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教育：教育为文明复兴的新动力

涂尔干在谈到欧洲教育思想和教育体系的演进时说：“教育本身不过是对成熟的思想文化的一种选编。”^[1]这在一个特定的角度对教育进行了重新的理解。也就是说，教育在本质上是对于人类所创造的思想文化的自觉传承活动，这个传承不是全盘的，而且选择的，是在对各种思想文化进行一番审视、选择和编纂之后，才纳入“以文化人”的教育体系中的。而这里所谓“成熟”的思想文化，是指系统的知识、思想观念、价值信仰和思维方式等构成的文化体系。

根据涂尔干的“选编”理论，每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都必须对自己的思想文化进行“选编”。这样的“选编”，其实就对每一个时代的教育打上了特定的文化烙印，也为每一个时代的文化涂上了教育的色彩。尤其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种“选编”往往更加大刀阔斧、惊心动魄。几乎每个民族都会对自己创造和继承下来的成熟思想文化进行反思和“再阐释”，使之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当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发生碰撞和交流时，每个民族也都会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异文化”进行“选编”。教育对成熟思想文化的每一次“选编”，都会形成不同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留下一批经典文献，而这些“选编”所蕴涵的基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塑造着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教育史就是一部思想文化的选编史。^[2]

用这个理论来观照中国教育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选编”从未间断过。孔子在春秋时期编撰《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应该是第一次自觉的“选编”。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第二次“选编”。此后，唐代的“古文运动”、宋代的“理学运动”和明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运动，也是三次重要的“选编”。这三次“选编”的共同使命都是努力挽救被破坏和削弱的中国文化。其中前两次“选编”的共同背景是在它们的前代，社会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造成汉民族社会文化面临失落的危险，但是没有动摇其根基；而后一次的背景则是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直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应该说，前五次的“选编”总体是成功的，孔子与董仲舒的“选编”，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共同价值与精神家园。唐宋的“古文运动”与“理学运动”，造就了唐宋八大家的文学与思想高峰，孕育出了美丽的唐诗宋词。而近代的第六次“选编”，则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认识历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选编”走了不少弯路。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三反”、“五反”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选编”的主导思想是“大革文化命”，不仅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遭到抛弃，世界优秀的文化遗产也与我们渐行渐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选编”兴奋点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让位于“物化”，在权力和金钱的旋涡中，许多人迷失了自己，而教育也放弃了自己对文化更新的巨大作用。教育一度臣服于错误的思想、滥用的权力和霸道的金钱，完全丧失了理想与追求。学校追求的是功利化的分数，道德与智慧均被踩在脚下。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没有自觉履行起对于成熟的思想文化的“选编”的责任，当今教育人根本没有从中国文化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学校的目标，也没有将人性的彰显看成是学校的生命。

新教育认为，教育应该是文明复兴的新动力，学校应该是文化发展的新中心。没有教育对于文化的自觉“选编”，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复兴和重建，也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精神家园。所以，这既是国家文化建设与教育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新教育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在新教育实验发展的历程中，这个使命不断地清晰和明朗起来，在新教育的理念与实践中，把中国文化作为新教育的根基和创造之源，已经成为新教育人的文化自觉。

第一，新教育实验提出了“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价值追求和追寻理想、深入现场、共同生活、悲天悯人的新教育精神，这明显受到了儒家文化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的影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情怀。

第二，新教育实验提出了“共读共写共同生活”的理念，努力推动书香校园和书香社会的建设，使教师与学生、父母和孩子乃至更大的共同体，有了共同的语言和密码，共同的价值和愿景，为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三，新教育实验把教师的发展作为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号召教师以孔子为榜样，书写自己的生命传奇，为中国教师树立了人生楷模。对久居新教育共同体之中的人而言，加盟新教育，乃是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更古老、更本真，与原初思想更为切近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教育者努力让自己朝向（或处于）一个“生生不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境界中。敬畏生命，学习经典，与年轻的生命共同追求有限人生的不朽意义，书写自己职业生涯的传奇……这些，乃是身居其中的新教育人的内在体认，一种深切的生命体认，文化体认，同时也是职业的认同。

第四，新教育实验主张“行动，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在实验学校推进“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等六大行动，实践了中国古代“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

第五，新教育实验通过开发“在农历的天空下”、“走进孔子”等课程，提出“知识、生活和生命的深刻共鸣”等主张，并且通过“晨诵、午读、暮省”的儿童生活方式，以及开学日、涂鸦节、毕业典礼等各种庆典和仪式，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上。

第六，新教育实验提出“文化为学校立魂”的主张，通过开展“文化植根”、“文化塑形”、“文化育人”、“文化强师”、“文化立信”等方面的学校文化实验，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理念渗透到学校建设的各个领域，让学校环境、教育行为的细微处浸润文化精神，凝练生命精华，令师生沐浴在道德、科学、数学、语言、历史、艺术等人类文化的熠熠光辉里，耳濡目染，行以成之。(www.xing528.com)

近十年来，有一种意识在新教育共同体中越来越明晰：教育必须有根、有魂。而新教育，与其说是想为中国教育打造可以流传数百年的成熟课程，倒不如说是想为“失魂落魄的教育”重新召回魂魄、灵性、神圣性。而任何一个成熟的课程，也必须从文化和生命存在的根系中生出，且与悠久的历史息息相通，才值得保存与流传。诚如海德格尔所言，“我深信，没有任何本质性的精神作品不是扎根于源初的原生性之中的”。中国大地上的新教育实验，其实就是曾经富有创造性的中国思想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一次复苏。当然，我们深知，如果我们不能清理覆盖在这一创造性的思想之源之上的层层历史事实，我们同样会沉陷在后世的形式主义中，丧失那创造的本质。

因此，新教育首先是一种创造性的寻根，是寻找这一文化的根源，使得生生不息的创造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开始。也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教育实验，首先是文化的新教育实验和哲学的新教育实验，而不是封闭于某个实验室以采集数据的自然科学为倾向的教育实验（新教育实验中会有个体研究人员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某些实验，但这是从属于上述文化的新教育的局部探索）。

因此，随着新教育的深入，它将越来越把自己与原初的儒家精神与道家思想关联起来，并以创造性地阐释那些塑造民族精神的经典为己任、为依据。当然，这里没有背诵经典的盲从盲信， 自然更不会有认定中国文化是不再具有生命力的死物的武断。作为栖息于文化、语言中的新教育，它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当前的语境下，重新活出“生生不息”、“仁”（不麻木，恕与爱）、“恻隐之心”与“浩然之气”的儒家精神，和“道法自然”（依据字源，将“自然”阐释为“以自己的样子显现”）、“天、地、人、道”和谐四重奏的道家精神。

在此语言和文化的原点上，新教育实验放眼全部人类创造的历史，将自然科学、西方哲学和各种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心理学成果，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成为当前创造“具有创造性与本真性的教育”必须借助的资源与视域。

当“生生不息”与“仁”（我们诠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与“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爱道）的本体精神，与人格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以及神话学、传记学、经典文学诠释打通的时候，新教育便有了自己的“生命叙事理论”——一种具有解释学倾向的教育学，一种把个体生命的成长视为上述精神的扩充或受阻变形的心理学。

新教育实验，将培植自强不息、仁心充溢的本质生命，并从其存在的“诗意”中，开办一系列人文课程；从其存在的“思性”中，开办一系列科学课程。而这一过程将始终确保“诗”与“思”的统一性，无论是生命早期的浪漫，还是高年龄段的精确分科，都将确保生命的完整与统一。

新教育人深知自己的责任是创造一种好的教育，而首先不是成为创制心理学理论、哲学理论的职业理论家，所以在拥有一个自己体认的文化原点和一个自己确定的解释框架的前提下，更多的是以行动者的姿态，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哲学思考，纳入到教育生活的相应位置中，最终目的始终在于：创造一种本真的教育，“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而这种开放的视野，以“复兴源初创造性文化”为己任的天命感，使得它和当前同样冠以“教育实验”之名的其他教育探索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此，最后呈现于世人面前较为成熟的新教育实验，将是一个从幼儿园到高中甚至大学的完整教育形态，一个从学校文化建设到所有学科课程的创制，以及师生、家校共读共写共同生活的独特而完整的教育一生活形态。在这样的完全意义的新教育学校里，当前命名的任何新教育项目可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每一个生命的自我叙事不断展开，“晨诵、午读、暮省”，人类创造的最美好事物在共同生活和课程穿越中不断复活，师生生命也因此不断丰盈。新教育人不愿意错过任何可以企及的人类美好，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存在局限于某一局部，更不愿意把自己研究的这一局部与整体相分离。

而在此种共同的文化诉求中，每个生命将依据自己的生命密码和存在境域，成为独一无二的生命叙事者，这一个个创造性的个体，将共同构成一道新的精神风景线。这样，我们的教育使命也在其中得到了安顿，既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也为每个人的精神家园找到归属。如此，学校将重新回到文化与社会的中心，引领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美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2000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会在1988年发表的宣言也提出，“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获得智慧”。

但如果没有我们文化的自觉，没有我们教育的行动，这些预言和判断将始终是一个画饼，是别人欺我、我又自欺欺人的安慰剂。中国文化能否再度复兴，能否迎来它再度令世界尊敬的成就，一切有赖我们的努力，有赖于我们每一间教室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