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规则：遵守承诺，惩罚背叛

合作群与服从

在个体相互多次交往中，通过遵守类似“遵守诺言”和惩罚那些背叛的人这样的规则可以直接获得个人利益。对当前的行为选择起关键作用的是“将来的阴影”，即某人当前的行为对其对手将来的行为产生的预期影响。^[24]在与采取相互性策略的对手打交道时，一个人不能期望“欺骗”之后可以一走了之，因此，使合作继续下去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按规则办事。按规则办事，让他人察觉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可靠诚实的人，往往出于个体的直接利益考虑。值得信赖可以使一个人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因此，增加实现合作利益的前景。^[25]另一方面，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侵害为惩罚欺骗者提供了一种直接的激励。最明显并且成本最小的惩罚形式是简单地把欺骗者排除在合作之外，直到他补偿了自己的不诚实行为并且证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为止。但是个体有时也有可能有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的动机，即便这样对他们来说成本更高。这种行为给自己的直接对手和第三方传达了一个信息，暗示无论何时有人欺骗他，他都准备严厉地报复。除此之外，通过向其他人员传递对手是一个骗子的信号，一个人就可以对其施以更有效的惩罚，还不用耗费自己任何成本，因为其他人以后也会很不情愿与背叛者打交道。

关于信任规则，互惠机制能够通过遵守规则并惩罚违反规则者来激励私人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道德秩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望自发地通过互惠产生，这是一个被观察到的公共产品如何在个体各自追求纯私人利益中附带地产生出来的例子。应当指明的是，尽管就信任规则而言，“道德秩序”只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被认为是公共产品，诚然，生活在一个诚实人的共同体中确实可以受益匪浅，但这也给背叛者利用这种环境不诚实地行事从而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提供了条件，此时，就相当于背叛者在利用他人遵守信任规则而“搭便车”。但是，互惠机制不允许有人总是利用他人遵守信任规则“搭便车”。背叛者必然会被排除在那些只有在合作关系中才能实现的利益之外。

对于团结规则来说，正如对普遍意义上的囚徒困境类型规则一样，一个理性行为者对于某规则的宪政利益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他遵守该规则，这是显而易见的。单独的、选择性的激励对于使行动利益与宪政利益达到一致是必需的。正是在这样的选择激励产生的方式上，团结规则与信任规则之间存在着关键的区别。这种区别与遵守和实施这些规则产生的利益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公共产品有关，公共产品产生的利益外溢到大量无法排除在外的受众之中。同信任规则比较，一个人通过遵守和实施团结规则产生的利益组合系统性地倾向于包括(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更多的公共要素和更少的私人要素。实际上，与其被看做截然对立的两种规则，不如把信任规则和团结规则看做是在一个连续谱系中、遵守规则产生的利益的“公共性”程度不同的两种规则而已。(www.xing528.com)

遵守信任规则和惩罚那些背叛者的激励来源于某人自己的行为对其他行为人将来行为的预期效果。首先，存在作用于直接竞争对手将来行为的效果:一个人可以期望通过让对手在将来的交往中变得更倾于合作，少一点背叛行为而获得利益。然后还可以对第三方产生间接效果:被认为是一个值得信赖并且有复仇心的人可以增加实现从合作中获益的希望，同时，使自己成为自身利益不宜被剥夺的目标。^[26]作用于他人的直接和间接效果都将影响到他们未来如何对待行为者本人。因此行为者存在着一个遵守信任规则以及对背叛者进行惩罚的私人激励。对于团结规则来说却不是这样的。通过遵守类似“不要逃避你在团队中的职责”的规则，一个人产生了对相关群体而言的某种公共利益。这些利益不可能为了影响该群体中的特殊成员的行为而有选择地分配。另一方面，虽然通过惩罚那些背叛者，一个人可以使他们将来更有可能遵守规则，然而这些“改进了的行为”带来的利益也只能是与该组织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分享，对他自己来说并没有额外的回报。换句话说，通过遵守团结规则和惩罚不遵守它的人，一个人是在生产真正的公共产品，也就是说，产生的利益被群体的所有成员所共享，也因此这种行为产生的利益也不可能作为一种有效的选择性激励。

上述论点并不意味着对所有个体来说完全不存在遵守团结规则并惩罚背叛者的选择性激励。这种激励有可能存在，例如，当一个人针对团结规则的行为影响他声誉的时候。这种行为往往被别人当做一个判断他是什么样人的信号。而这又将影响他们对此人将来的行为。^[27]一个人所显示出来的遵守团结规则的意愿可以被观察者(直接地或间接地)看做是他大体的可信赖度的指标。并且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一个人为了强化团结规则所显示出来的自我奉献的积极性。除了这样的几类选择性激励，上面所讨论的“道德主义的入侵”标签下涵盖的情感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期望有助于团结规则的自发实施。实际上，正如前面提到的，正是这些情感因素在阿克斯罗德的“规范的演化”(1986)模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