制其要求行动的冲动。无论民主在什么地方实践，都以如此的压力为特征；这些压力，不为某一民族、文化或性情(temperaments)所特有。宪政政府的任务，就是慎重地(prudently)对待这些压力，既不压制，也不纵容。 

对民众来说，宪政空间(constitutional space)的优点，在于某种程度上它与政府分离(detachment)；它使民众评判政府成为可能。如果政府太过忠实地对民意作出反应，那么，民众就与政府靠得太近，以致无法对它进行评价。这样，与政府是人民的相反，政府就是人民，那么，民众也就无可指责，只能责备自己。对民主来说，对政治家的普遍不信任是正常的；但它也有可能成为对责任的逃避。民主政府需要诚实的政治家，也需要负责的公民。 

宪政空间是美国民主的天才创举。它使民众政府在需要时能够作出不民众（不受欢迎）的举措，同时，在一定的时候也能（为政府）提供民众的评判。宪政距离(constitutional distance)是医治民主病的解药，因为它使民主制下的民众得到最佳产出(get the best out of)——最好的领导和对其最好的集体判断。宪政空并不足以保证政府取得成功，但它（至少）给政府予最好的机会。 

民粹主义与其为讨民众欢心(for popularity)的一切手段，并没有使民主政府更民众(受欢迎)。相反，民粹主义通过使政府变得胆小民众变得急躁而逐步削弱民主的合法性。我的意思不是使民主更加民主总是错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政党也曾是为促进宪政民主而采取的民粹主义的、宪政以外[extraconstitutional]的手段）。但是，民主要把自己从民粹主义的诱惑中拯救出来，就需要某种形式的宪政。宪政的目的，不是阻挠民众的意愿（得到实现），而是——相反——要使民众的意愿得到实现。 










原载《社会》1995年7月/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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