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毛泽东为阻止革命逆转的斗争
党的五大召开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毛泽东为挽救革命危机所作的努力，已经不能扭转大势所趋了。
在5月17日，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进攻武汉政府，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400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
在5月21日，由原直系军阀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发起突然进攻，使湖南工农运动顷刻浸入血泊之中；又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史称“马日事变”。6月3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他还和蔡和森在武汉租界的一家旅社里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要求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4]6月13日，毛泽东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时，又以大量事实说明马日事变的真相是许克祥部队向湖南省农协的进攻。
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赴郑州，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举行会谈，企图反蒋反共。9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等会谈，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在这期间，毛泽东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接连发表4个《训令》，要各级农民协会请求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敌后方之反动派；明令惩办许克祥，解散其救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从速镇压湖南的反革命派，接受湖南请愿代表团之请愿；……训令还号召各级农协，要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6月17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形势，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
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破坏，中共湖南省委已接近瘫痪状态。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立即赶到长沙开展工作，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亲自到衡山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要求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www.xing528.com)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要靠什么？最终要靠武装问题”。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到湖南刚10天，就被陈独秀总书记召回武汉，“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7月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他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上山”，作为一条革命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
时间只过11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
毛泽东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奉命指导湖南省委工作，策划湖南秋收起义。8月初，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点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军事方面，请中央命令彭湃不要将现在汝城的广东农军他调，浏阳、平江农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兵力赴汝城，这三部分组成一师的武装，以革命军一个团作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党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5]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湘南运动大纲》，并决定毛泽东为书记组织湘南特委。中共中央把《湘南运动大纲》和决策及时寄发湖南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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