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注视“流动着的现实”：1873年《作家日记》
陀氏从早期起就喜欢小品文体裁，并发表了几篇小品文。从西伯利亚流放返回彼得堡后，他在小品文《诗歌与散文中的彼得堡之梦》（1861）中表示，他是小品文的爱好者，小品文不单纯是记述“轰动一时的城市新闻”，而且“似乎，可以以自己个人的眼光观照一切，巩固自己个人的思想，说出自己的话语，新的话语”。[1]这种对小品文的爱好渗透于他的小说创作中，而到了1873年，他终于有机会将一年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小品文的写作，以这种更直接的对话形式，同读者亲切交谈了。1873年年初，陀氏作为编辑加入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周刊杂志《公民》（1872—1914），并陆续发表了以《作家日记》为栏目标题的一组小品文，从《老一代的人们》到《现代的一个骗局》共16篇。这些小品文，按其内容，大致上可划分为三组文章来评述。第一组包括回忆录和政论性质的小品。第二组是社会、宗教和伦理问题评论，第三组是文艺批评和短篇小说。根据本书的课题，我们将以观察陀氏文学—哲学观点的发展为重点，来评论这些小品文。
第一组的《老一代的人们》，是一篇回忆与别林斯基交往的文章。尽管陀氏在政论观点上同别林斯基的严重分歧不能不在对这位杰出批评家的描述中留下烙印，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文学肖像的描绘。陀氏比较说，与赫尔岑是内省和沉思的人不同，别林斯基一生都是“忘我的、充满激情的人”。当《穷人》受到激赏时，他急忙要把陀氏引到他的信仰上来；他是热烈的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把理智、科学和现实主义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比所有人都更深刻地理解，光靠理智、科学和现实主义，只能建立起蚂蚁窝，而不是人类可以在其中共存的社会的‘和谐’。他知道，一切的基础——就是道德原则。”[2]别林斯基尊敬乔治·桑、蒲鲁东、费尔巴哈、施特劳斯[3]等人。陀氏认为别林斯基是“整个俄罗斯最性急的人”。[4]有一次，下午三点来钟，陀氏在一所教堂附近遇到别林斯基，原来，他经常来看铁路车站工程的进展，为终于有了一条铁路而感到欣慰。陀氏说，他曾经热烈地接受过别林斯基的学说。后来，在流放途中，他接受了十二月党人妻子赠送的福音书，在服苦役的四年期间都放在他枕头下。陀氏指出，勒南在《耶稣的一生》中，宣告自己并不信仰，但是仍然认为：“基督依旧是人类美的理想，完美无比的典型，它甚至在将来也已经不可能再出现。”[5]按照陀氏的观点，一旦形成的“人类美的理想”是永恒的。自从西伯利亚流放以来，基督美德逐渐成为陀氏审美活动的基础。同时，我们也看到别林斯基是高度评价基督的学说的。他在1847年那封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中说：“他[6]第一个向人们宣告自由、平等和兄弟友谊的学说，并以受苦受难铭刻、确立了自己的学说。”[7]这封信，陀氏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朗诵过的。
另一篇小品《某件私事》澄清几年前因发表幻想性短篇小说《鳄鱼》而被认为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事，并讲述了自己与车氏四次来往的经过。60年代初，陀氏一天早上发现他家门口塞着传单《致青年一代》。当天晚上，他突然想起去找车氏，给他看传单，希望车氏运用其影响制止他们的行动。陀氏感到车氏欢迎他的来访，所以他们之间后来还有过三次来往。陀氏在这篇小品文中还说：“可以非常地尊敬这个人，尽管在见解上同他极端分歧。”[8]他当时所办的杂志《时代》曾刊文正面评价车氏的小说《怎么办?》。
《现代的一个骗局》一篇从《群魔》、涅恰耶夫案件谈起，涉及作者参加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事件。首先，陀氏阐述了他对作为社会现象的涅恰耶夫案件的理解，并涉及小说《群魔》的创作思想。陀氏指出，《群魔》的意图是阐明涅恰耶夫案件在俄罗斯社会中出现的可能性，想提出“在令人惊讶的现代社会中”如何有可能出现涅恰耶夫们和涅恰耶夫分子的问题。然而，报刊《俄罗斯世界》不久前发表文章说，“像涅恰耶夫这样白痴般的狂热分子，只能在游手好闲、没有充分发展和根本就不学习的青年们当中才能为自己找到新的信徒。”[9]陀氏尖锐地提出，在这种说法当中“有矫揉造作的姿态和陈旧的腻烦的谎话”；“虚伪被当作真实，总是具有最危险的形态的”。[10]它否认了事实；因为在当今的欧洲，特别是在俄罗斯，在热心和用功的青年学生当中可以看到“在各式各样的倾向上摇摆不定”。[11]陀氏认为，涅恰耶夫们渴望阴谋和权力的起因多种多样，例如，激情、病态——痛苦地要表现个性，但他们并非白痴。小说中的涅恰耶夫（指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说“我是骗子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在现实中他也可能这么说。“这是很狡猾的骗子们，他们正是研究了人类灵魂、最为经常的是年轻人灵魂的宽宏大量的一面，以便能够操纵它，如同弹奏乐器那样。”[12]
陀氏说，他本人就是老一代的“涅恰耶夫分子”，曾经站在断头台前，被宣判死刑，而同他一起赴刑的都是有教养的人。当然，他们不是涅恰耶夫分子，而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当时，这类人远比被判刑的人多。陀氏认为：“我大概从来也不会成为涅恰耶夫，但我不能保证，不可能成为涅恰耶夫分子，在我年轻的时日里……曾是可能的”。[13]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当中没有任何“怪物”和“骗子”。他们受到“当时理论社会主义思想”（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感染。蒲鲁东的文章在饥饿的工人之间宣传对私有财产继承权的蔑视，后来从这类思想中产生了“政治社会主义”。陀氏描述当时的思潮说：“确实，当时把刚刚产生的社会主义同基督教加以比较”，并且认为社会主义是按世纪和文明的发展对基督教的修正和改进。“所有这些当时的新思想都使在彼得堡的我们非常喜欢，觉得它们是高度神圣和道德的，而主要的是全人类性的，是无一例外的人类未来的法则。”[14]陀氏自己还在1846年就受到别林斯基的影响，得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神圣性。
陀氏接着说，谋杀伊凡诺夫事件之所以发生，无疑是因为凶手涅恰耶夫对那些涅恰耶夫分子说，它是对将来的“共同和伟大的事业”有益的、政治的事业，否则，有若干青年同意参与如此阴沉的犯罪就是不可思议的了。陀氏既痛心而又深刻地概括出这样一种悲剧性的社会现象：“这样，令人恐怖的是，有时根本就不是卑劣的人们，在我们这里却能够做出最肮脏、最卑鄙的行为来!这不仅在我们这里，而且在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是如此，自古以来，在过渡时期，在人们的生活震荡、怀疑与否定、在根本的社会信念中产生怀疑主义和晃荡的时期都会是如此。”陀氏还认为，这就是当时俄罗斯“最病态和最令人忧郁的特征”。[15]由此可见，社会的道德基础的崩溃是陀氏最担心的问题，也是他晚期小说创作的中心主题。在陀氏看来，这问题同家庭问题、家庭教育问题密切相关。他说，当今的俄罗斯知识青年首先受到的是家庭的影响，而那里却充斥着不满、不耐烦和粗鲁，处处可见以借用来的他人的声音进行的厚颜无耻的否定，它取代了真正的教育，“对物质的追求比任何高尚的思想都占据上风”。这样，家庭问题、家庭教育问题也就日益成为陀氏关注的重点。陀氏提出，在当时的俄罗斯非常有影响的欧洲学术导师，“所有这些穆勒们[16]、达尔文们和施特劳斯们有时非常惊讶地看待现代人的道德义务”。[17]在陀氏看来，他们不重视道德义务的重要性，施特劳斯甚至嘲笑基督教。由此，陀氏认为，尽管他们的思想是热爱人类的和辉煌的；“但我觉得无疑的是：如果让这些现代最高的导师拥有完全的可能性去摧毁旧社会并加以重建，——那么将出现如此的黑暗，如此的混乱，如此粗鲁、盲目和非人性的某种东西，以致整个建筑在建成以前就在人类的诅咒声中倒塌。一旦拒绝基督，人类理智会走到令人惊讶的结果。这是公理。”[18]这是陀氏很重要的论断，也是他思想的基石；认为完全抛弃旧的道德基础，不可能完满地建设新社会。
在此篇文章的末尾中说，他们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站在断头台前听死刑判决，丝毫没有感到后悔，几乎所有人都忍受住了等待死亡的可怕的十分钟。在这最后几分钟中，有些人本能地在一瞬间检验起自己年轻的一生，对良心中隐蔽的、沉重的某些事感到后悔，但对被判刑的事，只认为是洗涤自己的苦难。流放也没有摧毁他们，信念支持了他们的精神，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履行了义务。他们之中一些人信念的改变是在很长的时间内逐渐发生的。就他自己来说，是由于同民众的接触，回到民众的土壤上，认识了民众的心灵和精神。陀氏认为他自己的这一过程可能比别人容易，因为他出身于虔诚的基督教徒家庭，从童年初期起就熟悉福音书；十岁时，就知道了卡拉姆津的《俄国国家史》的许多插曲。“每当去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诸大教堂时，都感到在举行对我来说某种庄重的仪式。”[19]
第二组小品文是有关社会、宗教、伦理问题的评论。《环境》一篇是对“环境吞噬论”的独特批判，这里表达的是陀氏一个基本的伦理观点，它体现在他的小说，特别是最后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中。陀氏认为，人们的犯罪固然有环境的腐蚀作用，但不能由此而抹杀个人的责任。他说：“基督教使人负有责任，从而也承认他的自由。关于环境的学说使人依赖于社会体制的每个错误，将人引到完全无个性的地步，引到完全摆脱任何道德上的个人义务、任何独立性的地步，引到所能想象的最为卑鄙龌龊的奴隶状态。”[20]陀氏强调个人应具有道德责任感，而不应当把过失、罪过推诿给环境、社会，这是具有重要伦理学价值的观点。
《罪与罚》的作者十分关心俄罗斯的审判制度。他指出，俄罗斯民众隐蔽的思想之一是认为犯罪是不幸，犯罪的人是不幸的人，这是纯粹俄罗斯的思想。但是，俄罗斯民众并不是否定犯罪，而且认为犯罪的人是有过错的，只不过认为自己也同样有过错。他们认为只要大家都改善，环境也会改善。犯罪的人不应只把自己看作“不幸的人”，而应认识自己的罪，通过苦难洗涤自己。陀氏说，他还在国外时就注视俄罗斯的审判制度，而新近设立的陪审员制中有不少农民，他们由于怜悯往往对犯人过于宽大。例如，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女子由于遭丈夫殴打而上吊身亡；丈夫受审判，被认为值得宽容。这事使陀氏久久难以忘怀。丈夫是残酷的人，几年来经常殴打和虐待妻子，使她几乎发疯。不管她如何叫喊和恳求，他都打她，好像听这叫喊声给他一种享受。妻子很可能拥有一颗挚爱，甚至崇高的心，而小女孩躲在炉子上发抖。这篇小品文引起了社会反响，莫斯科的一些慈善家帮助那可怜的小姑娘进入了手工艺学校学习。[21]陀氏《作家日记》的有些文章，就这样直接地同“流动着的现实”发生了联系。
《弗拉斯》开篇引用涅克拉索夫1855年的同名抒情诗所讲的游历苦行僧弗拉斯的故事：农夫弗拉斯曾经将妻子殴打至死，掩藏过强盗和盗马贼，后来悔悟，成为虔诚的信徒，30年来到处募捐，修建了几所上帝的神殿。陀氏说，他要讲的是另一些弗拉斯们的故事。俄罗斯有一些僧侣——听取忏悔的神父智多识广，据说，有些人具有渗透和掌握人的灵魂的惊人能力。一位年老的僧侣说起一桩20年来一直使他愤慨的人类灵魂的病态表现。有一次，一个农夫，跪行到这位老人跟前忏悔。他年轻时为了逞强，答应做他的伙伴叫他做的任何事。这伙伴教唆他领了圣餐后，把它留着，然后伙伴在地上立了一根竿子，叫他把圣餐放在上面，并开枪射击它。当他用枪瞄准它时，他突然看到前面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因而昏倒过去。从此，他感到自己是无法挽救的、受诅咒的人。据《陀氏全集》的注释，这一故事起源于民间口头传说，而教唆者形象可能是陀氏的创造。[22]
陀氏就这些“弗拉斯们”的奇特故事论述说，从医学方面看，幻觉首先是病态的、稀有的现象，而在极为兴奋但健康的人身上突然产生幻觉是前所未闻的。陀氏从心理方面分析这两个民众典型。“这首先是在一切事物上忘却任何的尺度（而请注意，这几乎总是暂时，过渡的，像是某种着魔的表现）。这是渴望过火的行为，渴望以屏住呼吸的感觉到达深渊，半身垂在它上面，瞧看它的最深处，而——个别的时候，不过也并非罕见——像疯子那样一头栽下去。”[23]这些特征又在于要否定自己心灵中刚刚崇敬过的圣物、理想，因为这些突然又成了难以忍受的负担。急如星火地要显示自己的美好或低劣。在爱情、酒、放纵、自爱、嫉妒这些方面，某些俄罗斯人几乎忘乎所以地豁出去，不惜舍弃一切——家庭、习俗、上帝。某些十分善良的人会突然变成龌龊的胡作非为者和犯人，只要他们被这种自我否定和自我毁坏的旋涡所席卷，这是在某种宿命时刻俄罗斯民众性格的独特表现。然而，当走到极限，走投无路时，那种渴望自我保护、后悔、复活和自我拯救的激情却远比迷误时的冲动更为强烈和严肃，复活的渴望是俄罗斯人要全力以赴去争取的。这是陀氏对当时俄罗斯民众特征的文学性的独特的观察和描述，看来，过分地、片面地强调了俄罗斯民众爱走极端，“忘却任何的尺度”，“渴望越过边缘”等等。民粹派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在1873年第二期的《祖国记事》上著文批评说：在陀氏的解释中，“《弗拉斯》有许多同斯塔甫洛金共同的东西”。[24]笔者觉得，这批评是中肯的。
陀氏还提出十分奇特的观点：“我想，俄罗斯民众最主要、最根本的精神需求是对苦难的需求，这苦难是经常的、难以消除的、处处存在、无所不在的。它似乎自古以来被这种对苦难的渴望所感染。受苦受难的一道细流流过它的整个历史，它不是仅仅由于外部的不幸和灾难引起，而是从民众的内心中涌现。”“俄罗斯民众似乎欣赏自己的苦难。”[25]这是陀氏最有争议的观点之一。陀氏在这里虽然也提到俄罗斯历史上经受的不幸与灾难的因素，但把苦难看做俄罗斯民众的精神需求，这颇为费解，由此陀氏也经常被认为过分渲染了苦难。弗兰克在评论陀氏这段话时提出了颇有见识的看法：“无论人们对这样的概括会怎样想——尼采和弗洛伊德会认为它既是对俄罗斯民众的贬低，同样地又是对它的崇高化——，完全清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提及的‘苦难’与物质上的艰难、物质生活上被剥夺，或施虐受虐狂的实验无关。俄罗斯民众归诸于的‘喜爱苦难’，意味着伦理上和精神财富上的赎救的愿望，通过它在最后将超越现在的罪恶。”[26]
陀氏又说：“据说，俄罗斯民众不大了解福音书，不知道信仰的基本原则。当然如此，但它知道基督，历来把他怀抱在自己心中”，具有对基督的热忱和真正的观念。这一观念代代相传，融入人们的心灵里。“也许，俄罗斯民众唯一的爱是基督，并且按自己的方式，即直到感受苦难地爱他的形象。”[27]他们以正教徒的称呼为最大的骄傲。这篇小品文最后说，自从农奴制改革以来，酗酒、喝醉的母亲和儿童、抢劫、犬儒主义、贫困、无耻和无信仰的状态一发不可收拾。但想起《弗拉斯》，得到一种安慰，因为弗拉斯会醒悟，开始从事上帝的事业。《弗拉斯》一篇表达了陀氏是如何理解俄罗斯民众的宗教信仰的。
《幻想与梦想》是陀氏少有的谈及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他说，俄罗斯不论工厂还是铁路建设都远远落后于西欧强国。要赶上它们，关键是科学与人材；为此都需要资本，而俄国资本的一半都喝酒喝掉了。俄罗斯民众的溃疡在于酗酒，“母亲们喝酒，孩子们喝酒，教堂里空旷无人，父亲们当强盗”。[28]陀氏解释造成此况的原因说：农奴制改革后，没有经验的农民走上独自作主的道路，而他们所遇到的是上层社会的摇摆不定，更主要的是知识分子几个世纪来的脱离民众，加上廉价货和进行盘剥的商人。结果，民众玩乐起来，喝起酒来，这逐渐成为习惯。当时俄罗斯每百个，甚至几十个居民当中就有一家小酒店，其后果是堕落、抢劫、殴打、家庭的瓦解等等，民众进一步陷入被奴役的地位。而如果民众不觉醒，未来的图画将是“渺小、卑鄙、极堕落的资产者们和受他们奴役的无数贫穷的奴隶们的出现”。但陀氏表示相信“巨人”般的俄罗斯民众能找到保护自己的力量，同时呼吁“所有我们进步的理智，我们的文学家，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我们的僧侣们”等等都来支持民众。[29]此篇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出现的社会弊病和前景做了独特描述，并从作者的“土壤派学说”出发，强调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的重要性。
《几幅小景》是对彼得堡街头生活的素描。陀氏自40年代开始创作以来，在其作品中常有这类素描。此篇从彼得堡涅瓦大街的车水马龙、行路的危险写起，幽默地说摆脱这种危险也会给人以一种满足感。有些房屋在进行改建，更多的是将旧门面改造为讲究排场的新门面。彼得堡建筑的特征在于缺乏独特性，它包括各国各时期流行的建筑样式，是逐步地借用来，并且走了样的；在这些建筑物中，可以像阅读书籍那样，读到从欧洲涌来、俘虏过俄罗斯的各种思想的冲积物。这一描述表现出，陀氏看待事物总是要联系产生它的思想来观察。陀氏接着说，彼得堡令人忧郁的并不是每到星期日、假日蜂拥在街头的喝醉了的工人及其无所顾忌的下流话。因为作者新近发现在彼得堡的节假日不喝酒的农夫、小市民、工人比自己想象的多。他们经常带着小孩子出来散步。当作者看到一个表情忧郁，甚至恶狠狠、年纪约30的工人带着两岁多的男孩走过时，想同那孩子点头、微笑，但他却皱起眉头，更紧地抱住他父亲的脖子。在这里，如同在早期短篇小说《白夜》那样，陀氏对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感到很遗憾。作者又说：“我在街上徘徊时，喜欢观察某些完全陌生的行人，研究他们的脸孔，并猜测他们是谁，生活得怎样，做什么工作，此时此刻使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什么。”[30]作者以他艺术家的想象力猜想：刚才见到的那工人准是不久前妻子死于肺病，在他上班时大概把孩子留给住在地下室的老太太看管，而此时正带着孩子到亲戚家拜访，他们会受款待，但不会十分欢乐，而会忧郁、有礼貌地离开那里。想到这里，作者明白了这就是节假日的彼得堡使人忧郁的原因。此景此情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普通工人的同情。作者感叹道：傍晚到街上来玩的孩子更多，而他们是多么枯瘦，脸色苍白，阴沉，脚步摇晃，不过，衣着整齐。孩子是花朵，他们需要阳光、空气和新鲜的食品，然而他们却只有令人窒闷的地下室、不鲜的食品、蟑螂和臭虫，走到院子里来，也只有灰尘、砖头和石灰。在这里，陀氏再次表达了他毕生的创作中所关注的儿童命运的主题。此时，陀氏看到在一个院子门口坐着一群母亲，一面聊天，一面看着在那里玩耍的孩子；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突然摔了一跤而哭了起来。陀氏赶紧把她扶起，她虽然好奇地看了看陀氏，却惊慌地奔向赶来的母亲身边。陀氏走到那母亲跟前，想同她认识认识，却只得到冰冷的答语。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鸿沟确实很大。
在《几幅小景》中，处处可以看到作者对很普通、很平常的彼得堡街头生活的思考；可以说，这种对最普通的事物的思考和对最极端的事物的比较思考，构成陀氏艺术思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然而，对这篇小品文，莫斯科《回声报》却刊文进行抨击，认为它只写琐事，描写民众讲下流话，以赢得莫斯科市场商人的喝彩。陀氏写了另一篇小品文《致教师》，进行答辩。陀氏认为彼得堡做粗活的民众的节假日生活、他们可怜和病弱的孩子，作为小品文的素材绰绰有余，要责备只能责备他挖掘得不深。至于它得到莫斯科商人喝彩，他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不像写批评的莫斯科教师那样轻蔑他们。民众讲下流话，是由于酗酒，由于养成的坏习惯，然而民众是纯洁的，不像我们社会那些审美的、智力发达的阶层那样堕落，爱讲轻佻的下流话。这是一段充分反映陀氏写作立场的话语。
《关于撒谎的几件事》以幽默、讽刺的笔调描绘了俄罗斯人爱撒谎的情形。在这里，陀氏加以讽刺的俄罗斯人，指的是自由主义和“无神论”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陀氏说，他现在相信俄罗斯人普遍在撒谎，甚至完全诚实的人也会撒谎。为了在听众中引起审美印象和欢快感，可以把一小时里马车载他走过的里数夸大20倍；有时把对方给他讲过的趣闻轶事当做自己的故事讲给对方听。这些俄罗斯人之撒谎是完全无意识的。彼此之间微妙的撒谎几乎就是所有俄罗斯集会、晚会、俱乐部和学会等等的首要条件。陀氏把撒谎和讲真实、尊重真理做为对立的品质严肃地提了出来。他说，俄罗斯人常常认为真理太枯燥，缺乏诗意，太平凡，从而总是避开它，结果，真理成了俄罗斯社会中“最不平凡和最罕见的东西之一”。陀氏从哲理上深刻地论述说：“这样，在我们这里就完全丧失了公理，这公理就是：真理比世上一切事物都更有诗意，特别是当它处在最纯粹的形态的时候；不仅如此，它甚至比人类的随和的理智所能撒谎和提供给自己的一切都更是幻想性的。在俄罗斯，真理几乎总是具有完全是幻想的性质。实际上，人们终于弄成这样，人的智慧向自己大肆胡诌和撒谎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令人愉快得多，而这在世上毫无例外。真理就是摆在人们面前一百年，摆在桌上，而他们不选择它，却追赶臆想的东西，正是因为认为真理是幻想性的、乌托邦的东西。”[31]这是一段含有深刻哲理的话，人们往往生活在真理和谎言混杂之中。
陀氏还分析了一种特殊而又常见的撒谎现象：丝毫不理解某个问题的内涵，就要去解决它。他说：在俄罗斯的铁路上要旅行得愉快，就得善于让别人撒谎而尽量去相信他。作者举例说，不久前他在列车上听到一个工程师模样的人主张取消修道院，却对修道院连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他频繁地提到数学和自然科学，要以它们为根据，主张彻底的无神论，却从不引用具体的实例，最后以要教育自己孩子成为诚实的人结束了演讲，演讲受到车厢里许多人的欢迎。然而，或许，过了一阵子，某个朋友会问他：“你引用了自然科学和数学——你比所有人都明白，你早已忘记了在你的专业学校所学的那点贫乏的数学，在那里所知的东西本来就不牢靠，而对自然科学从来连一点概念也没有。”“你明明了解，你只不过撒了谎，然而你却迄今仍为自己而骄傲；你不觉得这可耻吗?”[32]陀氏接着说道：对这种昧良心的人，人们已习以为常，但这却是令人为民族的前途担忧的现象。这是果戈理早在40年前就在《涅瓦大街》中描绘的皮罗戈夫中尉那类典型。二百年来抛弃性格的独立自主，蔑视自己俄罗斯的面孔，使俄罗斯的良心走到这种不着边际的地步。
在这篇小品文中，陀氏深刻地论述了撒谎与讲真话、求真理的问题，这使我们联想到陀氏小说美学的一些基本特征。我们在第五章中已指出，陀氏认为艺术是帮助人们对他们的理想的寻求的。这样，小说自然就要求讲真话，不能撒谎。小说中的真话首先意味着作者心中的真心话，说出自己的意见，例如，陀氏在构思《无神论》时写给索尼娅的信说，他在这部作品中很想实现“在某些事情上说出自己意见的愿望”。[33]小说中的真话也意味着作者对所描写的事物的真正知识，尽管小说同时又是作者高度艺术想象的产物。小说家不能像上述列车上的工程师那样，以贫乏的知识论断重要的课题。陀氏小说的写作过程所以那样艰难，就在于反复研究和思考所写人物和环境的真实性，或是真实可能性，而这是需要很多知识的。所以，在《群魔》的构思中想引进季洪·扎顿斯基这位圣者—僧侣形象时，陀氏在给卡特科夫的信中才会这样说道：“我很担心：从来没有尝试过；但我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事情。”[34]其次，撒谎和讲真话这一很普通的区分，在陀氏小说里也构成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美学标准。在《群魔》中，尽管许多读者并不会赞同沙托夫或基里洛夫的理念，但想必会由于他们说话的真诚而产生一些同情。与之相反，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由于其阴谋、撒谎，而引起读者普遍的厌恶。同时，小说在撒谎问题上挖掘得很深入、很微妙。例如，在小说的结尾处，病中的斯捷潘对女旅伴索菲娅说道：“我的朋友!我在整个一生中都撒了谎。甚至在讲真理的时候。我从来也没有为真理说过话，而只为自己说话，我以前就知道这点，但只是到了现在才看到……”快到人生的终点时，斯捷潘才认识到不为真理说话，等于撒谎。斯塔甫洛金终于自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已经永远失去了真诚。
第三组文章包括文艺评论和创作。《关于绘画展览会》是陀氏继1861年的《……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之后的一篇重要文艺评论。1873年3月，彼得堡为准备参展维也纳世界展览会的绘画和雕刻作品举办了预展。陀氏这篇评论既涉及其中某些作品，同时又深刻地论述了一般文艺美学问题。陀氏高度评价70年代初在俄罗斯兴起的“巡回展览派”绘画的卓越艺术成就，特别是其民族特色。他指出，佩罗夫的《在途中休息的猎人们》具有俄罗斯民族的体裁特色；在画面上，“一个人热烈地和得意地在撒谎，另一个人倾听着，并竭尽全力相信他，而第三个人什么也不相信，在那里半躺着，并笑着……多么美妙啊!”“瞧，我们几乎可以听到和知道他在讲什么，知道他的谎话的全部曲折，他的话语体裁，他的感情。”[35]陀氏以很生动的语言和深入的观赏能力叙述这幅画，使读者如同亲眼目睹。佩罗夫正是前不久为陀氏画了那幅著名的肖像画的画家。
陀氏继1861年的文论后，再次阐述文艺中的倾向问题，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他说：“我非常害怕‘倾向’，如果它掌握了年轻艺术家，特别是在他的艺术生涯刚开始的时候；而您以为我这是为什么那么害怕的呢：这是因为这样就达不到倾向的目的。”[36]据《陀氏全集》的介绍，陀氏在这篇文章中主要的是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观点展开了争论。[37]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陀氏十分强调表达内心的话语、内心中涌现的形象。他说：“为了迎合社会的压力，年轻诗人压制自己以个人独特的形象来表达的自然需求，害怕被指责为‘游手好闲的好奇心’，而压制和抹掉从他的心中涌现的形象，抛弃这些形象，使其得不到发展和关注，而从自己身上病态、痉挛地抽出能够满足社会的、制服式的、自由主义和社会的见解的主题。然而，这是多么可怕地简单化的和天真的错误，多么粗鲁的错误!”陀氏推崇这样的“黄金规则”：“说出来的话是银，没有说出的是金。”[38]他为许多很有才华、很有前途的艺术家为倾向性所吞噬，以致作品总是穿着某种制服而感到遗憾。
陀氏虽然高度评价了涅克拉索夫描写苦难的诗篇，但认为长诗《俄罗斯妇女》结尾不够真实：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到西伯利亚矿井里见到自己丈夫时，首先吻他的脚镣而不是吻丈夫。陀氏认为，她们是会首先吻他们丈夫的。如此，陀氏的文艺批评一般都首先关注描写的内容问题。陀氏还说，当他在报刊上读到关于列宾（1844—1930）的《纤夫》的报道时，感到害怕，因为这是最能表达上层社会对民众欠债的体裁。但当他看到这幅画时，十分高兴。它描绘的是真正的纤夫，走在前面的两个人几乎是在笑，而不是哭，不是在想着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其将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渗透于画面，不如真实地表现这些无依无靠者，如此才能使人们不能不爱他们，想到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义务。
陀氏的这篇文论还表达了对艺术中现实与理想关系的独到见解。列宾的绘画艺术鼓舞了陀氏。他说：“我们的体裁走在美好道路上，而且拥有有才华的人，只是它（指体裁）还缺少某个东西，以便变得更丰富或更广阔。”[39]陀氏将体裁理解为“描写现代的、流动着的现实的艺术”[40]，认为俄罗斯文艺的现代体裁“走在美好道路上”，而所缺的东西就是理想和幻想。他说，“狄更斯就是体裁”（这就是说，狄更斯是写现代体裁小说的），但他创作了《匹克威克外传》、《奧立佛·屈斯特》和《老古玩店》中的《爷爷和孙女》；而我们的体裁还远远落在后面。陀氏探讨其原因说：他在与一些俄罗斯艺术家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像害怕不洁的力量那样怕理想的东西，而这是不公正的偏见。“我们的艺术家需要有更多的勇气，更多的思想独立性，或许还需要有更多的教养。”“人们说：‘应当按现实的本来面貌来描写现实’，然而这样的现实根本不存在，从来也没有在这世界上存在过，因为人是难以把握事物的本质的，人是按照自然在他的思想中的反映、通过他的感情来接受自然的；因而应当给思想以更宽敞的通道，不担心理想的东西。”为什么肖像画家要让他的客人坐下来，将他仔细端详一番呢?“这是因为他[41]从实践中懂得，人不总是与自己相似的，因而要寻找‘人面部特征的主要思想’，寻找主体最像自己的那一时刻。”[42]陀氏由此强调：“理想同样也是现实，如同流动着的现实一样，是合法的现实。”[43]他还赞扬布隆尼科夫（1827—1902）的画《毕达哥拉斯派颂》，认为这类几乎幻想性的主题，对艺术和人来说，同“流动着的现实”一样的现实和必需。
接着，陀氏论述了什么是体裁的本质。他说：“体裁就是描写现代的、流动着的现实的艺术；艺术家个人对这现实感受颇多并亲眼看到了它，这与，例如，历史的现实相反，这现实是不能亲眼看到的，从而不是在流动中，而是在已经完结的形态中被描写。”当然，狄更斯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匹克威克，而只是从他所观察的多种多样的现实中发现了他，创造了这个人物，“把他作为自己观察的结果描绘出来”。“这样，这个人物，如同现实的存在那样，确实是现实的，虽然狄更斯只是选取了现实的理想”。陀氏在这里精细地阐明了塑造人物形象的机制，人物形象是在流动着的现实中被作者所感受到、把握到的，这种感受和把握可以说就成为了作者的思想或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作甚至也可以说是在写思想和理想。陀氏还认为艺术中的“历史现实”是个很艰难的艺术课题。他说：任何心理学家都会告诉您，如果您想象过去的事件，特别是早已过去的、已结束的事件，“那么，事件必定呈现为它的完结了的形态，即增添了它随后的所有发展，这些发展是艺术家竭力在其中想象人物或事件的那一历史时刻里还没有发生的”。“因此历史事件的实质不可能在艺术家那里丝毫不差地按它在现实中或许发生过的那样呈现出来。”[44]陀氏具有十分深刻的时间概念。他在这里提出，现代人观察历史事件，不可能在其绝对完结了的形态中去把握，因为它们是同后来的事件相联结的；而这些必定在现代人头脑中有所反映。陀氏具有历史与现代紧密相联结的哲理思想，这就使他描写现代“流动着的现实”的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厚度。
在这组小品文中，有两篇评论俄罗斯小说家列斯科夫的文章。《“惊慌失措的样子”》评述这位小说家的中篇小说《被盖上封印的天使》（1873）。陀氏介绍小说内容说：在某个大城市有一群分裂派教徒，是建筑工人，住在工棚里，组成劳动组合。他们有自己的小教堂，堂内奉有还在17世纪尼康宗教改革以前就祝圣了的许多古老圣像。有个有点地位的官吏想从劳动组合索取赃款，要求他们为每幅圣像交一百卢布赎金。工人们无法支付，圣像被拿走，并被扔在某个地窖里。“但是其中有一幅天使圣像，古老的并被劳动组合特别敬重、被认为能显灵的圣像。”那官吏却故意在这幅圣像脸上盖上公家封印。那个地方的高级僧侣看到它，说“惊慌失措的样子”，并做出安排，把它挂在大教堂的窗户上。有个承包建桥工程的英国人，想帮助这些分裂派教徒弄回这幅圣像。陀氏说，分裂派教徒同英国人关于圣像绘画艺术的谈话是整部小说中最精彩的地方。我们在小说中读到：他们告诉英国人不用担心圣像已受损，因为这圣像画用的“斯特罗加诺夫或科斯特罗马干性油是那样煮熬的，以致不怕火的烙印”，焦油也渗透不进。陀氏的评论文接着说，英国人在帮助他们偷走圣像时，以新的、没有受过祝圣的圣像更换，只是把封印打在纸上贴在新的圣像脸上。当要拿到工人们那里时，那张贴上的纸在路上掉了；他们看到的是没有盖上封印的圣像，便以为这是在正教教堂里发生的奇迹，结果五十来个分裂派信徒都改信了正教。
陀氏的批评一般都是针对内容的，他提出这个中篇小说给人以病态的印象，使人对其真实性产生某些怀疑。他说：这幅圣像是古老的、受到祝圣的；难道那个高级僧侣没有权力站出来保护圣物，而只能感叹地说“惊慌失措的样子”吗?陀氏看到那高级僧侣是小说中关键的人物，因而对如此处理提出了批评。陀氏就整部小说描述的事件说，“在对民众来说是神圣的一切事物中侮辱其感情，这是可怕的暴行和极端地丧失人性”。[45]
不久，列斯科夫以假署名卡斯托尔斯基在《俄罗斯世界》上发表文章，抨击《公民》刊载的涅多林的中篇小说《教堂执事》以及担任该杂志编辑的陀氏。《化装的人》便是陀氏对列斯科夫文章的回答。陀氏直接引用《俄罗斯世界》上的文章：《教堂执事》的情节不真实，小说描写了一个歌声嘹亮的教堂执事，因为经常挨妻子毒打而进了修道院，献身给上帝；难道是不知道，修道院是不可能接纳有妻室的人的吗?而陀氏不久前宣称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并相信奇迹；难道他认为这件事是奇迹吗?对此，陀氏回答说：“我从来，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就自己个人宣称过任何有关我相信奇迹的事。”[46]陀氏说，《教堂执事》写的是真实事件；而“这部长诗是例外的，几乎是幻想性的”。在这里，陀氏叙述了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同幻想性的相互关系：“真实的事件，连同其一切偶然的例外加以描绘，几乎总是在其自身上带有幻想性的、几乎难以置信的特征。”例如，几个月前，一个著名修道院的愚蠢而邪恶的僧侣在学校里将一名十岁的男孩殴打致死。这确实是例外的事，然而却似乎是完全真实的。陀氏接着分析说：“如果有谁去描写它——人们立即会叫喊说，这是难以置信的，例外的，描写带有蓄意的意图，——而如果仅从描写我们修道院的日常生活的真实性的观点来判断，——那么他们是对的。”“但是对于长诗的叙述者，对于诗人来说，除了日常生活方面以外，也还可以有其他的课题；有一般的、永恒的课题，而人的灵魂和性格的深处似乎是永远深不可测的。”[47]陀氏还指出，有妻室的人住进修道院（但不是当僧侣），并不是个别的事。
其次，陀氏说，他从署假名的文章的文体分析中，看出了它是谁的手笔。在这里，陀氏批评了所谓“典型家—艺术家”，这类艺术家一生都带着铅笔和笔记本到处走动，搜集和记录许许多多典型的词语。当开始写小说，写到商人或神职人员，作者就从笔记本中给他们选出典型的词语来。由于这些词语是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所以引起读者的欢笑和赞扬，似乎很真实，其实比谎话更坏，因为小说中的商人或士兵是用“香精”讲话的，也就是说商人或士兵在自然状态中是不这样讲话的。“所推出的典型有如按书本说话。”[48]由此，陀氏说：“然而，我仍然要说出自己的看法：只有才华横溢的作家或已是非常有力的天才能猜出现代典型并及时地将它提出；而平凡者只是跟从其脚后跟，或多或少奴隶般地按准备好了的模型来写作。”[49]
陀氏和列斯科夫都是涉及宗教主题的小说家，但是从陀氏以上两篇评论看来，他在文艺观上与列斯科夫的“社会习俗的现实主义”[50]有许多分歧。另一方面，列斯科夫认为陀氏在宗教书籍方面的知识不深；他在1883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评论陀氏：“这位热情地喜爱涉及信仰问题的、最有才华的人，在相当程度上欠缺宗教书籍方面的博学，他是在他生活的相当晚的时期才开始接触这些书籍的，而且按他沸腾的同情激情，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仔细和不带偏见地研究它所需的平静”，而《陀氏全集》认为，列斯科夫这一观点是有偏见的。[51]
《关于一部新剧本》是对《公民》上部分刊登的吉申斯基的民间戏剧《干杯——看不到好处》的评论。这部剧本描写农奴制改革后“工厂村庄”中的道德败坏现象。某女工竟然用安眠药使其女友睡去后遭到商人的强暴，而这女友的未婚夫经村社集会的决定替富有农家之子去当兵。陀氏指出，这悲剧反映了改革后经济和伦理的极大动荡。“原先的世界，原先的秩序——虽然很坏，但仍然是个秩序，一去不复返。”[52]而奇怪的是旧秩序的阴暗伦理层面，诸如利己主义、厚颜无耻、奴性，却没有随着消失，反而加强；另一方面，原先生活中好的伦理层面几乎没有留存下来。在这动荡的过渡期，民众诉诸伏特加酒，被它俘虏，受它毒害，从过去的奴隶状态走出来，却陷入了新的奴隶状态。家庭开始瓦解，几乎人人酗酒，装饰打扮被认为胜过诚实。村社集会也在瓦解，不再主持正义，因为它往往为富有的恶霸所把持。同时，陀氏认为，剧本对伊凡这个正面的青年形象用力不够，并且提出了这样的审美观点：“应当以自己的艺术观点果敢地阐明他”。“真正的艺术家无论如何不能停留在同他所描写的人物同等的水平上，只满足于人物的现实的真实：真实不能直接成为印象。”[53]
《豆子》是一篇很有独特性的幻想性短篇小说。它采取“一个人物的札记”形式，札记作者由于自己的肖像画被认为画出了近乎狂人的脸而感到不悦。当他出去散心时碰到了一个远亲的送葬队伍，他也一起去送葬，随后他也不知为什么留在墓地，思考起来，并躺在一座石板墓上睡着，听到了前后从墓穴里传来的十几个死人的交谈。小说的主要部分就是描写这些死人的对话，使小说具有极强的幻想性。但是，陀氏的幻想性作品一般都具有现实性基础：死人的对话是札记作者在昏睡的状态下听到的。有趣的是，陀氏以一件有关自己肖像画的事为基础，联想起这个短篇小说的札记作者形象。当时，《呼声报》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提到佩罗夫给陀氏画的肖像：“这是被严重的病所折磨的人的肖像。”[54]小说《豆子》的开头说：“我不委曲，我是胆怯的人；然而，竟然把我也当成狂人。画家偶然地描下了我的肖像，他说：‘你毕竟是个文学家。’我容许了，他拿去展览。”结果，“我读到：‘去看看这病态的、接近于狂人的脸孔吧。’”这里指的是札记作者读到有关他的画像的报道。这样，小说以作者本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件事为契机，引出了一篇幻想性故事。札记作者在墓地上觉得：“朋友说得对。在我身上正在发生某种奇特的事。性格在改变，头也疼起来。我开始看见和听见某些奇怪的事。好像并不是声音，而是似乎有人在身边说：‘豆子，豆子，豆子!’”小说仔细地使幻想性故事与现实生活交接起来。
在这种神经似乎有些不正常的情况下，札记作者听到了“低沉的声音，好像嘴巴被用枕头捂住似的”。在这死人的世界里，将军还是那么傲慢，放荡，要同讨好他的七等文官列别佳特尼科夫玩纸牌；贵妇人阿芙多季娅还是那么爱发脾气、挑剔和色情。某个五等文官要同将军商量如何在那里建立小型委员会；而用法语被称为“老爷子”的70岁老人，竟然因放荡而亏空了应当用于救济寡妇和孤儿的公款40万卢布。列别佳特尼科夫讲起，有个土生土长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叫柏拉图·尼古拉耶维奇，也埋藏在这里，他曾说过，人死后由于惯性的作用，有两三个月时间，生命的残余还留存在意识里，有时长达半年。这时，浪荡公子克利涅维奇男爵提议，在这两个月里大家要过得尽可能快乐些，不要害羞；这得到了许多声音的同意。他又接着说：“在大地上生活而不撒谎，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和撒谎是同义词；而在这里我们为了开玩笑将不撒谎。”“我们大家都来公开地讲我们的故事，而不要为任何事情害羞。”“所有在那里在上面的一切都被腐朽的绳子捆绑着。绳子见鬼去吧，我们将在最无耻的真实中渡过这两个月!要赤身裸体，要赤身裸体!”随后是一阵叫喊声，似乎要出现一场死者的狂欢乱舞，然而由于札记作者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死人们一下子沉默不语。札记作者分析道：“我不由地推论说，在他们那里毕竟应当有凡人所不知的某种秘密，而他们向所有凡人仔细地掩盖它。”
短篇小说《豆子》是对俄罗斯上层社会腐朽、堕落的极为锐利、泼辣的讽刺，札记作者所在的地方是墓地第三排，有许多高等文官被葬在那里。小说以幻想的形式描绘出这些官僚、贵族把怎样的灵魂带进他们死后的“世界”，不仅如此，他们还感到在世时还不够无耻和放荡，想要在另一个世界里补回。同时，小说也涉及对人的生与死问题的思考。可以说，小说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人人应当努力保持纯洁的灵魂，而不要把丑陋的灵魂带进坆墓里去。巴赫金指出，《豆子》“几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古典的梅尼普体”，他对这体裁的运用“具有惊人深刻的完整性”。[55]梅尼普体是指古希腊哲学家梅尼普（又译，迈尼普斯，创作于公元前3世纪）的既庄严又诙谐的讽刺体裁，其作品已散佚，但这一体裁被称为梅尼普体，为后人，如古希腊讽刺作家卢奇安（约120—约190）等人所继承。[56]巴赫金认为“狂欢化渗透于梅尼普体的深刻的哲理对话的核心”，这一体裁的特点是“赤裸裸地提出生与死的问题和极其包罗万象”，拉伯雷、塞万提斯、伏尔泰和霍夫曼等人的作品中也具有这一体裁的特色。[57]
陀氏对办杂志有癖好，一旦接手《公民》周刊，他就全力投入，除了写作上述小品文外，还花许多时间修改他人的文章和作品，就是杂志发行人梅谢尔斯基的文章也经常经陀氏修改。此外，陀氏还要管理周刊的财务。凡此种种，把陀氏弄得疲惫不堪，常生病，经济上也拮据；又因梅谢尔斯基公爵未经宫廷允许，在杂志上刊登有关吉尔吉斯代表团访彼得堡的文章而蹲过两天拘留所。陀氏于1874年4月中旬因健康原因辞去《公民》编辑职务。在他主持周刊期间，结识了保守派政论家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并刊载了他的九篇未署真名的国外通讯。1873年7月，后者从英国回来时告诉陀氏说：皇位继承人（即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是陀氏的敬仰者，曾向他推荐了《罪与罚》。这时期的《公民》还刊载过A.迈科夫的诗篇和悼念诗人丘特切夫逝世的文章。此时期，陀氏分到了他姑妈的一笔数目不大的遗产。他还经常记下社会生活中的异常事件，如遭受未婚夫侮辱的姑娘在舞会上自杀、少年犯罪等等，为1874年2月开始构思的小说《少年》做准备。在接办《公民》之初，陀氏于1873年1月接到后来成为俄罗斯著名哲学家的B.索洛维约夫的信及其学位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这可能是他们结交的开端。
【注释】
[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9卷，第67—68页。
[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10页。
[3]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神学家，《耶稣传》作者。
[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12页。
[5]同上书，第11页。
[6]指耶稣基督。
[7]《别林斯基哲学选集》（二卷本），第2卷，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8年，第515页。
[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29页。
[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125页。
[10]同上书，第126页。
[11]同上书，第128页。(www.xing528.com)
[12]同上书，第129页。
[13]同上书，第129页。
[1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130页。
[15]同上书，第131页。
[16]穆勒（1806—1873），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
[1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132页。
[1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133页。
[19]同上书，第134页。
[20]同上书，第16页。
[21]《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2卷，第348页。
[2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397—398页。
[23]同上书，第35页。
[24]同上书，第399页。
[2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36页。
[26]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5卷，2002年，第107页。
[2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38页。
[28]同上书，第94页。
[2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95页。
[30]同上书，第111页。
[3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119页。
[32]同上书，第123—124页。
[3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24页。
[34]同上书，第142页。
[3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71—72页。
[36]同上书，第72页。
[37]同上书，第422页。
[38]同上书，第73页。
[3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75页。
[40]同上书，第76页。
[41]指肖像画家。
[4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75页。
[43]同上书，第75—76页。
[44]同上书，第76页。
[4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56页。
[4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87页。
[47]同上书，第82页。
[4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88页。
[49]同上书，第89页。
[50]同上书，第431页。
[51]同上书，第432页。
[52]同上书，第96页。
[5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97页。
[54]同上书，第402页。
[55]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63—164页。
[5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77页。
[5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54、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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