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恢复兵权，却不受中央信任

第三节　毛泽东尽管已恢复兵权，但仍不受中央信任

正当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胜利开展工作扩大战果的时候，广东国民党军阀陈济棠两个师入侵赣南，对赣南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根据中革军委决定，东路军撤离漳州地区，回师赣南。6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实现革命在江西省的首先胜利”。

6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长汀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临时中央指示。会后，取消了东路军和西路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惟独不给毛泽东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毛泽东带“过”随军工作，仍以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但不能起决策作用。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7月上旬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虽然将粤军十五个团赶回广东，但由于兵力不集中，没有大量地歼灭敌人，而红军自身伤亡也相当不少，只打成一个击溃战。这是一场“著名的恶仗”。

7月21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但中央局致电前方，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鉴于此，周恩来写信给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8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前线出席中共苏区中央会议，鉴于苏区中央局遥控指挥水口、南雄战役的教训，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已经开始的“反围剿”斗争。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由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望所属各军一体服从领导。任弼时后来指出当时的实情：攻赣失败和攻漳胜利，使毛泽东暂时恢复军事的领导，然对其执行进攻路线并不信任，乃有兴国成立最高军事会议，周是以监督之姿态在前方工作的。^[6]

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精神，8月8日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决心集中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的敌军。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秘密北上，经过一周行军到达乐安附近，但敌军还没有察觉。

毛泽东同朱德8月15日在乐安县招携签发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训令，决定向守城之敌发起攻击。17日晨，指挥红军突然向乐安县发起猛攻，中午攻克乐安城；20日，又指挥红军攻克宜黄；23日，红军乘胜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的一次成功的进攻战役。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分隔包围，各个击破，速战速决，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5000多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战绩，迫使敌军慌忙调整“围剿”部署，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后方的成员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开展赣东局面，作为反“围剿”的后方。8月24日，当红一方面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南城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城防工事坚固，并有援军赶来，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于是，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到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依托根据地内有利条件寻求战机。

然而，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又出来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他们批评前方中央局委员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他们并且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9月2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同日，周、毛、朱、王复电中央局，继续申述坚持原定作战计划理由，并提出召开中央局全会讨论分歧意见，电文如下：

“中央局：(www.xing528.com)

电悉。

（一）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二）略

（三）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进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这样才能胜利地配合全国红军的进攻，这自然是积极进攻的。

（四）中局如同意这一布置，请即刻电复，以便明晨开动。如必要我们待机攻宜黄，则只能在此等候不动，因开近宜黄而不能打，将更加错误。

（五）无论中局同意哪一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的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苏区与争取中心城市之具体进行等。日期以三十日前开为好，三天赶到宁北的小塘。

（六）如何，待电复。

周、毛、朱、王

二十五日”^[7]

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置后方中央局的指责、反对于不顾，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26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的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红军分散做赤化工作，待机破敌。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然而，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的这个训令十分恼火。29日，中央局回电前方：“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我们四人（指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并伯承同志明日下午由瑞金出发到前方。电到，望即刻电告你们现在驻地点”。^[8]可见，中央局前后方成员之间在军事行动问题上的矛盾加剧和冲突，已呈剑拔弩张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