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明：对抗立三路线

第五节　从紧跟李立三到反对“立三路线”

王明受处分对中央不满，而对李立三鼓吹“左”倾冒险错误，却认为符合共产国际精神，紧跟不舍。4月，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发动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00万，后方兵力空虚，对革命发展极为有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领导红军，利用有利形势，分兵以发动群众，实行以农村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大大发展了革命形势，为大规模的军事反“围剿”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李立三不从实际出发、有效地组织进攻，而是鼓吹“左”倾冒险，王明不甘落后，紧步直追。

5月15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同时发表了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和王明的《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两篇文章。两文均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各项决议为指导，夸大国内军阀战争危机，宣传“左”倾冒险。可以说，王明这篇文章，是一篇“左”倾观点追随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

当时，周恩来离开中央到共产国际去，李立三已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的文章代表着中央的观点和主张。他这篇文章14000余字，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等六大部分，通篇充满着“左”倾错误观点，是形成立三路线的理论依据。王明尽管还是《劳动》三日刊的编辑，但俨然以“党内理论家”自居，发表比李立三文章还长三分之一的大作。他的文章分军阀战争普遍中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具体内容、力争实现革命首先在主要数省甚至一省胜利的前途及加紧反右是目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等九大部分，虽然小标题与李立三的有所不同，但都是用“左”倾观点观察、分析中国的形势和革命问题，而且某些方面比李立三文章的“左”倾理论性还要强一些。

诚然，李立三与王明的身份不同，阐发的角度不同，论述的侧重也不同，但这两篇文章都是这个时期“左”倾冒险的代表作，其主要共同点如下：（一）李立三和王明都认为，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国民党统治危机崩溃的表现；（二）他们都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促使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目前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进；（三）他们认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目前已摆在党的面前，党就应当领导工农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四）他们都认为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当作为党的总战略和总任务。王明提得更具体，“力争革命首先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胜利的前途加速实现”。这一点，不久被李立三所采纳，并变成了行动口号：“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五）他们都鼓吹城市中心论，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为这时毛泽东等从实践中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成为他们推行城市中心论的主要障碍。所以，他们起劲地反对，提出种种谬论。特别是李立三反对更烈：“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铁路海员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胜利。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观念。”（六）他们认为右倾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李立三说：“目前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右倾观念”。王明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说：“现在党内存在有各种右倾倾向，是非常主要的危险”，“加紧反对各种右倾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以后王明掌握党权后把“立三‘左’倾路线”当做右倾来批的一条依据。

以上六点，是李立三、王明文章中的共同观点和‘左’倾主张（6月，李立三又把王明调回中宣部任秘书）。当然，也有非原则的表述不同，李立三文章中把革命高潮同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大谈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所谓“辩证关系”。王明文章未涉及这两个观点，尔后这竟然成为王明与李立三争论的重点，成为王明反“立三路线”时的资本。

此时，博古等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到上海。王明与他们会合，在上海又进行教条宗派活动。

那么，王明为什么又一下子变成所谓反李立三“左”倾冒险的英雄？事出有因，是事先知道共产国际态度的变化，便正式进行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www.xing528.com)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从根本上讲，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就是在共产国际“左”的思想指导下发生的。但是，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某些方面又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比如他主张近期内发动全国暴动，是共产国际所不同意的。首先是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罗伯特，反对6月11日《决议》。尽管中共中央再三要求，共产国际一直不批准这个决议。

共产国际这些动向已为王明所获悉。当得知中央将于7月9日召开政治讨论会后，就与博古一起，邀集王稼祥、何子述先开串联会。王明说，大家都是中山大学的老同学，交换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感想。在谈论中，逐渐把话题集中到6月11日的决议上，大家都谈了对决议的意见。王明最后说：“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一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7]王明搞这么一次串联会，目的在于动员大家作好准备到会上发难，造成一个反对《决议》的声势。

在中央机关政治讨论会上，李立三主持会议，说明讨论会是如何进一步贯彻《决议》的问题。话音刚落，既懂理论又了解实际情况的何孟雄立即发言，反对《决议》中的“左”倾冒险。王明以为时机已到，随即催促博古、何子述、王稼祥接连发言，对决议提意见。接着，王明长篇发言，慷慨陈词，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一省与几省的政权和反右倾问题，对李立三的“报告”和《决议》的一些提法提出批评，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

李立三急切推行“左”倾冒险，在会上就给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小组织者”等帽子，企图把他们压下去。向忠发还宣布给王明以撤销中宣部秘书等一切工作的处分。但是，王明并没有被李立三、向忠发家长制所吓住，因为他有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支持。第二天，他给中央写了信，重申政治讨论会上发表的意见。

标志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6月11日《决议》和王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给中央这封信，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两者都是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左”倾思想，总的方面是一致的，在基本问题上王明不可能“反对李立三路线”，并多次称《决议》及其报告人是“非常正确的”、“我完全同意”等；两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区别，对有些问题王明的观点和主张比李立三更“左”，他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李立三的“左”倾；王明不同意“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这是对的，但这是照搬斯大林的；两者在具体提法上有时有些不同，但王明不是通过讨论纠正李立三“左”的错误，而是找到借口反对李立三，为自己上台打开通路。

政治讨论会后，李立三以中共中央名义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给博古等“严重警告”处分，并决定他们分别下放，调王明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博古暂留全总机关等。这说明，王明与李立三较量第一回合暂时受挫。王明从中也看到自身还不具备推倒李立三的力量，于是在受处分后再次给中央写信，声称：“我虽对中央这一决议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拥护它”。实际上，王明在等待时机，准备新的较量。

从6月11日《决议》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间，王明很少在党刊党报上发表文章，仅查到的两篇——《什么是“流氓”与“匪”？》、《“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还是“没收一切土地”》，都没有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的内容。倒是他被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后又转到省总行委工作期间，他对“左”倾冒险极感兴趣，在行动上很积极地投入编写快报、起草传单、印刷标语等工作。获得了部门负责人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