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的完善已开始的和实际上的抨击使科学家认识到，他们依靠于特定类型的社会结构。科学家协会的宣言和声明都在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受到抨击的制度必须重新考虑它的基础，重审它的目标，寻找它的基本原则。危机唤起了自我评估。现在，科学家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挑战，他们受到了震动，进入了敏感的自我意识状态：即对作为社会整体的一个要素、并具有相应的责任和利益的自我的意识。 [2] 当象牙塔之墙受到长期攻击时，它就会变得摇摇欲坠。在一个长久的相对稳定的时期里，对知识的追求和传播，即使没有在文化价值中占据第一位的话，也会占有主导地位，在经历了这段时期之后，科学家不得不向人们证明，科学的方法是正当的。因此他们绕了整整一圈后，又回到了科学在近代世界重新出现时的起点。三个世纪之前，科学制度几乎还提不出任何自主的要求社会支持的理由，这时自然哲学家同样也可能证明：科学是实现文化上合法的经济效用目的和颂扬上帝的手段。对科学的追求在那时并无自明的价值。然而，随着无穷无尽的成就的涌现，工具转变成了目标，手段变成了目的。这样，科学家们坚定了自己的意志，他们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并认为科学是一种自身有效的事业，它存在于社会之中但不是社会的一部分。需要给科学自主性当头一击，以便使这种自信的孤立主义态度转变为现实地参与革命性的文化冲突之中。这种问题的提出导致了对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的明确化和重新肯定。
科学是一个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范围广泛的术语，它所指的是诸多不同的、尽管是相关的事项。它通常被用来指：（1）一组特定的方法，知识就是用这组方法证实的；（2）通过应用这些方法所获得的一些积累性的知识；（3）一组支配所谓的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惯例；或者（4）上述任何方面的组合。在这里，作为准备，我们要考虑科学的文化结构，即科学作为一种制度的一个有限的方面。所以，我们将考虑的不是科学方法，而是束缚科学方法的惯例。诚然，方法论准则常常既是技术上的权宜之计，又是道德上的规定，但我们这里只关心后者。这不是科学社会学的一个论题，而是方法论的偏移。类似地，我们并不讨论科学的重大发现（假说、统一性、定律），除非它们与关于科学的标准化的社会思想情操有关。这不是博学者的一种冒险。(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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