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循环经济问题的提出与解决

第一章　生态循环经济问题的提出

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全局，按照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审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与未来，我们必须正视两大严峻而紧迫的问题:一是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必须探求和实施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有效维护和永续利用我国的自然生态资源，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二是循环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际运行中存在一定的现实局限性，必须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循环经济的全局协调性和区域共容性，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生态循环经济的命题，就是基于对这两大问题的基本判断而提出的。

第一节　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转变，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不少行业、企业和产品的能耗、物耗水平也开始下降。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存在严重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问题，经济发展还面临“不协调、低效率”的突出问题。国土空间的无序开发，特别是作为我国“生态屏障”和“资源宝库”的西部地区日益严重的资源滥采和生态恶化，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一）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增长10%的持续增长，创造了世界现代发展史上的惊人奇迹，但同时也造成了对资源和环境的无情掠夺和毁坏，在经济持续高增长率的背后，是触目惊心的高能耗、高物耗和对环境的高损害。

1.投入高增长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我国资本形成产值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36.4%，2003年高达42.7%，远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计划时期的前三年，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1]其中虽然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仍可反映出我国的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撑的。此外，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投入也同样存在粗放的问题。

2.资源高消耗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实现的，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火电供电煤耗高出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出21%，水泥综合能耗高出45%，乙烯综合能耗高出31%。^[2]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06年、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10.7%和11.4%，而同期火力发电量的增长率却达到15.1%和14.9%。^[3]资源利用效率极低，以单位GDP产出能耗为表征的能源利用效率，如果日本是1，则意大利是1.33，法国和德国是1.5，英国是2.17，美国是2.67，加拿大是3.5，而我国高达11.5。^[4]这样高的能源消耗和极低的利用率，将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2009年6月30日发布的公报，2008年我国各省、区、市平均的单位GDP能耗为1.102吨标准煤/万元、单位GDP电耗为1375.29千瓦时/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达2.189吨标准煤/万元，能耗之高十分惊人（见表1-1）。我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是国外先进水平的50%左右，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矿产资源的消耗强度也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许多。目前，全世界钢产量的1/3、铜产量的1/2、纸制品的1/3来自资源循环使用，一些发达国家在17个产业的生产中已经实现水资源消耗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5]我国资源回收率比较低，综合利用率不高，许多可以利用或再利用的资源却成了废弃物。2005年，全国煤矿平均资源回收率只有30%～35%，资源富集地区的小型煤矿资源回收率仅为10%～15%。^[6]全国每年约有500万吨废钢铁、20多万吨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的废纸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收利用。^[7]

表1-1　2008年各省区市单位GDP能耗电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2009-06-30，表中“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的统计范围是全部国有工业和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的法人企业，表列数据不包含西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3.废物高排放

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比如，小机组发电比例高，耗煤就多，粉煤灰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也会随之增多。据测算，我国现有的小机组如果被大机组完全替代，一年可以节约煤炭9000万吨标准煤，相应地可以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8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2亿吨。^[8]再比如，立窑水泥比重高，矿山利用率就低，废石和粉尘排放量就多；草浆造纸比例高，耗水量就大，废水排放量就多；低效磷肥比例大，磷矿利用率就低，废渣和废石就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前一个GDP翻两番。按照GDP再实现翻两番的发展目标，即使仍按能源相应再翻一番的增长率来计算，能源需求的压力也将十分突出。仅从煤炭需求来看，就面临着“精查储量不足、生产能力不足、运输能力不足和环境容量不足”四大矛盾。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数据反映，目前，我国可供大中型矿井利用的精查储量仅300亿吨左右，到2010年精查储量缺口约500亿吨，到2020年缺口将达1250亿吨。^[9]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方面高强度地取用、耗费资源，另一方面又把污染物、废弃物大量地排放到水系、空气和土壤中，处于“攫取资源→生产产品→废气物排放→再攫取资源”的恶性循环状态，呈现出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线性特征，使得国民经济增长赖以支撑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状况越来越脆弱。废水、废气、废物的高排放直接导致了水土资源的污损，根据《2008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报告，长江、黄河等七大水系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55.0%；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饮用水源地取水仍有23.6%超过Ⅲ类标准；近岸海域总体水质为轻度污染。^[10]200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正式对外发布的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133位。^[11]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估算，我国目前已经是二氧化硫的第一排放大国。2000年，我国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排序在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位。^[12]今后我国经济发展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能源需求将继续显著增长，如果在温室气体排放上不采取更加有效的减排措施，将面临巨大的国际环境压力。

4.结构不协调

根据经济学的“木桶定律”，在结构不协调状态下的经济增长，会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增长。我国经济结构不协调的问题仍十分突出，严重制约着经济的整体增长和总体效益的提高，2006年我国消耗资源较少、污染较轻的第三产业比重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5%，与1991年相比，15年来只提高了5.8个百分点。^[13]从农业来看，我国农业基础依然薄弱，“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不仅直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影响农村市场的开拓，进一步制约着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从服务业来看，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14]服务业不发达，就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便捷、高效、质优、价廉的服务，就难以促进其他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影响竞争力的提高，并最终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益。从工业来看，虽然我国工业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水平不高，许多关键设备都依赖进口。工业技术装备水平落后，随之而来的是能源、原材料消耗高，产品的层次和附加值低，产业的竞争力差，因而经济增长的代价就大。

5.发展低效率

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投入高增长、资源高消耗、废物高排放、结构不协调的问题，其结果必然带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低效率。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15]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其中水资源充沛、热量充足的优质耕地仅占全国耕地的1/3。1996年底，我国第一次土地详查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16]到2007年底减少到18.26亿亩，^[17]11年中净减少耕地1.25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量的6%以上，平均每年减少耕地1136万亩。与此同时，我国耕地低效利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到2003年底，全国设立各类开发区（园区）6015个，规划面积达3.54万平方公里，^[18]其中相当部分属于一些地方盲目兴办、无序开发，省级以下开发区征地后的土地闲置率高达40%以上。^[19]

（二）西部地区“资源宝库”、“绿色屏障”的区域功能日趋弱化

西部地区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区，也是农业、矿产、生态资源禀赋丰腴的地区，具有“江河源头、生态屏障、资源宝库”的区域功能。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区域重要性被忽视，缺乏科学稳定的区域功能定位，把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割裂开来，没有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视为有机整体，因而出现了由生态退化导致经济落后、由经济落后又导致生态退化的恶性循环。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盲目跟风，在“经济落后底子薄、山高路险运输难”的弱势条件下与东部、中部地区“亦步亦趋”，对西部国土空间进行无序、低效的开发，加上传统生产方式对西部地区生态、矿产资源粗放和毁灭性的开采，不仅使西部地区长期处于生产落后、生活贫困的境地，同时也造成了农业、矿藏、生态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资源宝库”、“绿色屏障”的区域功能严重退化，直接威胁着东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退化与资源滥采是西部地区功能弱化的主要表现。生态退化是指生态系统在自然或人为干扰下形成偏离自然的状态。生态学者认为，脆弱生态系统极易沦为退化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系统是指抵抗外界干扰能力低、自身稳定性差的生态系统，它包括那些容易退化而尚未退化的生态系统。^[20]我国西部地区处于江河源头，西高东低的地势格局凸显了西部地区生态屏障的重要地位。由于西部地区过去没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开发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固有平衡性，也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同时西部地区的生态退化状态还对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我国生态退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草地退化的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仍然在扩大，每年新增的面积惊人（见表1-2），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沙尘暴频发等生态恶化现象也在逐年加剧。从我国生态退化的分布区域看，生态状况退化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见表1-3）。

表1-2　我国生态退化面积与每年新增面积情况^[21]

表1-3　我国主要生态退化地区分布情况^[22]

1.水土流失日益加剧

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08%，耕地质量退化趋势不断加重。^[23]近些年来，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侵蚀强度、危害程度呈现加剧的趋势。目前，西部地区土壤侵蚀面积已达410万平方公里，占西部国土面积的60.56%；全国水力侵蚀面积140万平方公里，西部占全国的69.1%。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主要表现为西北地区的风蚀和西南地区的水蚀以及青藏高原的冻融侵蚀。黄河上中游地区水土流失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长江上中游地区水土流失面积达55万平方公里，加剧了下游地区的洪涝灾害。全国按自然地理分区域水土流失面积情况如表1-4所示。青藏高原土壤冻融面积达10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59%。宁夏水土流失率为69.94%，远远高出全国平均16.98%的水土流失率。^[24]

表1-4　全国按自然地理分区域水土流失面积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计算整理，《人民日报》，1999-01-06

2.荒漠化问题严重

目前，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相当于7个日本或10个英国或14个广东省的面积，并且荒漠化面积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全国受荒漠化危害影响的人口有4亿人左右。我国地质时期形成的原生荒漠（沙漠、戈壁）面积的93.2%分布于新疆、内蒙古、青海和宁夏4个民族省区，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全部位于西部地区。^[25]据2005年6月中国国家林业局公布的《第三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公报》，200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26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46%，其中新疆、内蒙古、西藏、甘肃、青海、陕西、宁夏7个西部省区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57.2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荒漠化总面积的97.58%。^[26]荒漠化是极具破坏力的生态灾难，它使大面积的草地变成了沙漠，牲畜养殖的承载能力下降，加剧了西部地区贫困落后，制约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3.森林草原破坏严重

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8.21%，相当于世界森林平均覆盖率（27%）的67.4%；我国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严重退化草原近1.8亿公顷。^[27]我国森林资源分布严重不均，东部沿海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大大高于西部地区，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浙江2007年的森林覆盖率都在40%以上，其中福建省高达62.96%，居全国之首。而西部地区的内蒙古2007年森林覆盖率为17.7%，西藏为11.31%，甘肃、宁夏、青海分别为6.66%、6.08%、4.4%，新疆只有2.94%，为全国最低。^[28]较低的森林覆盖率进一步恶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并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41.7%，主要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和青藏高原高寒地带，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青藏是我国重要的草原区。^[29]由于西部地区垦草种粮、超载放牧、滥伐树木和滥挖药材等行为，造成了草原植被的严重破坏，加剧了荒漠化。目前，在我国近4亿公顷的天然草原中，每年草地退化面积约200万公顷，退化速度为每年0.5%，而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的建设速度每年仅为0.3%。全国荒漠化土地每年以262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其中90%发生在牧区草原。^[30]在内蒙古78.8万平方公里的天然草原中，退化面积达到46.73万平方公里，占草原总面积的59%，并且每年还在以数十万公顷的速度退化、沙化。目前，内蒙古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土地总面积的60%以上，其中沙漠化土地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31]在西藏53.33万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地中，35%已经退化。宁夏逐步被腾格里、毛乌素、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所包围，全区有65%的面积和90%的人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青海省90%的草地出现不同程度退化，总面积达8.33万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已达12.52万平方公里，而且以每年13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大。^[32]

4.淡水资源日趋短缺

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淡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224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淡水资源的1/4。^[33]国土资源部2003年底公布的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地下淡水资源多年平均为8800多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淡水资源总量的1/3，地下淡水可开采资源多年平均为3500多亿立方米。北方地区地下淡水天然资源占全国的31%，西北地区仅占全国的13%。^[34]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中国目前有16个省（区、市）人均淡水资源量（不包括过境水）低于严重缺水线，其中宁夏等6个省份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立方米，属于严重缺水地区。西北地区农业干旱缺水状况非常严重。20世纪90年代，全国年均农田受旱面积达2667万公顷，干旱缺水成为影响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主要制约因素。从河流流域来看，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流域，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3.4%，耕地占39%，人口占35%，而水资源量仅占7.7%，人均约500立方米，是我国水资源最为紧缺的地区。西北内陆河流域，土地面积占全国的35%，耕地占5.6%，人口占2.1%，水资源量占4.8%，该地区属干旱区，因人口稀少，人均水资源量高达5200立方米，但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较大。西北地区不合理的水资源利用导致河流断流日趋严重，新疆塔里木河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20世纪90年代比60年代流量减少了90.2%，导致下游大范围胡杨林枯死和沙漠扩大。^[35]新疆艾比湖水面从50年代的1200余平方公里萎缩到现在的500多平方公里，青藏高原的湖泊有30%以上干化成盐湖或干盐湖。^[36]在新疆塔里木河下游、青海柴达木盆地东南部和西藏那曲地区等地，沙化土地年平均扩展率达4%以上，由于风沙的步步逼近，成千上万的农牧民被迫迁往他乡，成为“生态难民”。^[37]

5.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中国被列入世界濒危动物“红皮书”的动物种数有123种，列为国家保护名录中的一、二级保护动物有277种，濒危的高等植物有4万多种，占植物总数的15%～20%。《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中列出的640种世界濒危物种中，中国有156个物种，占世界的1/4。在我国公布的335种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西藏有125种，新疆有115种，青海有67种，宁夏有51种。国家保护的许多珍稀野生动物，如亚洲象、野牛、绿孔雀、赤颈鹤、藏羚羊、雪豹和野牦牛等仅存于我国西部地区。由于生存环境破坏和人为盗猎等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野生动物种群减少，分布区域缩小。据统计，在我国有390多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而新疆就有100种左右。新疆的野生双峰驼数量已不足200峰，新疆虎和高鼻羚羊已绝迹，全区有22.3%的野生动物物种受到威胁。^[38]

导致上述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下对国土空间的无序开发。一些地方急于脱贫致富，在资源开发上一哄而起、各自为阵、滥采滥挖现象非常严重，弃贫矿、采富矿，滥施开采，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综合利用程度极低。尤其是一些集体矿山和个体矿主，在矿山开发中经营粗放、无序开采，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非常严重。有资料表明，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总回收率只有30%～40%，比发达地区要低20%左右。^[39]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大量浪费，导致资源开发产出率下降，成本越来越高，资源收益持续递减，经济效益日益低下，甚至有些资源开发已过早地进入枯竭期，资源供给弹性系数趋于零，严重损伤了资源系统的可持续性。年复一年的粗放开采和掠夺经营，使得西部地区“绿色屏障”、“资源宝库”的功能和地位日益弱化，给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

第二节　循环经济理论及其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现实局限性

一、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与运行原理

在各国经济发展面临日趋严重的资源环境制约的情况下，人们探索和选择了循环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在许多国家和大批企业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是，在经济发展已经并将长期处于持续快速增长阶段的我国，人们在积极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却发现循环经济在区域间经济整体协调发展中日益显现出它的现实局限性。

（一）循环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改造自然和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地推动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能力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同时，由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不尽合理，资源日趋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的50年中，全球经济总量递增了7倍，使得许多地区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超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极限；全球捕鱼业增长了5倍，致使大部分海洋渔场超出其渔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全球纸业需求扩张了6倍，导致世界森林资源严重萎缩；全球畜牧业增长了两倍，加速了牧场资源的环境恶化，并增强了其荒漠化的趋势。^[40]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时，对生态环境的“无偿”使用必将达到极限，这是由自然循环过程极限和作为自然组成部分的人的生理极限所决定的。当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时，人们猛然看到了“增长的极限”，迫使人类重新审视发展历程，探寻可持续发展之路。于是，恢复生态环境、减少污染排放、保护自然资源等就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紧迫任务。人类社会要继续发展，客观上要求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用新的模式发展经济，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并对被过度使用的生态环境进行修补和恢复。在这样的背景下，循环经济思想应运而生，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理论也逐步得到相关学科的充实与完善。

1.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伴而生

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但也是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发生了三大影响深远的变化: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经济增长了近百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从而迅速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二是人口爆炸性增长，20世纪世界人口翻了两番，目前已达65亿人，并且仍以每年约7500万人的速度继续增加；^[41]三是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质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社会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向自然索取的能力和对环境干预的能力也越来越大。人类在取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资源消耗速度加快，废弃物排放不断增加，反过来又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威胁。工业化以来出现的种种环境问题，不仅成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且逐步成了全球性的问题，如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地退化和荒漠化、酸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人类不得不反思和检讨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人们对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念开始了深刻的思索。1962年，美国出版了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用触目惊心的案例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类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标志着人类对生态意识的觉醒和“生态经济时代”的开端。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性石油危机，使经济增长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凸显。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以“保护地球环境”为主题的大规模游行，表明人类已经开始高度关注地球环境问题。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联合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该报告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经济增长与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首次向世界发出警告:“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极限将在今后100年内发生”，^[42]提醒人们重新审视过去的发展道路，指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对自然的无限索取、破坏与自然本身承受能力之间的差距是造成人地关系紧张、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不和谐的根本原因，要弥合这一差距，人类必须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彻底改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思想，为世人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念。尽管这份报告中有的观点有些片面和悲观，但其中提出的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无法满足外延式经济增长的理念，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开始形成。

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探索从生产和消费的源头防止污染物的产生。1984年，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世界著名科学家组成的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经过三年多全球范围内的调查研究，在1987年完成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提出了“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43]的新观念，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90年代，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世界各国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上达成共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号召世界各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发展的数量和速度，更要重视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呼吁各国调整经济技术结构，广泛利用环境无害技术和清洁生产方式，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废物排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追溯可持续发展观与循环经济的形成、发展过程可知，它们都萌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于同一时代背景，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对比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的理论内涵，可以发现它们在精神实质上互有相融之处:

（1）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生态”三维复合的协调发展，是一种全面的社会进步和社会变革过程，在可持续发展复合系统中，经济的发展将以生态良性循环为基础，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而不再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循环经济最主要的特征是对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它是环境保护的经济，是资源节约的经济，它强调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低投入和低消耗。任何形式的生产活动都是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结合，都存在对资源的消耗，尤其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然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随着生产活动的无限延续，资源稀缺的表现必将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提高了经济增长率，这也使得人类对资源的消耗速度加快，即便是可再生资源，其再生率也远不及人类对它的消耗率。当今人类面临的现实环境表明，由于无节制的开采，一些稀有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已经造成严重的能源、资源危机。所以，作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其突出的特征便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也就是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体现“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而不再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2）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潜力的培育，单纯的发展速率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将不再是其唯一追求的目标，现有条件下发展潜力的培育将成为发展过程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在维持资源存量不致减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保证当代人与后代人拥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而循环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循环经济强调产品和包装器具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和反复使用，废弃物能够变成新的资源被反复利用。传统的经济活动过程是:生产投入→资源消耗→劳动产品→生产废弃物→污染物排放，这种过程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利用率低；而循环经济活动过程则是:生产投入→资源消耗→劳动产品→再生资源→再生资源产品，这种过程是循环往复式的，它表现出消耗低、污染低、利用率高、循环率高的特征，其目的也就是“保证当代人与后代人拥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对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进行痛苦反思后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它是人类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观念和认识的一次飞跃。循环经济强调资源的节约和永续利用，这正是可持续发展精神的生动体现，循环经济也因此成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实践。

综上可知，循环经济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形成时间上相伴而生，在形成背景和思想基础上同出一宗、一脉相承。从本质上讲，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思想理念”问题的再认识，而循环经济则是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实践路径”的再选择。

2.循环经济理论的发展阶段

（1）循环经济思想的萌芽。循环经济的思想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环境保护浪潮已在全球兴起。其中，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他的“宇宙飞船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循环式经济”的名词。他在1966年所著的论文《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经济学》中指出，我们必须承认地球是一个封闭系统，能够接收外界能量输入，并对外界进行能量输出，而地球上的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会消失，来自开采、生产和消费行为的残留物总是以某种形式与我们一起存在。他把这种观点叫做“太空人经济”。^[44]也就是把地球比做一艘宇宙飞船，飞船中的居民无法从飞船本身之外获得任何的资源储备，也无法将不需要的残留物处理到飞船之外。他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将过去的经济称为“牧童经济”，把传统经济比喻成一个可以由牧羊人任意放牧的草场，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人们通过生产和消费，高强度地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大量地提取出来，然后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弃置到空气、水系、土壤、植被这类被当做地球“阴沟”和“垃圾箱”的地方，这种经济观的典型看法就是将自然环境看成一个无限的平面，将经济看成是一个与外部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换的开放系统。鲍尔丁反思和批评了传统工业经济“资源→产品→排放”的增长方式，提出了人类社会新的经济发展观念，即人如何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并且指出人类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法则，这个法则完全不同于人们在“牧童经济”时代的经济法则。鲍尔丁本人认为，他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前从未有学者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鲍尔丁虽然没有进一步进行研究，也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循环经济思想理念，但他的思想是开创性的，为后来人探索循环经济之路点亮了第一盏灯，而之后研究过程的结果也验证了诸多他在文章中所描绘的现象和设想。

（2）循环经济理念的发展。1976年，欧共体在巴黎举行了“无废工艺和无废生产国际研讨会”，会上提出“消除造成污染的根源”的思想，并提出了开发“低废、无废技术”要求，这是清洁生产（Cleaner Production）理念的首次表达。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工业与环境计划活动中心制定了“清洁生产计划书”，提出了清洁生产的概念。这标志着环境保护运动开始由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清洁生产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策略持续运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以便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性。清洁生产要求节约原材料和能源，淘汰有毒原料，以削减所有废物的数量和毒性:改善产品设计，减少从原材料提炼到产品最终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利影响，使得产品在使用中和使用后不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产品包装易于回收、再利用和处置、降解；并对物质资料进行再循环利用。

清洁生产的诞生是对传统环境保护战略的批判和挑战，为传统线性经济模式的转变打开了突破口，为企业层面和社会宏观层面上的循环经济的建立揭开了序幕。

（3）循环经济理论的形成。循环经济的正式概念是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克里·特纳1990年在其《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们基于经济活动是在一个资源和承载力有限的全球自然系统中进行的这一判断，根据物质平衡原理，利用工业代谢的分析工具，第一次研究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模型，试图为循环经济的发展确定“资源管理规则”。皮尔斯和特纳认为，环境经济大系统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循环的系统，人类就是要协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整个环境经济大系统的良性循环。这个环境经济大系统包含了经济过程的两大环节与环境的三项功能，“经济过程的两大环节”是生产和消费，如果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生产过程生产出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最终又生产出消费资料，消费的目的是产生效用。“环境的三项功能”，其一是提供自然资源，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其二是自然环境有自我净化的能力；其三是为人类提供物质和精神享受。皮尔斯和特纳将经济过程的两大环节与环境的三项功能联系起来，阐明了经济过程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情况将直接影响到环境的功能，进而影响经济系统本身正常运行的原理。这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原理的提出，标志着循环经济理论的正式形成。随后，各国理论界相继开启了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新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探索、实践循环经济的热潮，我国广大的理论界人士和实际工作者也参与其中，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许多与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实际情况紧密结合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循环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还处于不断总结、不断完善的阶段，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仍在继续深化和拓展。

（二）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与运行原理

循环经济（Circu1ar Economy）是20世纪后期逐步形成的一种人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采用的旨在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一种闭环流动的经济模式，是一种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发展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对循环经济概念的定义目前还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态，但国内外学术界对循环经济运行模式包含一个“资源→产品→再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则已形成共识，普遍认为循环经济使人类经济活动由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一线性流程转变成了一个“资源→产品→再资源”的反馈式流程（见图1－1）。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内涵非常深刻。从本质上讲，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它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Closing Materials Cycle）经济的简称。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存的经济发展理念，其要旨是将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资源”的闭环过程，使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都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续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因此，简言之，循环经济就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使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资源使用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的经济发展模式。迄今为止，循环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还处于不断总结、不断完善的阶段，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仍在继续深化和拓展。

图1－1　单一线性传统经济与反馈式循环经济流程示意图

1.循环经济的“3R”原则

循环经济是建立在不同层次、不同生产过程的“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资源化（Resources）”（3R）原则基础上的技术范式，其中每一原则对循环经济技术范式的有效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

（1）以资源投入最小化为目标的减量化原则。减量化原则针对的是输入端，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物质和能源的流量，通过预防的方式而不是末端治理的方式来避免废弃物的产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和利用，并应用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尽可能地减少进入生产、消费过程的物质流和能源流，对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在生产中，生产者可以通过减少每个产品的原料使用量、通过重新设计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在循环经济发展运行中，减量化原则是首要的、优先的原则。

（2）以废弃物利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再利用原则。该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尽可能多次或以多种方式使用物品，避免其过早地成为垃圾。针对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对制造商和生产者而言，应采取产业群体间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协作，加大“产品→废弃物”的转化周期，实现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

（3）以污染排放最小化为目标的资源化原则。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废弃物，通过对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利用和资源闭合式良性循环，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资源化原则是输出端方法，能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和排放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废品回收和综合利用。

2.循环经济的循环体系

从理论上讲，目前循环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体现在微观（企业）、中观（区域）、宏观（社会）三个层面上，由于语境不同，也可表述为小、中、大三种尺度的循环。

（1）企业层面的循环经济（小尺度循环）。构建企业内生产物流循环体系是循环经济在微观层次上的体现。以一个企业为单位实现清洁生产，使所有的资源、能源都得到有效利用，最终达到无害排放或污染零排放的目标，即“小尺度循环经济发展方式”。根据循环经济的理念，推行清洁生产，从原料的开采→生产制造→消费使用→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来评估产品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这是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3R”原则中减量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实现最小化的污染物排放。在“小尺度循环经济”这一发展方式中，企业要尽力减少产品和服务的物料使用量、减少产品和服务的能源使用量、减少有毒物质的排放。同时，又要加强物质的循环使用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与服务的强度和耐用性。

（2）区域层面的循环经济（中尺度循环）。构建企业之间的“物质代谢”和“共生关系”，形成具有“产业生态链”的循环体系，是循环经济在中观层次上的具体体现。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和企业内循环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是受技术工艺的限制，就是企业内循环成本较高。因此，需要通过建立生态工业区的方式，来实现企业之间的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循环，把工业废弃物和副产品的排放降低到最小程度。循环经济所倡导的工业生态系统，要求企业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互利、相辅相成的共生相依关系。(www.xing528.com)

直观地说，区域层面的中尺度循环经济就是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建立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是中尺度循环经济的具体实践，它作为包含若干工业企业及农业、居民区等的区域系统，通过园区内物质流和能量流的正确设计，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形成企业间共生网络。在生态工业园区中的各企业内部实现清洁生产，做到废物源减少，并在各企业之间实现废物、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以达到尽可能完善的资源利用和物质循环以及能量的高效利用，使得区域对外界的废物排放趋于零，达到环境友好状态。生态工业园区追求的是系统内各生产过程从原料、中间产物、废物到产品的物质循环，达到资源、能源、投资的最优利用。在这一模式中，多个企业或产业相互关联、互动发展，废物的概念消失了，每一个生产过程产生的废物都变成下一生产过程的原料，所有的物质都得到了循环往复的利用。

（3）社会层面的循环经济（大尺度循环）。社会层面的大尺度循环体系建立在企业小尺度循环、区域中尺度循环的基础之上，是循环经济在宏观层次上的全区域体现。社会层面的大尺度循环经济，就是要建立起与发展循环经济相适应的、实现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负担最小化的“循环型经济社会”，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过度消耗的依赖，保证对废物的正确处理和资源的回收利用，保障国家的环境安全，使经济社会走向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循环经济追求的“美好愿景”就是最终实现“大尺度循环经济”，即在整个社会经济领域，使工业、农业、城市、农村都达到整体循环，甚至在工业、农业、生态之间客观存在的交叉点、连结点上，也实现交点的融合与互动，这就是理想的大尺度循环经济。如果整个社会的企业内、企业间，区域内、区域间都实现了经济大循环的目标，则社会层面的循环经济或循环型的经济社会也就成了美好的现实。

上述循环经济的三种发展方式并非同步继起，而是一个从小到大、由点到面、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具体地说，在循环经济建设初期，在企业内部强化清洁生产；继而根据企业间资源层级利用的价值创造，使具备资源利用相关性的企业进行集聚，并在这一推进过程中，注重使循环型工业、循环型农业、循环型服务业相互融合，打破产业与行业界限，实行全方位的资源综合利用；同时，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力和规制力，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良好机制，使循环经济的理念与制度深入人心，最终形成循环型经济社会。

应当充分肯定的是，实施循环经济具有积极的意义。从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的层面来评估，实施循环经济对于实现经济活动投入、排出的“两端”最小化，实现自然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扰动和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都具有积极的、现实的作用。

二、循环经济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显现的现实局限性

循环经济的实质是将资源与环境要素纳入经济系统内部，通过资源层级利用的价值创造，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与废弃物排放的降低。它改变了过去线性经济“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模式，倡导“资源→产品→再资源”的循环发展理念，从而为缓解长期以来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现实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是一个革命性的跨越。但是，面对区域经济迅猛发展、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又必须兼容互动的态势，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技术范式，并不能从一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层面上，即时有效地解决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匹配、不可持续的问题，循环经济在现实操作上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一）循环经济不等于生态经济，在生态脆弱或资源富集的地区盲目发展循环经济，不一定能从整体和长远发展上取得生态经济的良好效果

生态经济是指在一定区域的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高效且生态持续的产业发展，同时建立起体制科学、社会和谐的文化和生态良好、景观秀丽的环境的一种现代经济形态。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永续发展的经济。生态经济把区域内的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生态恢复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统一规划，建设天蓝、水清、地绿、景美的生态景观，培育整体、和谐、开放、文明的生态文化，孵化高效、低耗的生态产业，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社区，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高效、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生态环境相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但是，从生态经济的本质属性和一国经济发展的全局利益来考察，循环经济虽然与生态经济具有同质性和兼容性，但它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但两者不可等同。可以认为，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之间在哲学意义上是抽象与具体、总体与局部的逻辑关系，在经济发展意义上是总体目标与实现手段的关系，在理论政策意义上是原则要求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关系。两者的不同之处如表1-5所示。

表1-5　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不同之处的比较

从理论上界定，循环经济只是实现生态经济目标的一种技术范式或运行模式。在现实实践层面上，对于生态脆弱地区和生态敏感地区来说，保持水土、维护植被、控制开采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在这些地方即使采用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对生态资源的开采使用也满足了“减量化”的要求，但这种对生态资源“减量化”的开采仍然会给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继续恶化的影响。在生态资源禀赋丰腴的生态富集地区，即使生产方式由传统经济模式过渡到了循环经济模式，如果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固守在资源优势的开发上，缺乏区域之间的共容协调，则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开采、消耗的资源就越多，也就越有可能对一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低效应甚至是负效应。

（二）循环经济的技术模式不能从根本上调节区域间经济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不能有效控制资源开发的密度和节奏

在一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生态资源区域分布极不均衡的条件下，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物质闭环流动型的技术范式，能够较好地实现企业内部以致区域内部资源的减量使用和生态环境的维护，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资源在不同区域的合理配置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在既有资源条件下各区域合理地开发、使用资源、和谐共生、协调发展、实现整体发展利益最大化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转移性特征。从阶段性因素看，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国际经验表明，这一时期是资源消耗增长的爬坡阶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资源需求总量和消耗强度将在较长时期保持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条件下，资源消耗多、浪费大，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量高，这些现象在这一发展阶段内将有一定的惯性。从转移性因素看，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高消耗、资源性的产业转移到我国，相应地加大了我国的资源消耗总量。随着大量的“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实质上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我国大量的能源资源。以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打工经济”为例，2005年我国出口177亿套服装（含童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3.51美元，出口60亿双鞋，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45]产品销售的巨大价差利润被进口商获得，却使我们付出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成本。另据日本海关统计，近10年来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有4486万箱，按每箱5000双计算，共出口筷子约2243亿双。而生产出口这些筷子的代价是我国大面积山林的砍伐和植被的破坏。特别引人深思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从我国进口筷子的日本森林覆盖率高达65%，而砍伐竹木出口筷子的我国森林覆盖率仅为16%。^[46]我国资源和环境现状再也经不起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建立在索取全球资源基础上的。据“全球生态足迹网”估计，如果在全球维持一个像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将需要五个地球的资源；而维持一个像英国这样的社会也需要将近三个地球的资源。当今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不应当也不可能模仿一些发达国家以挥霍资源为特征的消费模式。应当注意的是，在我国尚需经历的这个因阶段性和转移性因素导致的资源超强消耗阶段中，既要看到我国不能把经济增长的资源需求完全寄托在国际资源市场的供给上，同时，也要看到在国内区域之间必将出现东中西部各区域、次区域竞相发展、奋勇争先，大肆开采、输入甚至抢夺资源的局面，从而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无序开采、无端浪费，这客观上将对我国生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循环经济的“大尺度循环理论”虽然从理论上覆盖了这一问题，但目前这种大循环还大多处于研究、探讨、设想的层面。在当前以至更长时期内，我国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决策上还将存在相当程度的自利性、选择性偏差和行政分割等方面的局限性。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尚待理顺、政绩考核的科学体系尚待健全、立法与执法还存在缺位错位、经济制度与政策也有待完善，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各地区和企业经济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独立性、区域经济发展尚处于千帆竞发、大干快上的现实情况下，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技术范式，无力约束地方政府和企业从全局的、宏观的角度自觉调节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有效控制既有资源开发的密度和节奏。

（三）循环经济技术原则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技术缺陷和现实局限性

循环经济的“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在实际生产运用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技术局限性，它虽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实现节约资源、减少排放的目标，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问题。首先，“减量化”的实质是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输入，其中心思想是节约使用资源，而这只是延缓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的速度和时间，却不能改变现有产业技术体系对不可再生资源持续消耗的状况。如果不解决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问题，“减量化”也无法阻止不可再生资源的最终枯竭。^[47]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可持续发展，是在“以人为本”目标下的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永续发展，并不是不消耗资源的“不发展”、“零增长”。随着循环经济的不断发展，其资源投入和循环规模不断扩大，这种循环系统的资源输入量势必不断增加，废弃排放物也将不断增多。所以，单纯依靠循环经济的“减量化”理念对现有经济进行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压力。因此，应当从资源替代的理论研究与技术创新层面着手，完善循环经济的技术范式，积极开发和创造替代资源，使发展循环经济真正达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同时，循环经济的“资源化”原则，本质上也是一种事后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一种事前控制的预防手段。废弃物再循环虽然可以减少废弃物的最终处理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经济过程中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规模，但随着社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产量的持续上升，需要“资源化”的废弃物数量也将随之不断增长，最终必然突破阈值，污染排放仍将无法避免。②东北大学陆钟武院士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产品产量保持基本稳定或下降的情况下，提高资源循环率可使资源效率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但是，在产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循环率对资源效率的影响就会小得多，即使循环率达到10，资源效率也会很有限。^[49]“资源化”技术运用本身也是资源再耗费、废弃物再排放的过程，在运用“资源化”技术处理废弃物时，同样需要耗费矿物能源，需要耗费水、电和其他必需物质，并将许多新的污染物排放到环境之中，造成再污染。^[50]同时，“资源化”技术能否在企业的生产实践中得到推广使用，还要受到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制约。如果企业获取再利用资源的含量太低，收集再利用资源的成本就会很高，这样的“资源化”将是耗费更多的资源而获取较少的资源，无论是从社会生态效益还是从企业经济价值上考量，都将是投入多、产出少的“赔本买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项循环经济模式的生产方案，即使在理论和技术上可行，如果在经济上不可行，违反成本效益原则，也就难以在企业的现实生产实践中得到自觉的、积极的贯彻实施。因此，循环经济的技术范式还需要拓展和完善，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必须从生态资源宏观节约和经济合算的原则来科学考量。

（四）循环经济的推广受到地方政府自利性和企业逐利最大化倾向的制约，跨企业、跨地区的循环经济大尺度循环体系难以自然生成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它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以“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为特征，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使物质和能量在企业内、企业间、全社会得到合理、持久的循环流动和利用，以达到能量平衡；同时，力图使物质资源在生产中得到充分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最终实现循环经济的社会大尺度循环。然而，由于受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和企业逐利倾向的影响，实现循环经济的上述理论期望变得困难起来，特别是人们期待的大尺度循环体系的形成也显得有些渺茫。

事实上，受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影响，企业自觉选择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还面临成本、效益两方面的权衡。一是投入成本问题。降低成本的途径取决于循环经济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的规模，其中关键技术的研发起决定性作用，在没有国家大量投入的条件下，这对我国众多的中小企业来说目前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二是企业效益问题。依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只有在废弃物排放量稳定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循环利用才能实现成本最小化。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只有规模足够大、排放的废弃物足够多时，企业才具备独立对其进行循环利用的经济可行性。由于中小企业废弃物的数量不足以达到规模化处理的必要规模和成本最小化的要求，与利用新资源相比没有经济优势，甚至还要投入更多，因而就多数企业而言，在企业内部独立循环利用废弃资源不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因此，企业受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益本性”驱使，使其在参与市场竞争中，更加优先注重短期和本位的利益，对长期利益和社会利益缺乏全局意识与战略观念，如环境污染就是企业为了自身产出最大化而向社会转嫁的巨大生态成本。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在企业总数中占有很大比重，单个企业难以实现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规模效益和技术水平要求。随着改革的深入，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在扩大，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日益增多，其中一些经营艰难的企业对循环经济的优越性视而不见，没有主动实施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和驱动力。

循环经济实施的另一障碍是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即地区利益障碍。经济活动是以其执行主体的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由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逐步深入的进程中，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善、政府职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转变，加上财税“分灶吃饭”等原因，各级地方政府和行政区仍然是区域经济活动最主要的组织主体和实施单元，这就导致了地方经济利益成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成了区际经济协调、共容发展的最大障碍。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谋取一时的地方小利，甚至不惜牺牲国家的长远、全局利益。比如，国家对稀有金属的出口早有政策规定，但有的地方依然我行我素，唯利是图。日本的资源匮乏，稀有金属资源更为奇缺，但日本庞大的经济体却每天都在大量消耗进口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稀有金属资源。据《世界新闻报》披露，日本铟的消耗量占全球消耗量的60%左右，铂金的消耗量占全球的20%，稀土消耗量占全球的25%。如此庞大的需求，致使日本几乎全部通过进口来满足稀有金属需求。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日本所需稀有金属资源的出口大国，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占90%、钨占79%、铟占70%。日本一直以购买、合资、开采等多种方式从中国进口稀有金属资源。有统计显示，1990～2005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量增加了9倍，但价格却下降了55%，从当时的每吨1.3万～1.4万美元，下降到每吨7000多美元。正因为这些年来中国出口的稀土价格一路走低，一些原来开采本国稀土资源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也停止开采本国稀土，转而从中国进口。另外，日本一方面大量进口储备稀有金属资源，另一方面则将进口资源稍微加工后，再以10倍、20倍的价格卖给别国，充当中间商谋取暴利。^[51]如此为了一时一地利益的盲目出口，使我国以出卖资源、损毁环境为代价而换取了蝇头小利，外商却既得到了资源，又获得了巨额收益。

因此，在目前经济社会普遍处于“利益驱动”、“发展优先”的状态下，要实现循环经济从“小循环”到“中循环”再到“大循环”的跨越，在现实操作上具有一定的难度。大尺度循环社会的形成，单靠循环经济模式自发地、渐进地推进，显然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因而必须有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来促进循环经济在全社会的广泛实施。

综上所述，在回顾总结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成就的取得在资源、环境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生态屏障”、“资源宝库”的功能正在弱化，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还要看到，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正方兴未艾，还需要继续大力推广实施，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克服循环经济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上述现实局限性。因此，在我国经济还将长期处于高速发展的条件下，必须以科学发展理论为指导，研究探索一种既广泛实施循环经济，又高度维护生态环境；既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又保障区际经济协调发展的新经济模式，从而在根本上防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存在“资源使用不循环、生态环境不持续、区域发展不协调、整体效益不最大”的状况。为此，生态循环经济的命题，也就现实而紧迫地成为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探究的重大课题。

【注释】

[1]马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理论动态》编辑部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68

[2]郭永利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理论前沿，2005（23）

[3]孙佑海.推动循环经济促进科学发展.求实，2009（6）

[4]郭永利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理论前沿，2005（23）

[5]马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理论动态》编辑部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70

[6]张晓强.在2005年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国际金融报，2005-7-22（4）

[7]马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理论动态》编辑部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69

[8]张卓元.节能减排是硬约束.经济日报，2007-02-15

[9]张晓强.在2005年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国际金融报，2005-7-22（4）

[10]孙佑海.推动循环经济促进科学发展.求实，2009（6）

[11]苑琳，崔树民.试论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优先原则.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07-5-20

[12]孙佑海.推动循环经济促进科学发展.求实，2009（6）

[13]中宣部编辑组.理论热点18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39

[14]马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理论动态》编辑部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69

[15]马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理论动态》编辑部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70

[16]孙文盛.关于严格保护与合理利用国土资源.《理论动态》编辑部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175～178

[17]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447

[18]孙文盛.关于严格保护与合理利用国土资源.《理论动态》编辑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178

[19]马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理论动态》编辑部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70

[20]任海.恢复生态学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97

[21]陆大道等.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417

[22]陆大道等.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418

[23]孙佑海.推动循环经济促进科学发展.求实，2009（6）

[24]陆大道等.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415～418

[25]彭秀丽.区域循环经济探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232～233

[26]中国网.第三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公报. china.com.cn，2005-06-14

[27]孙佑海.推动循环经济促进科学发展.求实，2009（6）

[2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414

[29]席小平，陈胜利，翟振武.挑战与希望——中国13亿人口日宣传提纲.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

[30]席小平，陈胜利，翟振武.挑战与希望——中国13亿人口日宣传提纲.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

[31]郅振璞，吴坤胜.让绿色家园更秀美.人民日报，2002-12-22

[32]王娟，朱建军.青海生态环境亮起“红灯”.中国民族报，2003（6）

[33]解振华.关于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动态》编辑部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143～144

[34]席小平，陈胜利，翟振武.挑战与希望——中国13亿人口日宣传提纲.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

[35]冬青叶.我国水平衡失调的新情况——河流断流.南京农专学报，2001（3）

[36]彭秀丽.区域循环经济探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237

[37]席小平，陈胜利，翟振武.挑战与希望——中国13亿人口日宣传提纲.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

[38]雷振扬.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利益探析，北京:民族研究，2004（3）:23

[39]彭秀丽.区域循环经济探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240

[40]任正晓.农业循环经济概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1

[41]尹豪. 21世纪全球人口与发展.人口学刊，2001（1）

[42]［美］德内拉·梅多斯，［美］乔根·兰德斯，［美］丹尼斯·米多斯著.李涛，王智勇译.增长的极限.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4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44]李春富.从循环经济角度认识传统经济学观念.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4）

[45]毛建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自主创新.科技促进发展，2006（2）

[46]白津夫.“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主要矛盾.经济参考报，2005-08-31

[47]
②赵儒煜，杨振凯.循环经济的局限性及出路.税务与经济，2007（3）

[49]陆钟武.关于循环经济几个问题的分析研究.环境科学研究，2003（5）

[50]诸大建.从可持续发展到发展循环型经济.世界环境，2000（3）:6～12

[51]章卓，黎萌.日本紧盯中国稀有金属.世界新闻报，2007-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