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莱里音乐化象征主义诗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保尔·瓦莱里（1871—1945），出生于地中海滨小城赛特，母亲是意大利贵族后裔。后移居蒙彼利埃，曾在蒙彼利埃大学学习。1894年起定居巴黎，曾在国防部任文稿起草人，1900年后到哈瓦斯通讯社工作。大学时代就崇拜马拉美的象征主义诗歌，并显露出非凡的诗才。后一度转向数学与哲学的抽象研究。1912年将青年时代诗稿结集为《旧诗集存》出版；1917年发表长诗《年轻的命运女神》一举成名；1922年出版诗集《幻美集》，其中《海滨墓园》标志着其诗歌创作的顶点。他的诗歌创作把象征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1921年被评选为“当代法国最大的诗人”。1925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37年法兰西公学专门聘请他为诗学课教授。他逝世时，戴高乐将军为他举行了国葬。他的文学理论、批评活动主要活跃于20—30年代，主要著作有《尤帕利诺斯》（1923）、《灵魂与舞蹈》（1923）、《文学杂集》（1924）和三本续集（1930、1936、1938），他的诗歌评论文章在他死后被收入《瓦莱里选集》第7卷《诗的艺术》中。他的诗歌理论使他成为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论的主要代表。

象征主义诗潮在法国已活跃半个多世纪了。瓦莱里作为马拉美的门生，深受象征主义诗歌的熏陶与影响，但也感受到象征派内部在美学观点上并不一致，而这正是当时一些人否认象征主义在文学世界中真实存在的理由。有鉴于此，瓦莱里一方面承认，“那个可称为象征主义的群体并不基于一致的美学思想；象征主义不是一个流派。相反，它容纳众多具有极大分歧的流派”。另一方面又指出，象征主义作为一种群体的精神、一种创造活动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并自信“能够通过某种综合重建那个时期的精神，那个后来得名为象征主义的群体的精神”^[1]。他从三方面论证了现实存在着的象征主义精神：

第一，象征主义追求高于现实世界的丰富心灵世界及其内在生命力。瓦莱里认为，象征主义诗人视现实世界为可鄙的、不真实的，他们力图超越现实而进入超验的心灵世界和“内在生命的实体”，他们感到真切存在的只是“大自然和生命的某些面貌以及人类的某些作品”所赋予的激情，诗人能从中汲取“珍贵的感觉、无限丰富的思想以及思想、情感、严谨和幻想的奇妙组合，还有与神秘相连的快感和活力”，并孕育出“应和”的象征主义诗作。

第二，象征主义追求一种“创造读者”的自由的艺术创新。瓦莱里认为，象征主义精神决不屈从于读者的已有口味和审美习俗，而致力于一种艺术创新活动，它“用创造读者的作品渐渐取代那些依从公众习俗及偏好以吸引读者的作品”，就是说，象征主义诗歌要选择趣味高雅的读者作为对话人，同时要通过形式的探索与实验，打破读者旧的审美习俗和惰性，培养和“创造”出有创造性的新读者。在此意义上，瓦莱里宣称“象征主义作为一个创造的时代脱颖而出”，那是“自由的寻求，是献身者在艺术创造中承担一切后果的绝对的冒险”。

第三，象征主义诗人虽有文笔、手法、见解、感觉和写作方式及美学理想等许多方面的差异，但他们之间在精神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与强大的凝聚力，即他们反对只写人性的共性与普遍性，而高度重视个性、个体的内心活动与反应，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力图重建个体的精神史。

这样，瓦莱里从群体的精神上肯定了象征主义诗潮的现实存在。

对于象征主义诗歌的界定，瓦莱里同其前辈及同时代人颇不一样，既不同于“应和”论，也不同于“暗示”和“神秘”论，而是独特的“音乐化”论。他在总结马拉美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时说道：“马拉美毕生的问题……就是还诗歌以现代伟大的音乐作品从它那里夺走的王国”；在另一处他说得更明确：“那被命名为象征主义的东西，可以很简单地总结在好几族诗人想从音乐收回他们的财产的那个共同的意向中。”^[2]显然，在他看来，象征主义诗歌的本质就在于使诗歌这种语言艺术“音乐化”^[3]。这里，关键在于他对音乐化的独特理解和阐释。

首先，音乐化是指诗的语词关系在读者欣赏时引起的一种和谐的整体感觉效果，也即语词与人的整体感觉情绪领域的某种和谐合拍的关系。瓦莱里说：“诗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某些文字的组合能够产生其他文字组合所无法产生的感情”^[4]，这就是“诗情”。而所谓“诗情”，是“一种兴奋和迷醉的心情。……它是由于我们的某些内在情绪，肉体上的和心理的，与某些引起我们激动的环境（物质的或者理想的），在某种程度上的吻合而引起的”；作为“诗的艺术”，就是要用“语言手段”“引起类似的心情和人为地促进这种感情”，^[5]也就是使“语言结构”与“诗情”达到一种默契与和谐。他并将“诗人的手段与作曲家的手段”加以比较，认为音乐很容易从日常嗓音中区分出“纯音”，并用乐器将这些纯音材料加以调配组合起来；而诗人则要通过个人的努力从“全部广泛的日常语言”的“杂乱无章的混合体中吸取”成分，“用最平常的材料创作出一种虚构的理想秩序”。^[6]这种诗的语言，“能够创造诗情世界”，能够使人“恢复”诗情，“并直至人工地培养这些感觉官能的自然产物”，^[7]也即使诗的语言与诗的感觉、心情达到高度的和谐。

其次，音乐化还指诗情世界同梦幻世界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瓦莱里描述他体验到的“诗情世界”是：原先普通世界中的一切人与事，此刻虽然仍保持原貌，“却又突然与我的整个感觉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密切。……它们相互吸引，按照异常的方式相联系。它们……音乐化了，互相共鸣，并且似乎和谐地联在一起。这样一解释诗的世界就同我们所设想的梦乡中的境界十分相似”^[8]。这是说，诗的世界，与梦幻世界相似，外在事物的意象与主体的感觉、心情完全和谐、共鸣，交融为一体。瓦莱里在另一处描述“纯诗情的感受”时说得更具体：“这种感受总是力图激起我们的某种幻觉或者对某种世界的幻想上，——在这个幻想世界里，事件、形象、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都仍然像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所见的一样，但同时它与我们的整个感觉领域存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内在联系。我们所熟悉的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东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好像都配上了音乐；它们相互协调形成了一种好像完全适应我们的感觉的共鸣关系。从这点上来说，诗情世界显得同梦境或者至少同有时候的梦境极其相似。”^[9]

此外，音乐化还包含诗的语言的音乐化，“要做到音韵谐美节奏合拍，而且要满足各种理性的及审美的条件”。^[10]

概而言之，瓦莱里为象征主义规定的任务是“使我们感觉到单词与心灵之间的一种密切的结合”^[11]；其象征主义诗论的核心，就是认为“诗的世界”实质上是：语言（词）—意（形）象——感觉（情）三者之间的和谐、合拍的音乐化关系。这个论点实际上是把波德莱尔寻找对象与心灵对应关系的“应和”论更加深化了。

上面说到瓦莱里承认诗与梦幻的某种相似性，如果我们据此就认定他是非理性主义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瓦莱里强调的重点恰恰在另一面：“一个真正的诗人的真正创作条件是区别于梦幻状态的，尽可能越清晰越好。我从前者所见的是自觉的努力，思想的轻快反应，精神活动屈从于剧烈的抑制，和牺牲所得到的永久性胜利。”对此，当代美国著名批评家韦勒克一针见血地指出，“瓦莱里虽然承认某种最初的非理性的暗示，……但他的全部实际重点放在观念时刻之后的理论沉思部分上，放在诗的计算上，放在诗人在可能性中作选择的行为上，他对一种娱乐或游戏作富有洞察力的、有高度意识的追求上”^[12]。

首先，瓦莱里强调诗人应有抽象思维能力。他说，“诗人并非总是没有推论‘三率法’的能力，……如果一个诗人永远只是诗人，没有丝毫进行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愿望，那么就不会在自己身后留下任何诗的痕迹”^[13]；在他看来，“每一个真正的诗人，其正确辩理与抽象思维的能力，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强得多”^[14]。这与当时西方流行的完全排除诗人的理性观念和抽象思维的直觉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潮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次，瓦莱里指出了抽象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一是抽象思维作为诗人的“哲学”在创作活动中起作用，这是诗的象征意味和哲理内涵的来源；二是诗的构思过程，“不仅是我所说过的那个‘诗的世界’的存在，而且还要有许多思考、决定、选择和组合”，换言之，需要抽象思维的介入和冷静的理性思考，“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脑力劳动”^[15]。这比那种把诗歌创作说成完全是下意识的，甚至等同于梦呓、迷狂、醉态或精神分裂等观点，显然要正确、辩证得多。

再次，瓦莱里强调诗应追求超越个人的无限、普遍的价值。他认为诗不能满足于追求个人的价值，哪怕是对个人具有“无限价值”的东西，指出，“‘仅仅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这是文学的铁的规律”^[16]。换言之，瓦莱里心目中的文学的“铁的规律”乃是追求人类的普遍价值。而诗歌要表现普遍价值，是不能没有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考的帮助的。

由此可见，瓦莱里独特的音乐化象征主义诗论一方面比从波德莱尔到马拉美的前期象征主义诗论更为深刻和精细，另一方面也克服了其前辈和同辈诗论中的某些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从而把象征主义诗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1] 瓦莱里：《象征主义的存在》，《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本节凡引文出自此文者，不再一一注明出处。(www.xing528.com)

[2] 瓦莱里：《波德莱尔的位置》，转引自《戴望舒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

[3] 瓦莱里多次用“音乐化”一词论诗，如《纯诗》一文，见《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4] 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430、430、440页。

[5] 瓦莱里：《纯诗》，见《法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7、120—121、118、117—118页。

[6] 瓦莱里：《纯诗》，见《法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7、120—121、118、117—118页。

[7] 瓦莱里：《纯诗》，见《法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7、120—121、118、117—118页。

[8] 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430、430、440页。

[9] 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430、430、440页。

[10] 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430、430、440页。

[11] 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见《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12] 韦勒克：《西方四大批评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13] 《瓦莱里全集》，法文版，第1卷，第1320页。

[14] 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见《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8、37页。

[15] 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见《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8、37页。

[16] 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见《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8、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