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发生的角度考察认识结构(1

从文化发生的角度考察认识结构⁽¹⁾

何萍同志的新著《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即将出版，她希望我在卷头写一些话。我想借这个机会，就有关的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提出的课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就不可能不遇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的问题。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宣传的同志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²⁾，也都认为引起这场大革命的关键在于把实践作为包括认识活动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这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为什么把实践观点引入哲学就会造成认识史上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它革了什么东西的命?对这些问题就有很不相同的理解和说明了。当然，有些说明的不同只是表述方式的差异，或者是侧重方面的不一，这是无关宏旨的事。但是有些说明的不同则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的理解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又必然涉及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重大问题。通过研究和讨论弄清这些问题，逐步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有的同志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只是哲学发展的一定阶段的现象，马克思把实践观点引进哲学后，这种对立就失去了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这种对立;在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还讲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还讲反映论，就是重复旧唯物主义的观点，太“陈旧”了。对这种说法，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的陈述，不符合实践和科学揭示的事实。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曾经同费尔巴哈站在一起猛烈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中一些人的唯心主义，并由此转变到唯物主义立场的。他们终其一生都充分肯定费尔巴哈在唯心主义的阴云笼罩德国的时候恢复唯物主义应有权威的巨大历史功绩。这是有案可查的事实。诚然，他们从来也没有无保留地赞同费尔巴哈的一切观点，而且很快就同费尔巴哈分手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³⁾里确实尖锐地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所有的旧唯物主义者，在随后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更详细地批判了费尔巴哈。但是，批判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批判这些旧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论断吗?是批判他们关于认识是存在的反映的论断吗?当然不是。不但在这两个文件里找不到一句话有这样的意思，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此后的全部论著里也找不到。相反地，他们以非常明确的语言充分肯定并继续论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这样一些旧唯物主义者也坚持的基本命题。这并没有什么值得骇怪的。古代和近代的旧唯物主义者对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的具体论证，从现代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当然有许多错误、粗陋、笨拙之处，甚至现在的中学生都可以轻易地嘲笑他们的“无知”。但这是当时的科学水平的局限性造成的，这种错误并不影响反映论的一般命题的正确性。旧唯物主义者坚持这些命题并不是他们的“缺点”，并不是他们的“愚蠢”之处，而恰恰是他们的正确之处;而那些连“物质世界在任何‘精神’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人类是用头脑思想的”这样的起码事实都不承认，竟把物质的派生物当成物质的创造主的各派唯心主义者，尽管在别的方面可能比旧唯物主义者深刻得多，聪明得多，但在这个基本之点上却是绝对错误的，即使是最“新”的唯心主义也一样。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取消不了的，因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这个事实也决不是使用“超越”一类名词就可以不予理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高级形态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而决不是“超越”于唯物唯心之上的哲学。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不同于旧唯物主义，而且这种不同不是无关紧要的不同，而是重大原则的不同。旧唯物主义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坚持的基本论点虽然是正确的，但它们对这个论点的解释是片面的、抽象的、不彻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唯物主义太多，而是因为它们的唯物主义不够;并不是因为它们反对唯心主义太过分，而是因为它们反对唯心主义太不彻底。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满足于重申唯物主义的起码的基本命题，而是把这个命题向前推进，赋予它更深刻的内容和更广阔的视野，使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并扩展到旧唯物主义足迹未到的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创立了具有新性质的、具有科学形态的唯物主义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新的性质，不可不考察它同旧唯物主义的原则分歧，不可不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们都不了解实践活动是全部社会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当然也包括认识活动)的基础，不了解由实践活动造成的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为什么这个缺点非批判不可呢?因为这不是枝枝节节的缺点，而是严重的、致命的缺点。不批判这个缺点，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坚持到一切领域，特别是社会历史领域，不可能战胜唯心主义，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

旧唯物主义者在解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时，认为主体是作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的、具有血肉之躯的“人”，而客体则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当然也不依赖于唯心主义虚构的所谓“客观”意识)的物质世界。在这一点上，他们确比那些把主体说成脱离物质的“客观”精神或脱离肉体的“自我”，把客体说成精神派生物的各类唯心主义者正确得多，高明得多;但是在另一点上却很不正确，很不高明。就主体来说，他们所理解的“人”虽然是物质的有血有肉的实体，但却是游离于具体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阶段之外的、没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人”，是似乎在任何社会关系中和任何历史阶段上都具有与生俱来并且一成不变的“本性”的“人”。这样的“人”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他们自以为抓住了一个非常“实在”的东西，其实抓到的恰恰是一个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对这种“人”的“本性”作这样那样的研究和描绘，至多不过是对人的生理特征的描绘，或者是以某一时代、某一阶级的人为模特儿的描绘，是没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可能正确地解决主体问题的。再就客体来说，他们所理解的“物质世界”也是与人的实践活动没有关系的、没有打上人的活动印记的自然界。这样的自然界是否存在呢?当然存在。不仅现在存在，而且在人类出现以前和人类灭亡之后也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人类出现以后同人类发生联系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决不是与人的实践活动不相干的“洪荒世界”，而是经过实践活动的不同程度的改造，打上了实践活动的印记的自然界，即“人化的自然”了。毫无疑问，自然界的这一部分在无限的自然界中只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然而真正决定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恰恰是这一部分。不了解这一部分的存在，不把它看作人类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客体，就根本没有抓住现实的客体。何况人类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客体不限于自然界。实践造成的社会关系，实践造成的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乃至实践活动本身，也都是客体。这一点就更不在旧唯物主义者的视野之内。他们理解的“客体”也同他们理解的“主体”一样，是貌似“实际”而实则空洞的东西。由于他们抽掉了实践这个基础，他们在考察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时就只知道现成的主体反映现成的客体，而不知道这种反映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更不知道主体在改造客体的同时也改造了自身。他们心目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无非是空洞抽象的“主体”与同样空洞抽象的“客体”之间的某种单向的机械的关系而已。这当然不是说旧唯物主义者关于主客体关系的全部理论都是毫无意义的胡说。有些杰出的旧唯物主义者对主客体关系作过许多细致的分析，从一定的侧面揭示了某些真理。只要读一读例如培根、洛克、斯宾诺莎、霍尔巴赫以及费尔巴哈等人的代表作就很清楚了。但是，他们的一切成就和贡献都没有消除上述的根本缺点。正是由于这种缺点，他们无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回答一系列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例如认识的发展规律和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的理论反而比某些唯心主义者(例如黑格尔)从错误的前提出发所作的论述笨拙得多，粗陋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比黑格尔贫乏得多，列宁认为聪明的(即辩证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即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即辩证的)唯物主义。在唯心主义的挑战面前，他们不仅往往捉襟见肘，无力还击，把大片地盘让给了唯心主义，而且在整个社会历史领域中完全陷进了唯心主义，把本来正确的出发点也抛弃了。可见，不了解实践对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作用，因而不了解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是旧唯物主义不科学、不全面、不彻底的总根子。马克思、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就是对这个总根子的批判。

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是革了什么东西的命呢?第一是革了唯心主义颠倒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的命。这个命旧唯物主义革了至少两千多年，一直没有革成功，大片的地盘，包括整个社会历史领域这个最重要的地盘还被唯心主义的谬论统治着。第二是革了旧唯物主义无视实践活动的意义的命，使唯物主义的原则有了牢固的现实基础和科学依据。这两个方面是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造成革命的关键就在于实践观点的引进。由于把实践理解为全部社会生活(包括认识活动)的本质和基础，就找到了打开真理之门的钥匙，把人类认识的立足点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以前似乎互不相关的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完全统一为一个整体，使一切困扰着历代哲人头脑的似乎玄秘难解的问题有了合理解决的途径，把根本谬误的唯心主义从一切领域里驱逐了出去。这确实是一场驱云扫雾、石破天惊的大革命。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决不意味着结束了真理，而只是为继续掌握真理开辟了正确的道路。人类还很年轻，还有无限辽阔的未知领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作持久的探索。唯心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潮还在以新的形式同马克思主义继续争论，并且还在影响着群众。现代科学技术揭示的前所未知的现象有待于作出哲学上的正确解释，社会领域的新情况亟需给予科学的理论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层出不穷的新经验和新问题等待着我们去总结和研究。这一切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实践中、斗争中不停顿地向前发展，源源不绝地以新的内容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同时还应当看到，对人类认识结构的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诸多侧面进行(如生物学、生理学、逻辑学等等)，这种研究对深化认识论是绝对必需的，对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仅靠这些研究并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认识的本质，不能把这些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决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的道路，决不能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原则。如果抛弃了人类认识史上这场空前大革命的成果而谈“发展”，无论自认为(或被认为)如何“突破”，如何“创新”，实质上都只能是以新形式重复旧错误。这里用得着列宁的名言:“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⁴⁾(www.xing528.com)

何萍同志是我指导的首届博士生之一，1988年她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这本《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在学期间，我曾同她和其他博士生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强调只有读懂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才能理解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完成的革命，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也才能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宝库中发掘无尽的珍宝，并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这些年来何萍同志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勤奋钻研，对当代思维研究的成果的批判吸取，有了不少新的收获。这本专著就是她的收获的一部分结晶。在这本专著里集中研究了两个问题，提出的见解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是认识的发生和发展问题。她提出应该从文化—历史的层面进行探讨。这是有针对性的。现在有些论者指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没有跳出旧唯物主义的消极直观的反映论的窠臼，重复了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因而是一种落后于现代思维水平的理论。他们主张抛弃任何意义上的反映论，用别的理论来取代“落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这种批评我以为应该分析。不可否认，在以往的某些宣传中，确有把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同旧唯物主义的消极的直观的反映论讲成似乎并无原则区别的毛病。例如有的教材在讲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时，虽然也讲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的目的，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等等，但是对认识的客体和主体本身的状态也是实践的产物，整个认识只能在由实践造成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这样一个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关键之点却根本没有讲到。虽然也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消极被动的(“照镜子”式的)反映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积极能动的反映论，但在解释“积极”和“能动”的时候却不过是指人们只有在实践中接触了客观事物才能反映客观事物，而没有讲到“反映”的机制究竟同“照镜子”有何原则区别，而这种区别又同实践的作用有何关系，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怎样改造了自己。这就不免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反映”与旧唯物主义理解的“反映”的区别不过是主动地照镜子与被动地照镜子的区别而已。这确实是很大的毛病。这种毛病的产生，看来还是由于没有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犯了“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⁵⁾的错误。但是，如果把我们这些哲学工作者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不透而出的毛病硬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身上，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毛病，不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的大量论述，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唯物主义没有原则区别，都是“落后于现代思维水平”的理论，那就是远离事实了。事实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既彻底揭露了唯心主义的荒谬，又彻底地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粗陋，从而为把握人类认识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本质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百多年来，还没有任何一种别的理论达到过这样高的思维水平。是的，现代和当代的有些哲学流派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确实做出了不少精细的分析，对这些分析中的合理成分理所当然地必须作为人类认识的积极成果加以吸取。但是，从总体上、本质上看，所有这些流派的“思维水平”都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低得多，因为它们都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人的本质、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认识的本质，至多不过是小处聪明而大处糊涂的理论而已。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竟以为这些流派的“思维水平”高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水平”，为了不致“落后”而赶快用这些“新”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我们自己的“思维水平”的高度就值得考虑了。何萍同志没有走这条路，她论证了从文化—历史层面探讨认识的发生发展的必要性，我认为这种研究方向是正确的。

第二是思维的创造性问题。人的思维具有创造性是明显的事实。但这种创造性从何而来?这是历代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提出诘难的重大问题之一。旧唯物主义者无力作出合理的回答，因为他们的消极反映论无法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倒是被唯心主义者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因为他们可以轻易地把思维的创造性解释为“自我意识”或“绝对观念”之类的本性。在这片天地里唯物主义长期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其实，唯心主义对思维创造性的发挥不过是在荒谬前提下的发挥，是抽象的非现实的发挥，从根本上说是不合理的。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实践是社会生活(包括认识活动)的基础的时候起，人类才第一次发现了思维创造性之“谜”的“谜底”，把唯心主义从这片天地里驱逐了出去。这当然不是指细节而言。在细节上，思维创造性的问题还有无穷无尽的未知领域需要从多种学科的角度进行探索和研究。但是所有这些研究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的基点，必将是舍本逐末，难免陷于大愚若智，劳而少功的窘境。何萍同志的这本书强调和论证了思维的创造性不是如黑格尔所讲的那种抽象的精神的创造性，而是植根于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社会文化中的现实的历史的创造性，这是很有见地的。

这本书是何萍同志在哲学探索长途上的起步之作，有的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和展开。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前提。我相信广大读者特别是学术界的前辈必将以热情关注的目光看待这位青年探索者的足迹，给以指点和匡正;也希望何萍同志能以谦虚求实，锲而不舍的精神，坚定不移地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走下去。

【注释】

(1)何萍著《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一书序，该书由武汉出版社1991年出版。

(2)《毛泽东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3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209页。

(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