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炎帝陵庙皇城遗址的疑问与探索

帝陵里建庙？

大型炎帝神农陵庙皇城遗址已经无可争议，却为何又有五谷庙之说？且不仅本村村民人人呼之为“五谷庙”，附近村民也如是说，却又没有任何标志与碑刻记载，这座陵庙从前看到后，几乎找不出任何与五谷庙有关的印记。

同时，守陵户后裔仅为少数，大量村民又为何能进入陵庙区域定居，他们是如何突破陵庙阴宅的无形门坎，敢于人神共居、人鬼共居呢？是什么力量推动农民跨出最需要勇气的这一步呢？

村民的五谷庙传说却也言之凿凿，每逢农历四月初八炎帝神农氏诞生日，这里“四月八，神农活，炎帝子孙都记得，祖先种地都靠他”。因此，四月初八就成为五谷神庙的庙会日。届时，炎帝神农氏祭祀按时举行，这里就成为当地最大的集市。附近乡民都来这里烧香祈祷、祭拜炎帝神农氏祖先，或求吉祥、或祷甘雨、或祈丰收，络绎不绝。久之，渐成一种长期沿袭的民间风俗。

庙会，这一古老的聚会形式，最初是由远古炎帝神农时代的“社会”发展而来，又常常与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一词在商周时期已经普遍使用，25户为一“社”，社人聚会而为“社会”。

这个当地享有盛誉的庙会，二十世纪逐渐衰落。但为何村民热情讲述，却找不出一点历史印记呢？

与炎帝陵碑亭相接的东厢房，土地改革时划属张文秀所有。西厢房没有归属，里面空无一物，也没有一点其他物件可资参考。后来存放庙里的残碑石刻。

当笔者问到正殿门前躺着的几块不久前刚收集回来的残碑时，张文秀指着其中一块石碑上的落款“住持春喜”，告知“这是我爷爷”。惊异之余细看碑文。

这是民国三十年之《重修炎帝庙名神殿禅房并补修桥梁扩大舞楼新绘已竣及细说款项来源》碑，碑文有“换马岭炎帝陵种种遗迹昭昭可考……换马岭炎帝庙为上庙，有炎帝冢在焉，后人建五谷庙于此……城东是为下庙。在下庙未创建前，县官朔望行香春秋祭祀大典必须亲诣换马岭五谷庙炎帝陵□□□□不敢废弛……住持春喜”。

碑文信息的关键，莫过“后人建五谷庙于此”。那么“此”是哪里呢？张文秀明确告知碑在本村找到，属早年从五谷庙买走建房使用。这就排除了外村的可能。但本村另有五谷庙吗？还是即此庙呢？碑文“换马岭五谷庙炎帝陵”似乎已经告知，“炎帝陵”在“五谷庙”内。那么碑题《重修炎帝庙名神殿禅房……》，为何又称炎帝庙呢？

反复断句后认定，应为“重修—炎帝庙名（名称之门额）”和“神殿禅房”等，那么“后人建五谷庙于此”即说明炎帝庙早已更换名称，从“重修”可知，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修缮门额，当时改名五谷庙的时间绝不在几十年以内。

根据收集的明代崇祯四年《重修炎帝庙太子殿碑记》记载“换马东南有炎帝庙古址”。另一通明代天启七年《重修三嵕殿碑记》记载：“神农炎帝庙内西北原系庄里村善人修盖三嵕神空殿三间……”；两通碑刻制时间仅相差4年，碑文记载择选阴阳的先生都是王宗教。可见到了明代末期，这里依旧还是神农炎帝庙，改为五谷庙只能在其后。而且刚重修了正殿的东、西两座角殿，并无改庙名之举。而崇祯年号共17年，在此之后13年就改朝换代，这13年内政局飘摇，改变庙的名称之可能性不大。因此，极有可能是进入清代以后改的五谷庙名称。刚收集回来的这些石碑，居然有可能成为打开五谷庙历史之门的钥匙。

1941年是抗日战争时期，距今相去未远。张文秀老先生这时依稀想起，当时在钟鼓楼之间有山门，中门门额就是“五谷庙”。平日乡民从两个边门进出，只有县令以上的官员前来，方打开中门迎送。

另一块躺在地下的《重修西陪房碑记》，则直接描绘了每逢四月初八炎帝庙会，五谷庙“民商云集”。“云集”二字，极为传神，那么，村民传说当年“走扬州、下汉口，不如五谷庙里当社首”就应是名不虚传了。(https://www.xing528.com)

此碑文的一个关键内容，是“西陪房”的名称。按照一般大型宫殿庙宇特别是宋代《营造法式》的规范，正殿两边的建筑应该是配殿，即东配殿、西配殿。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如此高的规格，如此巨大的规模，一定应该有两厢的配殿，为何却称作“西陪房”呢？

看现在的“西陪房”，即便使劲往高里说，也无论如何不能称作“配殿”，只能是个陪房。再看咸丰八年的那篇碑文，“……无奈历年久而西陪房六楹渐致摧倾之势矣。忽于丁巳年废堕不堪。六村社首目击心忧，回邀众村以谋，众村均无异言随分捐金，做修建之举……”原来是西陪房年久失修不堪再用，周边六个村庄的社首协商修缮，各自回村由各家分摊捐助办理，捐助最多的不过“四千文”，属民间自筹修缮，当然就只能是沿袭修缮“西陪房”而不可能重建“西配殿”了。我们见到如民房一般的面貌时称作西厢房，确已不是炎帝神农配殿的规制，早已是“五谷庙”的村级规格了。

张文秀告知，五谷庙钟鼓楼以外的民居，都是1991年经村委会统一规划建造，在此之前，钟鼓楼至戏台之间是一个大广场。庙会时商贾云集，庙会来客不下万人。庙会的组织者就是社首，办公地点就是现在看来毫不起眼的西陪房。每年正式庙会日虽然只有一天，但赶会做生意的客商早几天就已川流而来，吃喝娱乐等附属经营活动随之进入，庙会早几天就已经繁荣起来。到四月初八之后，客商也不会马上散去，许多生意还要继续做几天。因此，庙会之前自农历四月初一开始，社首人等就要进驻西陪房办公，直至四月十四结束。之后，庙会管理的银两进出账目要用红纸张榜公布于正殿前靠西的墙上。社首要带领全体管理人员到五谷庙炎帝老爷塑像前跪地祷告。祷辞大意是“炎帝老爷在上，如有贪污天打五雷轰……”。

清道光年的几块《补修炎帝庙碑记》残碑拼合一处，依稀的碑文佐证了社首的管理职权：“……（演）奇楼之处亦尽木朽……钱壹佰四十九千权……工修理补葺，演义……为物料朽三棵以……新加围屏所有花费钱……养松树五十株以补前……”社首管理事无巨细，开支费用之详尽无余，非寻常庙宇修缮碑记可比。由此可以窥见，炎帝庙会社首的职能，已经由一般的组织管理费用收支，演变为兼管陵庙的维修补葺、设施添置、戏班约请、补植树木乃至陵庙内树木伐用决策，延及周边“大桥”等等，完全取代了一般庙宇倾圮时四处化缘，或请官员恻隐支助的惯常做法，这是“非先帝生民之德”“树艺五谷，德配三皇，造三农兴万世，治民之本”的炎帝神农氏之威望依托而难以仿效的管理模式。

由于许多客商带来骡马车辆，张文秀爷爷是五谷庙住持，自然要负责安排。目前张文秀一家居住的院子在五谷庙东北角墙外紧靠牛王殿马王殿的东北角。他告诉我们，当年与此住房同一排，有七间敞篷马厩，都配有马槽草料，客商车马可以来此存放，自然收取一定的草料服务费用。带来车马的，都是大户客商，许多都是多年老客户，生意总是兴隆，大家都能满载而归，因此互相来往都很客气，虽属收费服务却很宽容，属纯朴民风背景的友情往来。

庙会期间少不了唱戏酬神，大家为图红火吉庆有助赚钱，都要凑份子请戏班唱大戏，这些事都由社首操办。戏台前面是大广场，看戏的自然是人山人海。我们看“戏”字，左边“又”字，甲骨文是一只手，一般代表右手；右边是“戈”，右手持戈如果不是作战，就是表演、就是演戏，极为形象。繁体“戲”字包含“虎”“豆”“戈”，说明演绎的戏剧，内容主要是人间古代战争，虎代表兽皮，“豆”是一种餐具，餐具上蒙兽皮就是鼓，敲鼓舞戈，就是演戏。一个“戲”字几乎就是一台戏。

每年四月初八庄里村庙会结束后，戏班子还必须去长治县苏店原家庄唱戏，原家庄西北角也有一座炎帝庙，至今还有遗址。为什么对长治县原家庄要有例外的待遇呢？

本地世代相传炎帝神农氏第一位夫人娘家住原家庄，是原配夫人原来住家的村庄之意，因此这边有什么好事都忘不了有娘家一份，庙会红火自然也要送一台戏过去。一台戏，那就是一个戏班子到另一个县演出的全部食宿行演出费用，需要一笔银钱。如果没有炎帝神农氏与原妃这层关系，怎会有主动送戏即送钱的事情？庄里村八旬老人牛永振儿时曾随长者去送戏，至今仍津津乐道。只有几千年始终不断延续下来的古老传统形成的遗风，才可能长期坚守至今。这里蕴藏的是极其深厚的炎帝神农氏族风俗之内涵，是极为独特的文化现象。

庄里村每年七月十五是神农节，要祭祀炎帝神农氏。每到这一天，要将炎帝神农像请到田间，村民要到地里拔一些黍、稷、麦、菽、麻等作物，要连根拔起，竖到五谷庙正殿炎帝像前，焚香祭拜，家家户户还要蒸面猪面鱼作供品。此风俗一直延续至今。山西晋中以北的定襄县与此极为相似，时间、形式都相同，区别仅是贡献面羊与谷穗。

高平市除庄里村四月初八庙会外，还有秦城村，即秦赵长平之战时秦军统帅部所在之村正月二十的古庙会；长平村农历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的庙会；北王庄农历七月十五的物资交流会；王报村农历七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的物资交流会等。众多不同日期和规模的商贸庙会，构成高平丰富多彩的地方庙会传统。

山西中部以南，民间祭祀神农氏的传统方式和时间各异。秋分以后的祭祀活动为最盛，祭品多以白面蒸食为主，以秋天的丰收回报神农氏。陵川等地秋收后，在祭祀台摆设油炸食品，鼓吹祭祀神农氏，喜庆丰收；绛县秋收后的社祭活动叫“闭神门”。平遥秋收后都在十月十五，叫“祭土地”，农家要蒸面鸡、面鱼、面兔等，还从田中取土一筐，于院中放供，供后放回原处，将供品埋入土堆。

六月初六，古称“天祝节”，榆次百姓称“五谷节”，农家要在谷物上挂花絮、以祈丰收。榆社等地为“牛羊节”，农户家家要蒸面鱼，吃面条，喝白酒。太谷等地为“瓜王节”，瓜农要在瓜田垒小神阁，用馒头祭祀，祈求瓜王保佑丰收。

《周易》《五德志》等都记载了炎帝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炎帝神农氏时代集市贸易的传承写照。“日中为市”是采用土圭测影测量时间的方法确定集市贸易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