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与经济效益：精要

企业经济效益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经济指标，同劳动生产率、劳动就业、定员、定额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强企业管理、转变增长方式和经营方式，实现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战略转变。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就业究竟是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会减少就业机会，因而二者是矛盾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增加社会积累，扩大再生产，从而广开就业门路，因而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也过于笼统，没有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方法、程度及其与社会就业的关系作具体的分析，因而就不容易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也不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就业是矛盾还是一致，关键不在于是否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在于怎样提高，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提高。

（一）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及其社会就业效应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从企业角度或者说从是否需要国家大量投资的角度来看，可以划分为两大类——通过企业内部力量和通过企业外部力量，或者叫内涵型和外延型。

1．第一类途径：内涵型

内涵型是在企业现有人力、物力、财力基础上，通过挖掘内部潜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表现在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上。从生产技术方面，主要是开展技术革新，加强技术培训，推广新工艺新技术；从企业管理方面，主要是采用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职工积极性。总之，是从内涵的意义上，即在没有或很少花费国家投资和外汇的条件下，用“滚雪球”的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

如果是这种情况，从整个社会来看，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就业是一致的。因为是没有花费和很少花费国家资金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所以这种提高，就意味着单位产品所占工资支出和固定费用的减少，意味着产品总成本的降低，从而能够引起国家积累的增加和个人购买力的提高。国家积累的增加，就要求扩大再生产；个人购买力的提高，则要求增加产品和扩大服务业。这就刺激了新企业的开办和服务业的扩大，从而为社会就业广开了门路。而且因为我国底子薄、财力有限，在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调整时期，不可能花费大量投资，更不可能大量引进外资，所以目前提高劳动生产率应以这一类途径为主。

2．第二类途径：外延型

外延型是通过企业外部的力量，即通过国家大量投资，从国内外购买高效率的复杂设备和引进最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技术可能是很现代化的，但需要占用比较多的资金或外汇。

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就业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因为是以花费较多的投资或外汇为条件，它对社会就业是促进还是妨碍就存在着一个数量界限，这就是要看新增设备以至新建企业的经济效果如何。只有经济效果好，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表现为给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给个人带来更多的收入，才会促进社会就业。

有人可能会问，劳动生产率不也是反映经济效果的指标吗？是的，但它仅是其中的一个指标，仅能反映经济效果的一个侧面。经济效果同经济成果（产量和利润）成正比，同劳动的消耗和占用成反比。提高经济效果，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和降低物化劳动的占用等几个方面来实现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因为劳动生产率只和产品产量、劳动人数有关，而没有反映物化劳动消耗和占用的情况，所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一定能降低成本和消耗，也不一定能为国家增加积累和为劳动者增加个人收入，也就是说，仅仅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不一定经济效果就好。

因此，我们在衡量一台新增设备和一个新建企业，或选择一个引进项目时，决不能单纯强调劳动生产率指标，也不能不加分析地说，只要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就会导致社会就业的扩大。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这一特点出发，更不能单纯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作标准，来决定一个建设项目的弃取。全面衡量而决定弃取的主要指标只有一个，这就是作为综合指标的经济效果。只有用经济效果作为选择方案的依据，才能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就业统一起来。

（二）使用高效率生产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效果和社会就业效应

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些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高效率设备之所以被资本家所广泛采用，其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它的劳动生产率高，而是由于它可以使资本家用较少的资本消耗和占用，获得最大的利润，即因为这种高效设备的经济效果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使用机器的条件作过精辟的论述。他首先论述了一般社会使用机器的条件：“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么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这就是说，先进机器尽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但使用是有经济界限的，即必须把先进机器所费的劳动同这台机器所代替的劳动相比较，或者说只有购买机器所花费的投资小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者的全部工资支出时，这台机器才有采用的价值。接着马克思又对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界限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可是对资本来说，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由于资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对资本来说，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2]这就是说，只有采用这台机器所花费的价值（包括购买设备的投资和设备的用电、用水、用油、用气及维修等全部资本支出）小于这台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价值——工人工资时，资本家才有可能采用这台机器；反之，资本家宁愿放弃机器，而采用简单手工劳动。

一般社会使用机器的界限对我们也适用，我们同样必须注重经济效果，更必须注重我国人口众多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下面，我们对使用高效率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三种经济效果和对社会就业的三种影响，分别加以研究。

我们以增加复杂设备的投资＋复杂设备的耗电耗油费用＋复杂设备的维修费用为A，以复杂设备有效期内节约的工人工资＋复杂设备代替的简单设备的投资及耗电、耗油、维修费用为B，在增加复杂设备后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是：①A＝B；②A＞B；③A＜B。

1．使用复杂设备和使用简单设备的总费用相等的情况

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表现为产品产量的大大增加，这时复杂设备的采用还是有意义的。如果产品总量没有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仅仅反映了劳动人数的减少，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如果生产一台机器所费的劳动，与使用机器所节省的劳动相等，那么这只不过是劳动的变换，就是说，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没有减少”，[3]那么，这种只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没有提高经济效果的设备，我们应该放弃，而宁愿采用比较简单的设备。因为它不仅没有提高经济效果，相反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减少了就业机会，二是增加了能源消耗，对企业、对社会都很不利，我们为什么要去图这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虚名呢？

2．复杂设备的总费用大于简单设备总费用的情况

使用复杂设备的界限比第一种情况更狭窄一些，即只有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增加的利润补偿了复杂设备费用同简单设备费用之差还有余额时，复杂设备才能采用，否则是不能采用的。因为它没有提高经济效果，而且大大妨碍了社会就业。从本企业看来，减少了就业人数；从整个社会看来，由于这台高效设备或这个复杂项目所费的投资，可能抵得上几台一般设备或几个技术一般的建设项目所需用的投资，致使国家无力开办更多的企事业，这就堵塞了不少就业门路。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同一台高效率的设备，在外国经济效果好，搬到中国来经济效果就不一定好了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除了我国企业技术水平方面的原因之外，在经济上，我国的成本结构和外国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的一大特点，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者的工资相当低廉。和发达国家不同，在我国的成本结构中，工资比重是比较小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出现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提高，产品成本也跟着提高的现象。这种好像不合常规的现象，在我国特定的条件下，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3．复杂设备的总费用小于代替的简单设备和人工费用的情况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动动生产率的经济效果才是最好的，新设备的采用才有着广阔的前途，才能够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国家增加积累，为个人增加收入，从而促进社会的就业。

我们采用现代化的高效设备，目的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提高经济效果，增强国力民力，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我们不能设想，把劳动生产率当作实现现代化的惟一标志，抛开经济效果，离开我国实际，单纯和外国比劳动生产率，甚至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仅仅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在第一种情况下要引进外国设备，而且在第二种情况下也要大量引进，其结果就是既耗费大量外汇，又可能造成已就业的大量劳动者无活可干，待业的劳动者难于就业，高效的设备也没有提高经济效果。我们为什么要干这样的蠢事呢！

所以，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就业的关系，就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在充分注意经济效果的前提下，考虑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我们的技术政策中，应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允许高效设备和低效设备并存，自动化、机械化和半自动化、半机械化以及手工劳动并存，而且在引进设备时，不能贪大求洋，不能认为技术越新越好，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要根据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的原则，引进适合我国情况的“适宜技术”。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很多，搞好定额定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搞好劳动定额定员，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定额定员具有重要意义

（1）搞好定额定员是节约活劳动的可靠途径。

（2）定额定员是加强劳动人事管理的重要基础。

（3）定额定员是振奋职工精神，从而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条件。

（4）定额定员是加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目前，不少企业劳动无定额、用人无标准、工时无记录、岗位无职责，有的企业虽然有劳动定额，但由于长期不加修改，定额落后，流于形式。致使企业劳动管理中至少存在以下三个问题：①超员过多，人浮于事。②工时利用率低。③劳动纪律松懈。

面对定额定员存在的严重问题，不少企业领导干部的思想状态也很不适应。有些企业对待劳动定额定员工作存在着“三不”思想：一是不想抓，认为抓了定额定员，富余出的超编人员，没法安排，没有出路；二是不敢抓，认为这是得罪人的事，费力不讨好，害怕工人反对；三是不会抓，许多企业，“文化大革命”前的定额员或调走，或改行，或退休，现已荡然无存，管理机构很不健全，新配定额人员业务不熟。因此造成不少企业的定额定员处于停滞状态。为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必须花大力气把定额定员认真搞好。

（二）定额定员的确定

如何科学地确定定额定员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把定额定员确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二是按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岗位，采用不同的方法确定定额定员的数额。

1．正确地制定定额定员水平，这是定额定员工作的核心

有的企业怕困难、嫌麻烦，不愿重新制定劳动定额，在设备、工艺已经改进的情况下，仍然沿用过去的定额；有的企业为了应付上级，把“计划产量”除以工人总数所得之值作为“劳动定额”；甚至有的企业，为了让职工多得奖金，有意压低定额标准。这些情况都涉及一个定额定员的水平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通过定额定员提高经济效益，就是一句空话。科学的定额定员应该确定在先进合理的水平上，应该使劳动者“跳着够，能够到”，既不能“够不着”，也不能“猫腰拣”。所谓先进合理的劳动定额是指在既定的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下一个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需要完成的产品量，或者说完成某种产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量。它应该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标准，反映大多数人平均的劳动强度和技术熟练程度。在确定定额定员水平的时候，还必须注意处理好定额定员标准的相对稳定性和环境适应性的关系。一方面，定额定员要充分考虑劳动环境及技术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用科学方法确定标准。一旦确定就不要轻易变动，以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当环境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如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新的劳动组织等等，就要适应环境而及时提高定额定员水平。因为这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引起的，向劳动者说明，就不会挫伤，而只会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

2．分不同情况、不同岗位，采用不同的方法确定定额定员数额

首先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人员的定员要坚持精简和高效率，克服人浮于事的现象。

（2）适应生产班次和工时制度的要求确定岗位工人人数，如二班制、三班制或四班制等多班制，就要比一班制相应地增加定员数额。

（3）要考虑国家规定的职工探亲假、年休假制度等对定员的影响程度。

（4）要合理确定生产工人和服务人员的比例。总之，通过定编工作最终要达到精简机构，减少定员，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经营管理的目的。

要使定额定员制定得正确，必须由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组成测定组，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岗位负荷量、工时利用率、设备利用率等情况，在查、比的基础上、参照主管部门下达的定额定员标准和本企业的历史最好水平来确定。

同时要考虑企业的特点。在企业内部，也要根据各个部门、各类人员、各种产品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定额形式和定员方法来制定。

（三）定额定员的落实

定额定员制定之后，仅仅完成了定额定员工作的第一步，定额定员是否提高了经济效益，最重要的是落实，落实是定额定员工作的关键。从许多企业的经验来看，搞好定额定员的落实，除了创造外部条件，对劳动管理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之外，在企业内部，应该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建立健全劳动管理制度

（1）在编制劳动计划时，要把定额定员考虑进去，严格控制增人。

（2）要严格调配制度，劳动人事部门应经常掌握各科室、车间和其他辅助单位的定员人数，各单位人员的调动由人事部门统一管理，特别使劳动管理职能部门最头痛的上级主管部门、兄弟协作单位、本企业领导这三种人“批条子”的不正之风，要通过制定严格的制度加以防止和克服。

（3）要建立健全职工的请假、考勤制度，提高出勤率和工时利用率。

2．把定额定员的落实与集体个人的物质利益紧密挂钩

落实定额定员必须与奖励挂钩。对于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工人和按定员组织生产的单位，应予奖励；没有完成定额和超定员生产的应不发奖金。首都钢铁公司在制定了合理的定额标准之后，实行了“标准、考核、奖惩”三位一体的奖惩制度，实行重奖重罚，推动了劳动定额的落实。同时他们还实行了定员包奖，即按定员向下属厂矿车间颁发奖金，如总计控室定员62人，实际用47人，仍按定员发奖，促使各单位积极减少定员。

3．对超编人员集中管理，合理使用

定额定员执行以后，要及时把超编人员从原岗位上抽出来，不让他们继续“泡”在岗位上，抽出来的超编人员以及顶替接班的子女，企业都应该集中管理，统一分配，通过广开生产门路，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项工作搞得好的企业，他们的主要作法是：

（1）对第一线主要岗位进行充实和更新调整，把那些不适应生产第一线岗位的工人，替换到后勤、辅助单位。

（2）对现有车间新增生产项目，如节能、改造、三废处理、综合利用等，急需配人的，坚持以内部挖潜为主，内调、外配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补充。

（3）对新开辟的生产门路，（如新建原料加工车间以及为社会、为职工生产服务的家具车间、电扇车间、食品加工、服装加工等生产单位）采取抽调管理、技术骨干，挖掘多余人员和配备部分青年工人相互搭配的办法，组成新的生产单位，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4）把超编的老弱病残人员，集中到厂里搞厂容绿化、修旧利废，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首钢就是依靠上述几个途径使最近几年节约出的8000多名劳动力得到合理安排，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4．积极组织职工培训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客观上迫切需要有一支文化技术水平较高的职工队伍。职工文化技术水平较低，正好可以利用当前企业定额定员之后，劳动力多余的客观条件，抓紧进行职工培训，定期轮换。为了调动职工的学习积极性，参加学习的人员同生产岗位人员一样，应设立奖惩制度。对遵守学习制度，积极参加学习的，发给奖金；对于学习突出的，给予奖学金；而且要把学习成绩作为安排工作和下次晋级的重要依据。(www.xing528.com)

5．调整轮班制

在生产任务饱满的企业，还可以采取“歇人不歇马”的办法，即调整生产班次，提高设备利用率，来扩大定员容量，减少多余人员。如：机械行业一班制生产的改为两班制，纺织行业在实行“四班三运转”的基础上，现在有些企业又试行了“四六制”，即每天四班倒，每班六小时，把原来每天吃饭停机的时间抢了回来，这样做既减少超编人员，又增加了产量，最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减少了职工的劳动时间，国家、企业、个人三满意。实行“四六制”，不仅适用于纺织行业，不少采煤、采矿、装卸等劳动艰苦的行业都可以试行。

6．实行妇女哺乳期休假制度

按照以往的规定，妇女每天要有两次（1～2小时）哺乳时间。这样每天紧紧张张，不仅直接影响夫妻二人的工作，而且对母子的身心健康不利。应把哺乳期妇女作为编外人员，规定一年哺乳假，发放70%～80%的工资，这样既减少了超编人员，又使丈夫能够放下家务包袱，专心致志地投入生产，而且保护了妇婴。

总之，事在人为。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同国家劳动制度的改革相配合，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定额定员新路子来，也一定能把我国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大提高一步。

经济过热时，企业存在的问题往往被“高速度”的浪涛所掩盖，在经济降温之后，企业的问题和矛盾来了个“水落石出”般的大暴露。表面看来，是市场疲软，企业产品滞销、积压，再生产活动运行阻塞。但从深层次的问题来看，暴露出我国企业长期以来机制脆弱、粗放经营的弊端。因而，从我国企业实际出发，认真研究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战略转变，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和企业今后能否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一）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方式

众所周知，粗放经营与集约经营最初是指农业生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方式。粗放经营与集约经营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以量（扩大面积）取胜，而后者则是以质（单位面积高产）取胜；前者是低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低经济效益，而后者则是高技术含量、高管理水平、高经济效益。后来粗放经营与集约经营的概念引申到工业及其他领域，也以此来区分两种经营方式的界限。例如在加工工业中充分利用原材料，不断进行深加工和综合利用，以提高单位原材料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都被称之为集约经营；相反，只是简单地从事初级加工，原材料利用很不充分者则被称之为粗放经营。

如果我们从对原材料的加工利用这一具体问题，扩大到整个企业和整个企业管理的指导思想、经营战略和运行机制，就会看到在工业和企业经营活动中，确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和战略：在再生产过程中，是“以生产为中心”，只顾生产、不管经营，还是“以经营为中心”，实现供、产、销的完整统一；在量和质的关系上，是追求低水平的总量扩大，还是追求高品位、高附加值的质量提高；实现高速发展，是依赖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还是依靠资源、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在扩大再生产方面，是依靠外延扩大，还是依靠内涵扩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两种不同经营战略就形成了生产型、速度型、浪费型、外延型的粗放经营和经营型、质量型、节约型、内涵型的集约经营。

由于自然资源越来越短缺和市场消费者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对现代企业的集约经营提出了客观要求；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又为集约经营提供了优越条件。因而，集约经营作为高技术含量、高资金含量、高管理水平的经营方式，在企业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上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必然趋势。

（二）我国企业粗放经营的表现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在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可喜的进步。但同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我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企业处于生产型、速度型、浪费型、外延型这种粗放经营的状态。

1．企业属于生产型或“变相生产型”

改革以前，企业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只管生产而不问销售，其全部管理和再生产活动是以生产为中心来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进入经营状态。这样的企业实际上只是工厂，而不是真正的企业。改革以来，一直强调企业的转轨变型，即由“以产定销”转为“以销定产”。由单纯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和经营开发型。但实际情况如何呢，虽然商品市场开始逐步形成，但是，由于一些骨干企业仍然在国家指令性计划的控制之下，更主要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国民经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一直在“短缺经济”的运行机制下，即使那些面对市场的企业，也几乎都是面对“卖方市场”，即“以生产者为上帝”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的运行机制仍然是生产型的，最多可以叫做“变相生产型”。企业一如既往，不需要销售调查、市场预测；也不需要售前宣传，售后服务；更不需要更新换代，随机应变。一句话，在市场无竞争条件下，企业实际上是无经营的“粗放经营”者。

2．企业属于速度型，在高产量下，技术和管理粗放化

我国的国民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是短缺经济，需求高度旺盛，刺激工业高速发展。在短缺经济与高速度并存的情况下，企业的产品不管成本高低，质量好坏，都能找到用户，因而企业对试制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等都不感兴趣，不予重视，产量指标成为企业压倒一切的中心指标。因而在工艺技术上依靠拼设备，在产品技术上，搞几十年一贯制，造成了技术的停滞和落后。企业领导忙于夺高产，而忽视管理，特别是忽视要作艰苦细致工作的基础管理，这一点不仅在改革前如此，就是在企业普遍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之后，仍然存在“以包代管”、忽视管理的倾向。从而带来了我国企业的技术粗放化和管理粗放化。

3．企业属于低效益型，以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投入来换取高产量

在以高产量为中心的企业经营模式中，往往容易忽视效益，甚至有时会为了提高产量而牺牲效益。在我国，企业追求高产量，经常是依靠增加投入来实现，而且往往伴随着产品质量的降低，物耗的增加和成本的上升。最近经济过热的几年尤为明显。

从资金利税率来看。国有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资金税率，从1984年以来基本上是逐年降低的，1984～1988年分别为24．2%，23．8%，20．7%，20．3%，20．6%。可比产品成本的降低率则以负值急剧上升，1984～1988年分别为－2%，－7．7%，－7．3%，－7%，－15．6%，可见，随着产量的增长，成本也在大幅度增长。当然，由于经济改革，特别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银行利率和原材料价格之后，会引起成本的增加和利益向农业、银行、商业的某些转移，引起工业内部加工工业企业的利益向原材料生产企业的转移。为了剔除物价变动这一复杂因素的影响，我们不使用价值指标，而改用实物指标来比较，也充分地说明经济效益确实是在下降的。首先看质量指标，表14－1是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部分重点工业企业产品近几年的质量指标。

表14-1　部分重点工业企业质量指标

从表14－1可以看出，这些在本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质量指标，在产量高速增长的近几年内，一直是呈下降趋势的。特别是经济过热最严重的1988年，各项质量指标都大幅度下降，其中机械工业的机加综合废品率竟比上一年激增近8个百分点，而废品损失必然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成本。

经济效益低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我国企业生产单位产品的物耗和能耗太高，并且呈增加趋势。据《国际统计要览》（1989），每创造100万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所消耗的能源（折合标准石油吨），中国同发达国家比，中国（1913）是它们平均数额（305）的6．3倍，其中是英国（452）的4．2倍，是法国（206）的9．3倍，是德国（270）的7．1倍，是美国（381）的5倍，是日本（158）的12倍。可见，中国能源的利用效率是相当低的。当然与发达国家的这一差距，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对能源使用中的浪费，另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上不同产业和不同加工深度对能源不同的消耗量，而这两方面都是粗放经营与集约经营的分界线。

如果说中国同发达国家的这一差距，主要是由不同产业结构和加工深度造成的，那么照理中国应同那些国情接近、发展水平接近、处于同一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有接近的能源利用率，但其实不然，中国（1913）是印度（722）的2．6倍，是巴基斯坦（596）的3．2倍，是印度尼西亚（442）的4．3倍，至于同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相比差距就还要大。总之，中国是作为分析对象的55个国家中单位GDP耗能最高的国家。这就说明，中国能耗高的原因除了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低之外，能源管理差、浪费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见，中国的能源、资源利用水平在全世界都是相当粗放和低下的。

不仅能耗如此，物耗的情况也差不多，许多物耗指标居高不下，像煤矿、油田的物耗大幅度增加，也许还可以从煤矿进入深层开采、油田进入老年期开采来找到客观理由，而许多轻工制品的物耗增加，如每吨重革耗牛皮从1985～1989年分别是0．89吨、0．92吨、0．94吨、0．96吨；每辆28型自行车用钢量，1985～1989年分别是29．9公斤、29．2公斤、29．39公斤、29．3公斤，就只能从粗放经营找原因了。

企业经济效益低、粗放经营的另一表现是流动资金占用多。按说前几年在“短缺经济”运行中，产品的库存积压少，应该相对减少资金占用，但由于“短缺”又促使企业囤积原材料，致使流动资金的效益降低。全国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1957年为19．4元，1985年为26．6元，1987年为28．9元。1989～1990年由于市场疲软，资金使用效果无疑会更糟糕。

4．企业属于外延型

长期以来，忽视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而着力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导致我国原有企业技术进步停滞，产品和工艺落后。按照传统的政策，国家不把企业作为投资主体，企业折旧和利润都如数上交国家，国家以此来另铺摊子建新厂，因而企业根本无力搞内涵扩大再生产。一是企业设备陈旧落后非常严重。据1985年的工业普查，全国大中型企业中，属20世纪80年代的设备仅占33%，属70年代的设备占44%，属60年代以前的设备占23%。[6]二是设备的技术水平。据统计，机械行业的设备80%以上处于国内落后水平和一般水平，处于国内外先进水平的仅占13．7%。从1985年起按国务院规定，企业折旧留成70%，和企业留利一起用于企业技术改造，国家对企业技术改造也一再拨款。表面看来似乎企业技术改造的自主权有所扩大，但由于折旧率低和上交各种名目的费用，实际上企业的技术改造根本无法保证。

（三）我国企业粗放经营的管理原因

造成我国企业粗放经营，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历史性原因，又有政策、体制等管理方面的原因，可以简称为历史原因和管理原因。从历史原因来看，我国处在低水平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形成了附加价值低的低水平经济结构。由于篇幅所限，关于历史原因，在此不作详细论述。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造成粗放经营的原因主要有指导思想、政策、体制和对资源危机的认识等四个方面：

1．在指导思想上，决策者缺乏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转变的战略思想

因而在制定一些重大政策、规划和战略目标时，没有将这一思想贯彻其中。特别是作为我国到达2000年的战略目标，虽然也讲注意经济效益，但更多地强调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结果在执行中就只是突出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生产总值这项指标本身并不反映物耗、能耗的水平，不反映经济效益。同样的发展速度，在讲究经济效益的体制中和忽视经济效益的体制中，其实际新增社会财富和经济实力是差别很大的。因此，如果要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个国家奋斗目标的指标，必须以“企业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为前提，就像日本池田内阁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倍增计划”就是以各个企业追求经济效益而不是追求发展速度为前提。这样的倍增计划的实现，才是真正高速度高效益的经济发展。在我国追求速度忽视效益的经济机制还存在的情况下，从政策上应作以下弥补：一是明确把节约能耗、物耗等经济效益指标列入2000年战略目标之中；二是不要把发展速度作为考核指标，更不能作为评价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一个领导干部政绩的指标，而应只是作为经济规划、预测指标和统计指标，以防止为了本部门、本地区和个人的名誉地位而盲目追求高速度。

2．在政策上，有关政策不利于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国家不把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和技术改造主体，实际上是只让企业维持原有技术的简单再生产。后来虽然扩大企业自主权，给企业自留折旧费和利润留成，但由于国家和地方仍然实行的是重基本建设、轻技术改造的政策，使企业对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基本上是无能力、无动力、不关心。

（1）企业负担过重，没有自我改造的能力。据调查，由于近几年农副产品、原材料、燃料提价、利息增加及各种摊派加大了成本，从而冲减了利润；而且在实现利润中要上交55%的所得税、调节税，归还专项贷款，剩下的企业留利还要交纳基金，预算调节基金，支付各种补贴，认购各种债券，交纳建筑税，奖金税等。这些占掉企业留利的一半。七扣八扣，企业留利所剩无几。据对14个省市的193户国营工业企业调查，大体的比例是：以企业实现利税总额为100，通过税、利、费、券等形式上交给各级政府的占81．6%，用于归还专项贷款的占10．2%，企业实际留利只占8．2%。被调查企业中人均留利在1000元以上者占33．7%，600元～1000元的占15．5%，不足600元的，也就是十分困难的企业占50．8%。[7]这些企业根本无力进行技术改造。

（2）企业对技术改造、技术进步缺乏动力机制。不论是在过去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下，还是改革以来虽有市场、但处在“卖方市场”的环境中，企业都不会像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那样如不拼命采用新技术就会有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破产的危险。因而同改善职工住宅、生活相比，企业领导缺乏紧迫感和积极性。企业往往把有限的留利尽量用于职工的消费，而牺牲企业的技术改造。特别在实行承包制以来，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现了只提折旧、不搞技术改造、拼设备的短期行为，阻碍了企业的技术进步。

（3）企业对国有资产不关心，而且存在“吃老本”的倾向。“吃老本”的形式很多，一是由于通货膨胀，同样的固定资产，现在购置，价格上升一倍以上。按照国际惯例，在通货膨胀下，固定资产原值本应重估升值，但现在仍按原定的价值折旧，致使折旧沉淀资金远远不能补偿更新；二是许多承包企业为了增加盈利，多留多分多提工资，尽量降低折旧率实现虚增利润，实际是吃掉了部分折旧；三是以折旧费还贷款，搞福利，甚至变换手法发奖金；四是用在库原材料升值后所得收益当作利润发奖金等等。如此种种，造成我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处于严重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粗放经营状态。据1985年工业普查资料，国有企业的设备更新速度明显低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中20世纪80年代出厂的设备仅占35．35%，而集体所有制企业达60%，外资企业达82%。

3．在体制上，存在造成粗放经营的弊端

我国的现行经济体制存在经济过热的机制。经济过热是导致企业高速度低效益，有产量、无质量的直接原因，引起经济过热的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把经济发展速度同形势，甚至同政绩相联系，存在追求高速度，甚至上级给下级压速度指标的倾向；二是地方财政包干所产生的利益驱动，刺激地方重复建设，引起投资膨胀；三是企业由于近几年有了利益驱动，而无预算约束硬化，企业存在投资膨胀的倾向和消费膨胀的倾向。因而产生远远超过总供给的总需求，既引起通货膨胀，又刺激经济过热的增长速度。于是老产品、劣质产品、低水平产品的大量生产等粗放经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4．对资源危机缺乏紧迫感是我国企业粗放经营的认识原因

一些同志总是强调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在资源已经成为世界性危机的今天，似乎中国的资源不存在问题，并不算少，有的甚至在全世界还名列前茅。但中国又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人口大国，上述所有资源按人均计算，与世界各国相比，都是很低的。例如，我国国土辽阔，但人均耕地只有1．5亩，低于世界平均数5．5亩，甚至不及印度的一半。而且不但耕地的绝对数逐年在减少，随人口的增长人均耕地数更在大幅度减少；水资源也因人口众多而导致严重缺水，据称全国有100多个城市每年因缺水而减少工业产值达1200亿元产值。我国的粮、棉、木材、石油、煤炭从总量看都很可观，但按人均计算粮食只有370公斤，棉花只有3．4公斤，木材蓄积量只有9．2立方米。由于人口众多，消费总量就很大，每年的资源产量基本上都给当年“吃”掉了。如煤炭产量本来很高，但消费量也很高，1985年总产量为87200万吨，总消费量为81603．1万吨，消费后的余额仅有5603万吨，仅为总产量的6%，到1986年这个比率又降为3%，即当年总产量的97%都给国内“吃”掉，而没有多少出口和储备了。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消费总量大，所以我国的资源就比那些人少的国家更加短缺，应该更有危机感才对，如果我国人民上上下下都充满着居安思危的资源危机感，那么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也就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认识基础。

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广的问题。它要求我国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微观机制等各方面都要来一个重大的转变。其中，应该着重于以下几个主要措施：

（一）把技术进步定为国策，实行大力推进技术进步的政策

集约经营的核心是质的提高、水平的提高和利用率的提高，而实现的关键又在于技术的进步。必须制定一整套科学的技术进步政策，它既包括长远发生作用的教育政策、科研政策，又包括眼前立竿见影的技术改造政策；即包括发挥人的积极性的知识分子政策，又包括“好钢用到刀刃上”的资金投放政策；即包括坚持开放，大力引进外资、引进国外技术的对外政策，又包括加快科研成果、技术发明成果尽快转化为企业批量生产的国内政策。总之，抓住了技术进步，就抓住了向集约经营转变的关键环节。国家只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高度重视技术进步，作为国策来对待，并根据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及时提出新的具体对策，一定会大大缩短这一历史转变的进程。日本根据人口过多，而资源贫乏的国情，20世纪50年代及时提出“技术立国”的方针，50、60年代大力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发扬光大，加快集约经营的进程。当70年代二次石油危机引起石油涨价4倍之后，日本又迅速反应，及时提出了由“重、厚、长、大”转向“轻、薄、短、小”的技术密集政策，各企业也灵敏反应，紧紧跟上这一新政策，终于实现了富有国际竞争力的集约经营。日本的经验固然不能照搬，但对我们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从当前来看，首先调整技术改造政策，有差别地降低税率、提高折旧率，增加企业自留发展生产基金，并用贷款的差别利率，鼓励企业发展新产品、新工艺，用技术改造来实现产品结构调整，生产适销对路产品。国家当前启动市场的着手点应放在按照产业政策选定的企业技术改造上，这可以加快我们的企业在克服市场疲软、调整产品结构中向集约经营的转变。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计划主要是通过投资、价格、税率、银行等行政和经济手段，调控大的比例关系，与此同时，要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的竞争，为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成本，提供外部推动力。

（三）经济适度发展，防止过热，并保持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比例关系，形成买方市场的格局。

为了克服经济过热机制，逐步把地方财政包干过渡为分税制。在此之前，国家要适当控制地方的投资总规模，同时国家要对主要产品的生产企业的开办进行统一规划，并对各地招标布点，对烟酒等高利税产品由国家专营，统一管理，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引进和重复建设。为打破地方保护和封锁带来的粗放经营，国家要制定《反市场垄断法》，以法制约。

（四）深化企业改革，加强企业管理

企业改革的着眼点在于切断政府对企业的不应有的干预，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其根本出路在于明确产权关系，实现公有企业产权的具体化。以此为企业资产的技术改造和增值提供动力保证。

企业改革是为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向集约经营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加强企业管理。针对我国企业管理的薄弱环节，应围绕以下几点来强化：一是尽快从生产型和“变相生产型”的旧观念、旧原则、旧程序、旧组织下解放出来，树立经营观念，加强企业经营战略和市场营销的研究，在全体职工中牢固树立用户至上观念、质量和成本是企业生命的观念，按照以销售为中心和对市场及时应变的原则，重新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提高企业应变能力；二是在承包期间，防止“以包代管”，加强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有效的办法，可以考虑制定承包指标时，同时承包管理的定量指标，如成本降低率，能源利用系数等等，或者以此作为折扣、否决指标，以保证承包者把企业的集约经营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本部分内容的原文见郑海航：《劳动生产率·社会就业·经济效果》，载《学习与思考》1980年第1期。

[2]《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0～431页。

[3]《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8页。

[4]本部分内容的原文见郑海航、杨予新：《劳动定额定员与企业经济效益》，载《工厂管理》1983年第2期。

[5]本部分内容的原文见郑海航：《论我国工业企业向集约经营的战略转变》，载《中国工业经济》1991年第5期。

[6]国务院工业普查领导办公室、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现状》，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吕东：《关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和增强企业活力问题》，载《中国工业经济协会通讯》198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