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通史第二卷：张轨治理河西

一、张轨治理河西

张轨（255-314），字士谚，安定郡（今甘肃泾川县北）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张轨系贵族子弟，且“家世孝廉，以儒学显”⁽³⁰⁾，为魏晋时期关陇大姓，张轨则是魏晋名士黄甫谥的门生。

西晋永康元年（300年），西晋最高统治集团发生争夺皇权的战争——“八王之乱”。此时，以河西鲜卑为主的“羌胡”，在首领秃发树机能的率领下起兵反叛，导致西晋丧失对河西地区的控制权，张轨提出前往凉州就任的请求。当时朝廷内“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³¹⁾，张轨的请求很快得到西晋朝廷批准。西晋永宁元年（301年），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³²⁾。张轨到达凉州后，在“尊晋攘夷”与“保宁域内”的政治方针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张氏集团在河西的统治。

1．整顿吏治，平定叛乱

张轨到凉州后，开始着手整治纷乱的政治局面。首先是选拔贤才充任官职，并将选拔重点集中在河西大姓豪族中间，“以宋配、阴克，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³³⁾。张轨选拔任用的豪族中，敦煌、酒泉籍官僚占很大比例。

宋配，字仲业，敦煌人。张轨委任他为司马，掌管军务。后擢升西平太守，是凉州有势力的地主官僚。宋配之后的宋悌、宋毅、宋辑，宋矩、宋熙、宋混、宋澄、宋僚，都在前凉政权任职。

阴澹，敦煌人，生卒年不详。阴澹20岁即进入仕途，为沙州治中从事。后来遭人陷害，离开敦煌，来到前凉国都姑臧（今武威市凉州区），成为张轨谋士，出任督护参军、武威太守。不久又担任敦煌太守。阴澹尊贤爱才，郡中大事经常向敦煌贤士索袭咨询。阴澹重视发展敦煌的农业生产，在敦煌城西南六里的甘泉水上修筑了一条水渠，以灌溉农田，敦煌人民把这条渠称为“阴安渠”。阴澹的子孙阴溶、阴预、阴琚、阴监、阴浚等均在前凉任职。当时阴氏家族势力很大，有记载说“张轨保据河西，全凭阴澹之力”⁽³⁴⁾。

氾氏原系汉武帝黄门侍郎氾胜之后裔。氾瑗，敦煌大族，任张轨中督护。氾祎在张骏时期任前凉左长史。氾胜之的儿子氾辑任敦煌太守。晋初，氾衷与索靖等号称“敦煌五龙”（晋代敦煌人索靖、氾衷、张甝、索紒、索永五人的合称）。此外，氾氏家族中的氾腾、氾昭等也是前凉著名人物。

氾腾，字无忌，敦煌人。氾腾曾被推举为孝廉，官拜郎中。因天下战乱四起，辞官回家。太守张閟前去拜访，氾腾闭门不见，所赠送的礼物一概退还。长叹说：“生活在乱世之中，富贵之后能安于贫贱，才可以免除灾祸。”于是，散尽家财，将五十万家资分给宗族，深居简出，整日种菜灌园，弹琴读书，自得其乐。张轨想征召他为府中司马，氾腾说：“门一经关闭，怎么可以再开啊！”坚决推辞不受。不久，身染重病，两个多月之后病故⁽³⁵⁾。

除笼络宋、阴、氾三大族外，还笼络索氏、李氏、曹氏、张氏等敦煌大族。索氏分别系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太中大夫索抚回和王莽新天凤三年（16年）都尉索骏的后裔，其著名人物有索班、索劢、索頵、索靖、索绥。曹氏是汉丞相曹参后代，李氏是汉名将李广后代，张氏是汉司隶校尉张襄后代。张轨对索、曹、张、李、令狐等大族人士都委以要职，如任索辅为太府参军，令狐亚为主簿。由此可见，前凉政权中以敦煌籍官僚居多。此外，张轨对酒泉马氏、晋昌张氏、武威贾氏等河西大族进行笼络，如任马鲂为太府主簿，张镇为酒泉太守，张碘为武威太守，其余任县令、都尉，祭酒，州学博土（经师）等官职。

西晋永熙到永嘉年间（290～313年），大批中州世族、黎民为躲避战乱而迁居河西。张轨广泛招揽鸿儒贤才，为前凉政权所用，使前凉文士队伍壮大。因此，凉州当时号称“多士之郡”。张轨沿袭魏晋旧制，实行察举制、征辟与九品中正制。刺史部初建，即“征九郡胄子弟五百人”，并下令：

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临危殉义，杀身为君；忠谏而婴祸，专对而释患；权智雄勇，为时除难；诌佞误主，伤陷忠贤；具状以闻……”⁽³⁶⁾

张轨在笼络凉州大族的同时，积极镇压敌对势力。张轨到凉州之初，“鲜卑反叛，盗寇纵横”。张轨首先平定了鲜卑的反叛入侵，“斩首万余级”，消除盗寇，保境安民。于是“威著河西，化行河右”⁽³⁷⁾。

西晋永兴二年（305年），张辅任秦州刺史。张辅到任后，杀天水太守封尚以树立权威；又召陇西太守韩稚，韩稚之子朴勤出兵攻打张辅，张辅兵败后被杀。少府司马杨胤向张轨建议“,今稚逆命，擅杀张辅。明公仗钺一方，宜惩不恪，此春秋之义”⁽³⁸⁾。这一年，张轨就任安西将军。张轨按照杨胤的建议，派中督护氾瑗率兵二万前去讨伐韩稚。出兵之前，张轨先作书给韩稚晓以大义，指出：

今王纲纷挠，牧守宜戮力勤王。适得雍州檄，云卿称兵内侮。吾董任一方，义在伐叛，武旅三万，骆驿继发，伐木之感，心岂可言！古之行师，全国为上，卿若单马军门者，当与卿共平世难也⁽³⁹⁾。

韩稚见到书信后，卷甲归降。张轨以实力和“正义”威慑而平息叛乱，使陇右避免陷入分裂割据和战乱扰攘之灾。

其次，是平息永嘉四年（310年）的“湟中之乱”。起初，张越、张镇兄弟颠覆张轨的图谋因令狐亚规劝而作罢。之后，西晋命令张轨讨伐割据西平的曹祛，消灭叛乱势力。曹祛惊恐，逃出西平。张轨命张寔率领尹员和宋配带步骑三万追击，并部署从事田迥和王丰带八百轻骑从姑臧西南绕道而出，先占据长宁（今青海西宁市北），以截断曹祛。曹祛令部下魏晃与田迥、王丰交战，自己则率部向东突围。此时，张寔率军绕道浩亹（今大通河）在破羌（今甘肃岷县南）一举消灭曹祛，湟中局势暂时稳定。

张轨还平定了胡瑁、裴苞、麴儒等人的分裂活动。当司马邺迁往长安时，金城太守胡瑁反叛。张轨派遣都护宗毅、治中令狐浏率兵讨伐。据说军队渡河时有白鱼跃入船中。令狐浏认为：鱼为有鳞之物，今入船中，吉祥之兆，叛军必解甲归降。张瑁果然前来请降，张轨饶恕了他。曹祛的残余势力麴儒等再次叛乱，强迫前福禄（治今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金塔县）县令麴恪为首，劫持酒泉太守赵彝，响应秦州裴苞，企图与裴苞等东西呼应，实行割据。为解除来自东西两端的威胁，张轨命令宋配、阴预等讨伐裴、贯，命张寔由湟中回师，讨伐麴儒。宋、阴击溃裴苞，张寔平定麴儒，将参与叛乱者六百余家均迁离故地进行安置。

张轨政权对地方豪强势力的分裂割据活动采取镇压措施，为河西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与繁荣，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宽松的环境。

2．尊奖晋室，收拢民心

张轨以西晋封疆大吏身份到达河西，直到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西晋灭亡前，一直奉西晋为正朔，并作为长期的政治方针。

西晋永嘉元年（307年），王弥起兵造反，刘元海攻陷并州诸郡。永嘉二年（308年），王弥围攻洛阳，刘聪攻打长安，张轨出兵勤王。永嘉四年（310年），王弥、刘聪、石勒大军横扫中原和关东大地，西晋诸镇望风而降。张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鲂、阴澹等人率领凉州军大败王弥，又在河东大败刘聪。当时,洛阳百姓皆传说“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苕，寇贼消；鸱苕翩翩，怖杀人”⁽⁴⁰⁾。永嘉四年（310年）年底，石勒大军围攻洛阳，张轨派遣军队解救京师，并进献物资及地方特产。(https://www.xing528.com)

遣治中张阆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光禄傅祗、太常挚虞遗轨书，告京师饥匮，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帝遣使者进拜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进车骑将军、开府辟诏、仪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弥遂逼洛阳，轨遣将军张斐、北宫纯、郭敷等率精骑五千来卫京师⁽⁴¹⁾。”

刘曜攻破洛阳后，张斐、郭敷为晋室殉难。直到晋怀帝被刘曜俘虏并押送到平阳（今山西临汾）后，张轨仍希望以一州之师保全西晋王朝。

太府主簿马鲂言于轨曰：“四海倾覆，乘舆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径造平阳，必当万里风披，有征无战。未审何惮不为此举”？轨曰：“是孤心也”⁽⁴²⁾。

永嘉七年（313年），司马邺在雍州贾疋和凉州麴允拥戴下，在长安建立流亡政府，是为晋愍帝。张轨作出积极响应，乃弛檄关中曰：

主上遘危，迁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丧气。秦王天挺圣德，神武应期。世祖之孙，王今为长。凡我晋人，食土之类，龟筮克从，幽明同款。宜简令夺奉登皇位。今遣前锋都护宋配步骑二万，径至长安，翼卫乘舆，折冲左右。西中郎寔中军三万，武威太守张琠胡骑二万，骆驿继发，仲秋中旬会于临晋⁽⁴³⁾。

张轨援军因秦州刺史张苞与东羌校尉贯兴据险阻挡而未能成行，却给刚刚即位的晋愍帝以很大的精神支持和鼓舞。西晋建兴元年（313年），晋愍帝遣使拜张轨为镇西大将军、西平郡公，进位司空，张轨仍“固让不受”。第二年（314年），晋愍帝再遣大鸿胪陇西望族辛攀，拜张轨为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轨又固辞”⁽⁴⁴⁾。不久，张轨病逝于凉州。建兴四年（316年），西晋政权被刘曜推翻。从此，从河西出陇右的道路被前赵阻断，加之成汉李雄割据巴蜀（今四川一带）。建武元年（317年），西晋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史称东晋。前凉难以与东晋取得联系，张轨确立的“尊奖晋室”原则成为一种政治象征，失去实际意义。但张轨“尊奖晋室”的原则和举措，平息了发生在陇右及河西地区的多次分裂割据活动，为河西地区的稳定和前凉割据政权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3．安置流民，发展经济

汉武帝征服河西后“据两关，设四郡”，实行移民实边等措施，使河西农牧业经济有了初步发展；经过魏晋时期的大力拓展和经营，河西经济区基本形成。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中原陷于战乱，黄河中下游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河西地区因远离战乱，成为中原流民避难之地。张轨倡导名教、推崇儒学的活动，更是吸引了大批官僚和文士名流徙居凉州避难。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①张轨上表西晋朝廷，积极安置避难者。

永守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威武，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监等县。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统晋兴、枹罕、永固、临津、临鄣、广昌、大夏、遂兴、罕唐、左南等县⁽⁴⁵⁾。

张轨统治河西期间，依靠行政效力驱民归农，抑配土地，推行“课农桑”、“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等政策积极发展农业⁽⁴⁶⁾。西晋永兴二年（305年），张寔从塞外向敦煌、酒泉等河西地区迁移鲜卑人10万多人，同当地居民一起务桑农。规定：丁男须耕种土地五十亩，丁女须耕种二十亩，次丁男是丁男之半，即二十五亩；其中一定数量的土地要求种植桑、麻等作物，使前凉境内的粮食、布帛等日常生活资料有了保障。

曹魏黄初二年（221年），政府曾下令停止使用五铢钱，开始实行实物交换制度。张轨平定西域后，由于河西处于中原与西域商业贸易枢纽和咽喉要道，商品交易频繁，自然需要货币作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以满足其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西晋建兴元年（313年）前后，当索辅提出恢复货币流通的建议后，张轨立即准许，货币流通制度恢复。于是“钱遂大行，人赖其利”⁽⁴⁷⁾，酒泉、敦煌一带的民间贸易活动多用货币。

4．振兴文教，倡导教化

前凉政权派生于西晋，西晋以“名教治国”的思想对其有很深影响。张轨及其追随者大都是儒学名流，深知敦行教化与推崇儒学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

古之建国郡民者，必教学为先，将以节其邪情而禁其流俗，故能化民裁俗，习与性成也。是以忠孝笃焉，信以成焉，礼让行焉。尊教宗学，其致一也⁽⁴⁸⁾。

因此，张轨就把振兴教育与倡导教化作为治理凉州的根本。他在凉州等地设立学馆，延请名师施教，又设立专管文化教育的官职，征九郡贵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⁴⁹⁾。崇文祭酒相当于文学祭酒、儒林祭酒，是州级学官，其职位相当于别驾，并可享受“从刺史行部，别乘传车”⁽⁵⁰⁾的待遇，这充分表明张轨对教育的重视，以文教兴邦的壮志和移风易俗的决心。张轨将教育和培养贵胄子弟作为兴办学馆的主要任务，其目的主要是为其在河西的统治培养人才。但其征聘名士硕儒执教的举措，却对弘扬学术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有助于中原文化在河西的传播。“行乡射之礼”是一种劝学方式，张轨便效仿汉代太学行劝学之礼：

后汉质帝本初元年，诏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学，每春秋辄于乡射月一会，有劝勉进用之端。于是游学者增至三万余生⁽⁵¹⁾。

张轨在河西大兴文教、敦行教化，将儒学作为教育主要内容，以“文治兴邦”和“教化齐俗”作为教育主要目的，加上实行察举制和以忠、义、节为征辟标准，将文教与前凉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使河西地区趋于安定，也使河西文化逐渐繁荣。北魏时期有人称赞张轨曰：“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⁵²⁾前凉时期统治者“立学校、兴礼教”，颁布“擢贤良”令，广泛征求高才硕学、经史著述等有识之士，多次派出使者，厚礼征聘隐逸有学之士。张天锡还以文人自居，亲自组织《首楞严》等经的翻译，由此形成在朝卿士、郡守、县令纷纷拜师求学的风气。后来，酒泉、敦煌一带高僧辈出，人才济济，出现了许多儒学大家，如索靖、段灼、氾腾、索袭、祁嘉、宋纤、郭瑀、索等。

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今敦煌市东北）人，生卒年不详。宋纤少年时期学习刻苦，品行高尚，不善交往。宋纤学业成就之后，曾到酒泉南山隐居，专心钻研经学，成就卓著，成为声播河西的名士。他热心教育，门下弟子达3000多人，在当时影响很大。前凉张祚时，敦煌太守杨宣仰慕宋纤的高洁品行，请当时最有名的画师精心绘制了一幅宋纤肖像，亲自作了一首诗题于画上，赞颂曰：“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并把画像挂在大厅内，进出门都要观瞻。酒泉太守马岌曾前往拜访，但宋纤身居高楼，闭门不见。马岌感叹说：“久闻美名却不可见其人，久仰大德却不能观其貌，我今知先生是人中之龙啊”。于是，在石壁上刻诗：“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尉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前凉国主张祚派使者张兴携厚礼拜见，招宋纤为太子友。张祚派太子张太和前往拜访，宋纤托病不见，所馈赠礼品一概不接受。数日后，宋纤便因不进食而死，终年82岁。宋纤一生淡泊功名，隐逸山林，喜好山川形胜，注重修身养性；潜心钻研经传，尽心培养人才；终生勤奋好学，年过80岁，仍勤学不倦。他常利用讲授学业的闲暇，精心为《论语》注疏，还写了数万字的诗词文章，为河西地区的文化繁荣作出了贡献⁽⁵³⁾。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生卒年不详。郭瑀少年时勤奋好学，品行高尚。青年时曾游学到张掖，拜隐居在张掖东山的著名学者郭荷为师，潜心攻读，精通经义。郭荷死后，郭瑀为师守孝三年，并继承师业，到临松薤谷（今张掖马蹄寺）开凿石窟，设馆讲学，著书立说，弟子多达千余人，著有《春秋墨说》、《孝经综纬》等。前凉王张天锡听说郭瑀精通经义，品行高洁，便派使持谕前往临松山，请郭瑀出山为官。郭瑀婉言谢绝后，继续过隐居生活。前秦皇帝苻坚久慕郭瑀大名，也派使请郭瑀出山为官，郭瑀借口为父守孝，拒绝前往。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魏安人焦松、齐肃、张济等起兵，拥戴张大豫重新立国，并攻陷昌松郡（今甘肃古浪县西），进逼姑臧。张大豫起兵后派人来到敦煌，邀请郭瑀、索嘏一起参与起事。郭瑀感叹说：“临河搭救溺水的人，无暇占卜自己命的长短；把脉诊病三年找不到病因，原来是不愿意接受别人馈赠；鲁仲连在赵国，秉行忠义，不尊秦国为帝，如今汉人沦为胡虏奴仆，我怎能不出山相救啊！”于是，郭瑀与索嘏率兵5000，筹集3万石粮食，向东响应酒泉起兵的王穆。王穆任郭瑀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郭瑀虽在军中从事，但口诵黄老经典，希望天下安定后效法伯夷叔齐，归隐山林。后来王穆听信谗言，向西攻打索嘏。郭瑀苦苦劝谏王穆不听。于是，郭瑀只身一人返回酒泉南山赤崖阁，含恨而死⁽⁵⁴⁾。

这些人广泛招收弟子，传授学业，对前凉时期酒泉学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近代学者认为这批儒学大家“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⁵⁵⁾，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司马光曾记载：“永嘉之乱，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土号为多士。”⁽⁵⁶⁾

西晋建兴二年（314年），张轨病逝于凉州，终年60岁。遗令前凉“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素棺薄葬，无藏金玉。善相安逊，以听朝旨。表立子寔为世子。”⁽⁵⁷⁾他平定地方叛乱，整顿社会秩序，使河西归于安定；通过笼络河西大姓豪门，建立起以河西著姓为核心的地方官僚体系，但却始终奉西晋王室为正朔，并以此作为基本方针，令其后继者遵循；通过劝课农桑、兴理文教、推崇儒学、整饬吏治等一系列措施，使河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多方面都有很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