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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教育督导的初步现代化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军校教育督导的初步现代化新中国的建立给中华大地带来了无限生机与希望。南京军事学院于1951年1月8日开课,15日隆重举行了开学典礼。这一时期解放军院校教育督导顺应院校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

军校教育督导的初步现代化

第一节 军校教育督导的初步现代化(1949—1957)

新中国的建立给中华大地带来了无限生机与希望。解放军院校教育工作者满怀豪情投入新中国的军校教育事业,军校教育督导也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一、这一时期军校教育督导的历史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由革命战争夺得全国政权转向和平建设的背景下,军人的任务主要是刻苦训练,而其中心就是军队干部的训练或培养。1950年,军委提出:“军队训练工作是全军的中心,训练干部的工作是中心的中心。”[1]为了顺应时代对军队教育的要求,逐步建立了多所军事学院。据记载,“1950年全军院校共建立了96所。到50年代末,全军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院校体系。仅以1958年统计为例,全军院校就有115所。其中指挥院校55所;政治院校5所;技术院校27所;医务院校8所;飞行院校15所;预备院校5所”[2]。这些军事院校的建立,昭示着解放军院校教育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在这众多的军事院校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

1950年11月,中央军委批准了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以原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为基础,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简称南京军事学院)。毛泽东对该院的建立进行了高度评价,称之为“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的伟大转变之一”[3]。南京军事学院于1951年1月8日开课,15日隆重举行了开学典礼。建院初期,学院人员、设备极不完备,刘伯承院长率领全体同志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使学院很快发展起来,并初具规模:

“建院初期,学院设高级速成系、基本系等4个系,有15个教授会(后改称教研室)。到1952年6月,全院共编有教职员3208人(其中教员864人),学员1931人。至1956年,先后成立了战役、战史、高级速成、高级函授、政治速成、基本、情报、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化学兵等12个系,拥有50个教研室。”[4]

这一时期,学院成为一所既有陆军又有海空军,既有军事又有政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综合性高等军事学府,主要培养造就合成军队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

南京军事学院作为解放军在这一时期的军校代表,它顺应时代潮流而生,是解放军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桥梁。它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己任。它站在军队现代化的高度,传播外军建设、作战经验,为解放军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军事专家,为当时和后来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如此,这所综合性高等军事学府为后来分别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和形成完整的军队院校体系奠定了基础,为解放军大批指挥院校、专业院校的建设培养了专门人才,积累了教学上的新鲜经验。值得一提的是,这所高等军事学府还为亚非拉国家培养了一些从事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军事人才。

总之,南京军事学院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因其为军队建设所做出的显著功绩而在全国全军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这一时期解放军院校教育督导顺应院校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

二、这一时期军校教育督导的特点与经验(以南京军事学院教育督导为例)

解放军历来高度重视军校教育督导工作。随着军校教育向现代化的进军,教育督导工作也相应地朝着现代化迈进。下面以南京军事学院(又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教育督导为例来论述这一时期军校教育督导的特点:

(一)教育督导关注训练方针中有关“正规化、现代化”的教育[5]内容

为了满足日益现代化的战争需要,还在建院伊始,中央军委就对学院的训练方针作出了明确指示:“在人民解放军现在素质及军事思想基础上,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业务通讯联络,以准备与外国侵略者作战。”[6]这个指示客观地反映了解放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主要特征,同时为学校教育指明了方向:学院的教育训练必须建立在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军事思想基础之上,不能脱离解放军院校教育实际;学院的教学内容必须适应现代化军事斗争的需要,将现代军事技术与诸军兵种合同作战作为院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一指示明确了军校教育的战略对象;强调训练要服从解放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周恩来总理对学院的发展给予了具体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曾多次和相关人员谈论成立军事学院的重要意义、办校方针原则、学院编制及主要领导干部配备问题,甚至对聘请苏联专家等问题都作过具体的指示。他明确指出学院的办校方针和教育方向,强调学院研究、传授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军事学院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贯彻执行人民军队战争的军事路线,要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7]

根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学院制定了既体现现代战争特点,又不脱离解放军传统和部队实际的训练方针:

1.强调训练计划的循序渐进性,不急于求成:“基本系以师战术为重点,一年级学营、团战术,二年级学师战术,三年级学军战术;高级系从团战术学到集团军战役法,以军战术为主。”

2.强调训练计划的针对性,要求训练计划依训练对象不同而各异。学院根据学员不同的年龄、职务,将其分为速成系和完成系。学院根据不同专业学员的学科特点及要求制定各有特色的学习内容和训练方式:“合成军队指挥系专业的学习,以合同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若网在纲;专业兵指挥员系以合同战术为基础,本兵种战术、技术为重点。”学院在制定教育训练计划时不仅仅考虑其针对性,还十分重视为教育训练计划留有相当的灵活伸缩度,以备根据战备训练的需要及时调整学院的教学计划。例如,“1951年学院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增加了防坦克、防空、防化学、外军研究和司令部工作课程”。

3.强调合成训练。学院认为,合成训练是实现学院教育方针的重要环节。强调教学中重视合成训练的主张是学院高瞻远瞩的举措,因为展开合成训练在当时是符合解放军由单一军兵种发展为诸军兵种合成的初步现代化军队的现实需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刘伯承对军事教育中的合成训练培训十分重视,在不同的场合曾多次提到军校教育中训练现代战争条件下诸军、兵种共同作战的重要性,甚至还风趣地举例加深学员的印象:(www.xing528.com)

“我们四川过去两个人抬轿子,前面的人看到轿子的上方有树枝,妨碍轿子通过,就喊‘照高’,后面的就喊‘闪腰’。‘照高’就是给后面的人打招呼,要一齐猫下腰来;‘闪腰’就是回答前面的人,已把腰猫下来了。两人抬轿子都必须有一致协同动作的约定,更不用说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诸军、兵种的共同作战了,不学好怎么能行呢?”[8]

4.强调实兵演习。“演习是和平时期对军官最全面、最深刻、最真实、最有价值的培训。”[9]强调实兵演习教学不仅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教育训练计划的重要内容,也是全世界军事院校重视的军校教育训练内容,这是由军校教育具有特殊专业性决定的。“从1951年到1955年学院共组织了35次演习和12次大的现地作业,仅调遣的演习勤务部队就有1个师、9个团、35个营、141个连,还有58个排、3个空军大队、3个空军中队以及29艘海军舰艇。”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南京军事学院的实兵演习教学,曾经还专门指定一个师担任学院的演习任务保障。这一时期,由学院直接组织和参加的大型演习活动很多,主要有:1951年夏季临淮关师进攻渡河演习;1954年夏在北京举办的高级指挥员集团军防御战役作业;1954年冬山东青岛集团军进攻现地作业;1955年旅大抗登陆战役合同演习等等。“这些演习强调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符合解放军战略方针,注意结合各个战役方向上的战备方案,吸收了以往历次战争经验,设置情况从难从严。通过大量演习,学员熟悉了演习地区军事地理,熟识了战场,提高了合同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同时,为解放军积累了演习经验,解决了一些军事学术问题,推动了部队的战备训练。”[10]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南京军事学院的教育计划是建立在既符合解放军自身特点,又主动适应新的现代化战争需要的基础之上的。学院规定,教育训练计划一经确定,便成为实施训练的法规,未经学院党委讨论,任何个人不得变更。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方针、训练计划、训练内容是这一时期南京军事学院教育督导重点关注的教育内容。与此相应,正规化、现代化的军校教育内容决定了这一时期南京军事学院的教育督导也必须适应这一新的教育形势,朝着正规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二)教育督导重视教员队伍建设

刘伯承院长经常对大家讲:“开医院要有好医生,开饭馆要有好厨师,办院校最要紧的是要有好教员。”[11]在建院初期,教员队伍状况不容乐观,有军事教员190名,政治教员5名,文化教员106名,译员20名[12],这远远不能满足学院教学的需要。为了解决教员问题,以刘伯承院长为首的院领导采取了各种措施:

第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襟怀,接纳各种有用人才。当时经中央批准到军事学院任教的原国民党高级军官大约有600人,占总教员数的70%,其中还有“国防部厅长”、“陆军总长”等。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军事学历具备相当水平。学院将其召集在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红旗下,用其所长尽其所能。第二,从毕业学员中选留。第三,从地方大专院校招收青年学生,经过师资培训充任文化教员。第四,从总部和各部队选调优秀干部到学院担任领导骨干。第五,政治理论教育除组织本院教员讲授外,还邀请著名的老政治工作者如傅钟、艾思奇等做专题讲授。第六,为了加强文化教育和军事理论教育,学院报请中央和军委批准从地方教育界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和讲师,担任文化教员。以原华北、华东军大教员为基础,再加上以上几方面教员的来源,很快学院教员队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1956年6月,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成立《五年来的基本总结》中指出:现有军事教员1007名,政治教员101名,文化教员197名,译员177名。教职员工不仅数量增加,更主要是在学术水平上有了相当的提高。[13]

为了提高教员专业素养,学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第一,依靠教学实践过程,通过编写教材、经验总结,丰富教员的教学经验;第二,举行经常性的教学准备会、试教、范教和互相听课,遇到问题及时组织专题研究,使教员互相取长补短;第三,各级领导及时深入学员系检查教学质量(听课、检查作业等),分析研究,指出教员授课的问题所在;第四,利用教学间隙举办专题训练班,提高教学学术水平。凡新调来教员,学院均举办师资班加以培训。有的教授会将新教员单独编组进行短期训练等等,各种措施,难以尽述。

学院十分关心教员的思想和生活。院党委正确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明确提出“共同学习政治,专门钻研业务”[14]。并注意提高教员地位,开展“尊师重道”教育,放宽阅读文件、参加会议的范围,衣食住行优先安排,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此外,还加强了翻译人员队伍的思想、组织、业务建设。教员队伍素质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三)教育督导重视教材建设

建院初期,符合解放军自身特点的教材非常匮乏,教学处于边教、边译、边学的状态。为了搞好教学,学院高度重视教材编撰工作。为了获得符合解放军自身特点的编撰教材的素材,学院曾组织三批人员到朝鲜战场参观见学;经常组织教员、学员研究朝鲜战例及解放战争的战例;组织高上级速成系和基本系学员总结编写自己的实战经验等等。为使教材内容与部队训练不脱节,学院特别聘请部队首长了解研究课业安排,听取他们的改进意见,并请总部、各军兵种领导讲课。学院对教材的编撰有着严格的规定:

大型教材由学院首长主持,组织专门班子集体编写,或是召开学术委员会编写、审定;一般教材由教研室或研究部集体讨论提纲,分别执行编写审定任务;重要战役想定,交军委总部审查把关。为了提高教材质量,学院广泛开展学术研究,定期进行全院性学术研讨会,研讨的题目都是学院、部队训练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教授会还围绕编写教材,分头举行专题讨论会。总之,通过努力,学院编写出来的教材系统完善、切合实际,从战役到战术,从专业到合成及战役法,从营到军,从理论原则到想定演习,都是配套的。这些教材准确地介绍了苏军经验,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观点,符合解放军战略方针,对敌我双方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作出了恰当的估计。反映了解放军的党委制和政治工作制。正确应用了条令条例。此外,还编写了政治课、文化课的教材。教材编写力求结构眉目清楚,军语名词划一,口径统一,条例分明,重点突出,文字简练。并采用插图、附表说明问题。学院还出版发行了《军学》杂志,总结教学经验、交流研究成果。这些教材、杂志,对当时解放军作战、训练,以及兄弟院校的教育训练,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全军引起重视,受到欢迎。[15]

(四)教育督导围绕“教学训练中心”展开

为了完成“教学训练中心”的任务,学院各项组织严密合理,紧紧围绕着这一归宿开展工作。

1.组织严密,凸现“教学训练中心”原则。“学院设有训练、军事科学研究、队列、政治、干部、物资保障六大部及秘书、保密、财务三个处。政治部所属各部取消科一级机构,其余各部按业务设处或科。教授会直属于院首长。人员编制数教员从宽,机关从严。学员班起施训受训的枢纽作用,与各教授会联络密切。学员班只设正副主任及文书三人。”[16]学院组织机构基本上实现了横宽纵短、精简统一,单刀直入,专事专办,最大限度地体现“教学训练中心”的原则,对全军院校起到了实验示范作用。

2.统一认识,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军事学院党委、院首长以主要精力抓教学,围绕每一阶段的中心工作提出简明的行动口号,教育全体人员明确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学院成立了以刘伯承院长为主任的学术委员会,经常召开学术报告会,院领导和顾问亲自解答学术问题,统一学术思想。刘伯承院长每周召集教授会,主要研究教学工作、总结教学经验、起草向军委的工作报告(开始每两个月一次,后来每季度一次)。学院建立了首长课业考核制度,领导参加试教、备课制度。要求学院各级领导亲自参加听课、讨论;参加备课和试教;大型科目还要作出讲评;经常组织交流经验等等。学院主要领导和各部、系、教授会领导都要求亲自上台,作示范性讲课,给教员作启发报告。考试由各级领导负责,定期检查教材是否符合训练目的和训练计划、课业的政治思想性和学术水平等等,以帮助教员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授方法;与此同时,通过考核还检查了教员、学员的双边教学效果。凡此种种为教学服务的措施,不一而足,其根本目的就是践行解放军院校教育“教学训练中心”的宗旨。

3.政治工作是完成“教学训练中心”任务的保障。学院一再明确,政治工作就是教学训练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必须以保障教学训练为中心。学院处在革命与建军重大转折时期,部分干部在全国胜利后滋长了和平麻痹、骄傲自满、贪图享受、战斗意志衰退等思想情绪,学院党委据此开展整风运动,实行德行培养,教之以政治,绳之以纪律,教育全体人员同心同德向前看;号召学员放下架子、尊师重道、屁股坐稳、安心学习。针对学员学习的不同阶段,学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预科学习阶段,强调独立思考,勤学苦练;转入正科之后,提出防止急躁情绪,不要想“一锄头挖个金娃娃”;师军战术学习阶段,要求学员戒骄戒躁,防止自满情绪;复习考试阶段,提出“开好花,结好果”。

具体到施训部门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全面深入地了解教学活动并对其进行中肯的评价,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员的积极性和钻研精神。学院要求政工干部经常下课堂旁听教员授课,参加学术研究,参加学员复习考核,及时听取学员的意见,力求较深入地了解教员、译员的学术水平、工作能力、思想情况和工作态度,帮助教员改进工作。由于学院政治工作深入细致,对教学的保障得力,广大教职员工热情高涨,教育工作开展顺利。

4.严格行政管理,注重养成,做好教学保障工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军校教育注重养成,讲究令行禁止。学院认为,军校是培养优秀军人的地方,必须将正规化军队组织纪律的培养提高到与现代化学术的训练并重的高度上来。学院首先是严格贯彻各种条例、条令,成立了队列体育教授会,普遍进行共同条令的训练。学院严格规定:“学员每期受训10—80小时,在职干部每年受训50小时以上,各级领导每年受训24小时。”[17]学院主要领导身体力行,亲自检查早操和内务,领导学员系、班的干部统一队列动作。为了建立健全学院正规化的队列生活秩序,使“教”与“行”有机地结合,学院召集各级会议,研究制定各种规则暂行条例。这些学院制定颁布的规章制度,紧密结合学院教育实践,采用思想教育与法纪制裁相结合的途径,达到了培养学员具有统一集中指挥的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的品质。

物质保障工作在当时的南京军事学院为教学服务的思想非常明确。领导和机关作风深入,经常到教员的办公室、学员的宿舍征求意见,及时改进工作。比如在门诊中实行教员、学员优先,逐步建立了“初复诊预约制”、“电话预约门诊”;教员、学员的被服量体制作,薪金用品发放到个人;教员营具“维修到门”;教材发放采用“领借材料预告单”,直接发放到教员、学员手里;教学用车,优先予以安排。院领导十分关心教员和学员的伙食保障。对此学院实行统一管理,精确计算成本,科学组织就餐,“学员实行包伙”,“机关点菜买饭”。大多数教员、学员的体质明显增进(如“1955年毕业学员体重比入学时增加者占52%,保持平衡者占35.9%”[18])。学院物资保障工作为教学所作出的贡献至今仍然被传为佳话。

尽管这一时期军校教育督导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才刚刚起步,但已经初现成功的端倪。在教育督导的监督指导下,这一时期的军校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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