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华北汉族迁徙与发展情况

五、明清华北汉族的迁徙和发展

经过元末农民战争，华北汉族进入了明代。自入宋以来到明初，经数百年战乱，华北平原人口大量亡徙，使得华北平原呈现出一片荒凉和空虚。

洪武时，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在他的一份上疏中说到河南洪武初年的情况：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燹以来，尽化为榛莽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257]这对明初华北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极不利的。祸不单行，14世纪中叶，蒙古草原和华北平原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劫难之中，即鼠疫的流行。^[258]从而造成华北人口的进一步损失。明朝政府面对这种局势，在饱受战乱的华北大地恢复了和平和安宁之时，对人口稀疏地区的移民就成了兴国安邦的一件大事了，从而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洪武大移民。

在洪武大移民中，华北汉族的迁徙出现了与历史上以南迁为主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主要是山西人东迁填河南、河北和山东。

（一）山西人东迁填河南

洪武年间（1368～1398年）河南接纳移民的成分除少部分来自江西、山东以外，大部分来自山西，各府、州的主体移民都是山西人。^[259]

彰德府（今安阳市），据成化《河南总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接纳政府组织的移民2.5万人，在磁县的中岔口、白土、南开河、申庄、讲武城、都党等6个乡镇和涉县的一些乡镇中，共抽取了43个明初及明初以前的村庄进行考察，其中洪武迁入的有10村，“明初”迁入有7村，皆称为从山西迁入。

卫辉府（今卫辉市），洪武年间接纳政府组织的山西移民大约为2.2万人。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仲秋所立的汲县郭全屯结义庙的迁民碑为证，碑载：“山西泽州建兴乡大阳都为迁民事。系汲县西城南社双兰屯居住。里长郭全，下人户一百一十户。”^[260]

怀庆府（今沁阳市），接纳政府组织的山西移民也约为2.2万人。如民国《杨氏家乘》上卷记：“杨克成，配布氏，明洪武元年（1368年），自洪洞迁河内之柏乡镇。”又如《孟县志·大事记》中说：“洪武三年（1370年）徙山西民于河北，而迁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

开封府，洪武时期辖43个州县，洪武时有山西籍移民近16万人。民国《重修襄城县志》卷九《氏族》中说：“襄城民族，明初自山西洪洞迁襄者，约居十之五六，自他处迁来，亦约十之二三，其宋元旧族，约十之一二而已。”

河南府（今洛阳市），约有山西籍移民7万人，民国《新安县志》卷九称：“新安率为汉族，其氏族之来咸云迁山西洪洞，然多无可考。”

南州府，约有山西籍移民5万人。《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中有一条移民裕州（今方城县）的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河南裕州言：本州地广民稀，山西泽、潞等州县地狭民稠，乞于彼无田家，分丁来耕。上命户部如所言行之。”^[261]

汝宁府，约有山西籍移民1.8万人。《西平县志》云：“洪武年间，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省及河南西部人迁至西平者最多。”^[262]从该志所作的统计看迁入西平的27族中有16族是从山西迁入的，占移民的59%。

总之，在洪武年间（1368～1398年）河南的移民总数约有93.4万人^[263]，其中从山西迁入的移民占了绝大多数。

（二）山西人东迁填山东

洪武年间（1368～1398年），山东接受180余万移民中，有自山西的移民达122万人，占移民总数的66%，也是山东移民的主体。

东昌府接纳山西籍移民29480户，约合147400人。《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云：“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又云：“后军都督佥事朱荣言：东昌等三府屯田迁民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四户，租三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石，棉花二百四十八万斤。左都督佥事陈春言：彰德等四府屯田，凡三百八十一屯，租二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十九石，棉花五百零二万五千五百余斤。”另据曹树基的统计，洪武年间（1368～1398年）东昌府属7县共有130个移民屯，而土著屯仅38个，可见东昌府是一个重建式的移民区。

兖州府在明初接纳了57万左右的外来移民，其中80%～90%来自山西，有人口50万左右。如光绪《平阴县乡土志》列举该县的15个大族，其中只有1族为宋代末年的迁入者，9族于元代末年及洪武年间迁入，余为以后之迁入者。洪武年间迁入者，有5族称从山西洪洞县迁入的，1族自青州迁入，1族自苏州迁入，余不详。可见平阴县洪武年间的移民也是以山西人为主。又如滕县也是一个山西移民的聚居区。《滕州史话》称：“全市一千二百多村庄中，明代立村的约占二分之一，其中一百多个村是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县迁滕的。”^[264]

青州府也接纳了一定数量的山西移民，如沂水县有51个土著村有46个山西洪洞籍的移民村。故青州南部的20万移民中，山西籍的移民约有9万，占移民总数的45%。青州北部的22.8万移民中，山西籍的移民约有2万，仅占移民总数的%。

莱州有山西移民约6万人，如潍坊的移民来源广泛，但仍以山西移民为大宗，据民国《潍坊志》卷十《民社志·氏族》记载，明初迁入的山西移民有23族，洪武迁入的山西移民有90族。

登州有山西移民约11.8万人，占移民总数的64%。

济南府有山西移民24.5万人，占移民总数的60%。如从齐河县自然村建村的情况看，明初山西籍的自然村有28个，洪武年间（1368～1398年）有29个^[265]。

总之，洪武年间（1368～1398年）从山西迁入山东的移民总数约有121.4万人^[266]。

（三）山西人东迁填河北

河北洪武时亦有山西籍移民迁入。

河间府洪武时接纳了约5万山西籍移民。如从南皮等7县抽取了455个村庄进行统计，洪武时代建村的村庄仅有12个，其中山西籍的村庄有5个，占总数的1.66%。

保定府洪武时接纳了约3万山西籍的移民。

广本府、大名府的山西籍移民在《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和二四三中与山东东昌府混在一起，无法析出，据载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为止，徙居大名、广本、东昌三府的山西移民约有24736户，123681人；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为止，大名、东昌、彰德等七府从山西迁来的移民总数达到65780户，约328900人。

总之，在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的大移民中，山西人填河南、河北、山东成了这次华北移民潮的主流，使华北补充了人口，开垦了荒野，社会经济开始得到初步的恢复。

但是洪武大移民中山西人填河南、河北、山东，恢复华北社会经济的好景不常，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今北京）以讨齐泰、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兵破南京，即位为成祖，史称“靖难之役”。

这个历时三年的“靖难之役”，又把华北推进了战火之中，重造了一大批新的无人区，明成祖即位后又不得不展开新一轮的移民运动以补人口和劳力之不足。与此同时，明成祖迁都北京。政治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为了拱卫京畿，也需要进行政治移民，于是就有了华北的永乐移民运动。

华北永乐移民的重点地区是北京城和顺天府，这次山西籍的移民仍然十分活跃，但南京也成了一个主要的移民输出地。据曹树基先生的研究，在永乐移民中，迁入北京城的南京人有87.5万人，迁入顺天府的山西人有39.5万人。详情见表4。

表4　永乐时期各地接受的民籍移民和军籍移民

资料来源：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373页。

永乐以后，由于华北成为政治中心的所在地，华北汉族从这时起才真正走上了稳定和发展的道路。而这时的华北汉族已非宋元时的华北汉族，也非隋唐时的华北汉族，还非三国两晋时的华北汉族，更非秦汉时的华北汉族了！几经沧桑，以华北为中心舞台而形成的汉族，在历史的风雨中已经过多次的大混血和大换血，一方面是华北汉族一批又一批地南迁，另一方面是入主华北的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族群不断地被汉化。华北汉族就是在这样的磨难中发展了起来。

清建朝时，随着清兵的入关，有26万～27万满族内迁，北京及华北不少地方成了满族的主要聚居地。经过清至民国近300年的发展，满族人已大部分汉化。据曹树基先生研究，清初北京城的满、蒙人口约为30万，清末八旗人口为63万余，但1949年时北京市满族人口仅为3.1万，仅及清末满族人口的4.9%。到951年随着民族政策的落实，满族人口才增至7万，1952年超过8万，1982年为11万多人。

所以，纵观华北汉族的发展史，其在民族大融合中形成，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沧桑中，历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的大分裂、大动荡、大迁徙和大同化，一方面是华北汉族的大批南迁，另一方面又是北方和东北的少数民族族群入主华北，在这个民族大熔炉中无一例外地被汉化，所以华北汉族又是在大融合（或大同化）中发展的。^[267]

【注释】

[1]《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68页。下引人口数均见此书。

[2]《晋书·江统传》。

[3]《晋书·北狄匈奴传》。

[4]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414页。

[5]韩光辉：《辽代中国北方人口的迁移及其社会影响》，载《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

[6]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134页。

[7]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山西”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41页。

[8]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第4期。

[9]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0]《呼和浩特市东郊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发掘报告》，载《文物》，1977年第5期。

[11]《史记·五帝本纪》。

[12]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以上参阅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97～106页。

[14]《史记·周本纪》。

[15]《史记·周本纪》。

[16]《诗·大雅·緜》。

[17]《史记·周本纪》。

[18]《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

[19]《后汉书·西羌传》。

[20]《诗·大雅·文王有声》。

[21]《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2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11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148页。

[25]《周礼·地官·大司徒之职》。

[26]《诗经·小雅·北山》。

[27]参阅《汉书·食货志》。

[28]参阅《周礼·地官·小司徒》。

[29]参阅《汉书·刑法志》。

[30]《诗·鲁颂·期宫》。

[31]《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文王之章》。

[32]《诗经·大雅·卷阿》。

[33]参阅《礼记·丧服小记》《礼记·大传》。

[34]《诗经·大雅·板》。

[35]《周礼·大司乐》：“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馨，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宗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舞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

[36]《左传》文公十八年。

[37]《史记·夏本纪》。

[38]见《尚书·禹贡》。

[39]《论语·述而》。

[40]《荀子·荣辱》云：“譬人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而《荀子·儒效》又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而夏，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可见“雅言”即是“夏言”。

[41]《越绝书》卷十一。

[42]《大戴礼记·夏小正》。

[43]《孟子·膝文公上》。

[44]《论语·颜渊》。

[45]《论语·泰伯》。

[46]参阅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86～91页。

[47]《史记·殷本纪》。

[48]《尚书·商书·盘庚上》。

[49]《诗经·商颂·长发》。

[50]《史记·殷本纪》。

[51]《孟子·膝文公下》。

[52]《尚书·商书·仲虺之诰》。

[53]《墨子·兼爱下》。

[54]《尚书·汤誓》。

[55]《史记·殷本纪》。

[56]《札记·表记》。

[57]《国语·晋语三》：“耽，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虽微秦国，天下执弗患？”此中原广义指整黄河流域，狭义指今河南一带。

[58]（汉）陆贾：《新语·怀虑》：“鲁庄公据中土之地，承圣人之后。”此“中土”指中原地区。

[59]（汉）王充：《论衡·对作》：“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回散。”此“中州”指今河南一带。《三国志·志·全琮传》：“是对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者以百数。”此“中州”指中原地区。

[60]（晋）陆机：《辨之论》：“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阳，秦州子，中夏名士。”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河、济之间，古称中夏，故北音谓之夏声。又谓之雅言。”此“中夏”指中原地区。

[61]（宋）张淏：《云谷杂记·侍郎徐公帖》：“枞阳张监镇，其先中华人，自其祖寓武义，邦宪与之邻居有年矣。”“中华”指中原。

[62]《左传》中关于“诸夏”的记载颇多，此仅举一处为例。

[63]《左传》襄公四年。

[64]《左传》定公十年。

[65]《淮南子·泰族训》。

[66]《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冠笄”。

[67]《淮南子·齐俗训》。

[68]《史记·吴世家》《史记·楚世家》。

[69]《淮南子·齐俗训》；又见《汉书·严助传》。

[70]《史记·西南夷列传》：“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魋结”。注［会证］了颜师古曰：结读早髻，为髻如椎之形也。另见《史记·陆贾列传》：“陆生至，尉他魋结箕倨见陆生”。司马贞索隐；“谓为髻一撮以椎而结之。”今人王玉哲认为“魋结”应是“盘发”，参阅《中国上古史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165页。此从王说。

[7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72]《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315页。

[73]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战国时期全图》，上海：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

[74]《左传》僖公四年。

[75]《史记·齐太公世家》。

[76]《韩非子·有度第六》。

[77]《史记·燕召公世家》。

[78]《史记·燕召公世家》。

[79]以上所引均见《史记·商君列传》。

[80]《左传》哀公二年。

[81]《史记·商君列传》。

[82]《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83]参阅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24页。

[84]《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85]《史记·自序》。

[86]《前汉书·食货志》。

[87]《盐铁论·本议篇》。

[88]《前汉书·食货志》。

[89]《论语·季氏》《论语·颜渊》。

[90]《汉书·董仲舒传》。

[91]《论语·颜渊》。

[92]《春秋繁露》卷十一，《为人者天地篇》。

[93]《春秋繁露》卷八，《度制篇》。

[94]《孝经·孝治章》。

[95]《史记·货殖列传》。

[96]《后汉书·董卓传》。

[97]《后汉书·刘焉传》。

[98]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82页，图8-2移民迁入吴国。

[99]《晋书·刘弘传》。

[100]《晋书·王导传》。

[101]《晋书·王承传》。

[102]《晋书·谢鲲传》。

[103]《晋书·袁瓌传》。

[104]《晋书·庾亮传》。

[105]《晋书·荀崧传》。

[106]《晋书·羊曼传》。

[107]《晋书·周顗传》。

[108]《晋书·蔡谟传》。

[109]《宋书·江夷传》。唯此传称夷为晋护军将军霦孙，而不及霦父散骑常侍统；而《晋书·江统传》作陈留圉人，祖谯郡太守蕤，父南安太守祚。又《晋书·江逌传》也称逌陈留圉人。曾祖蕤谯郡太守，祖允芜湖令，则允与江统之父祚应为兄弟；然《宋书江秉之传》已稳定逌孙秉之为济阳考城人，《南史本传同》至《陈书·江总传》始称“济阳考城人，晋散骑常侍统之十世孙”。按晋惠帝分陈留置济阳，但圉（今河南札县西南）似不得并入考城；而各传均不及江统，亦颇可疑。

[110]《晋书·卞壶传》。

[111]《晋书·郗鉴传》。

[112]《晋书·刁协传》《晋书·诸葛恢传》。

[113]《晋书·诸葛恢传》。

[114]《晋书·考友传·颜含》。

[115]《晋书·儒林传·孔衍》。(https://www.xing528.com)

[116]《晋书·毛宝传》。

[117]《晋书·卫玠传》。

[118]《晋书·温峤传》。

[119]《晋书·苏峻传》。

[120]以上均参阅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315耀316 页。

[121]如《宋书》卷四六《王懿传》称：“北上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相容。”类似记载甚多。

[122]《晋书·祖逖传》。

[123]《晋书·儒林传·徐邈》。

[124]《晋书·元帝纪》。

[125]《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序。

[126]《宋书·何承天传》。

[127]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330页。

[128]《宋书·薛安都传》。

[129]《晋书·刘元海载记》。

[130]《晋书·匈奴传》。

[131]参阅《晋书·匈奴传》。

[132]参阅《晋书·匈奴传》。

[133]屠各胡名称繁多，或称休屠、休屠各、休著各、休著屠各等。参阅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书店，1955年，384页。

[134]参阅《资治通鉴》卷一。五晋考武帝太元九年。

[135]《晋书·石勒载记》：“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

[136]见《文选》卷五九。

[137]《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

[138]见《后汉书·乌桓传》。

[139]《魏书·序纪》。

[140]《晋书·北狄匈奴传》。

[141]《晋书·江统传》。

[142]《晋书·慕容暐载记》。

[143]《晋书·匈奴传》。

[144]以上均引自《晋书·石勒载记》。

[145]参阅《晋书·王弥传》。

[146]参阅《晋书·石勒载记》。

[147]参阅《三国志·魏志·牵招传》。

[148]《魏书·元遥传》。

[149]《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150]《晋书·慕容庚载记》。

[151]《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189页。

[152]《晋书·慕容廆载记》。

[153]《魏书·李冲传》。

[1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104页。

[155]《周书·武帝纪下》。

[156]本节参阅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32～352页。

[157]代宗：《贬田承嗣永州刺史诏》《全唐文》卷四十七，225页。

[158]《旧唐书·郭子仪传》。

[159]《逃难》《无家别》，分别载《全唐诗》卷二三四，2582页；卷二一七，2284页。

[160]于邵：《河南于氏家谱后序》《全唐文》卷四二八，1933页。

[161]阙名《唐故郑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2346页。

[162]《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全唐文》卷五二九。

[163]《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全唐诗》卷一六七，1725页。

[164]《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三月壬申，7069页。

[165]《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九月丁亥，7083页。

[166]据梁肃：《吴县令厅壁记》《全唐文》卷五一九，2335页。

[167]《旧唐书·地理志》。

[168]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60页。

[169]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60页。

[170]《资治通鉴》卷二二八，7339页。

[171]契臣：《李氏墓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1881页。

[172]保衡：《孙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1989页。

[173]白居易；《自河南经乱……》《全唐诗》卷四三六，4839 页。

[174]苏伯衡：《苏平仲集》卷二《何邈山先生赞并序》，四部丛刊本。

[175]《新唐书·黄巢传》。

[176]《江上喜洛中亲友继至》《全唐诗》卷五三一，6068页。

[177]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55页。

[178]倪朴：《倪石陵书》附《倪朴传》，四库全书本。

[179]《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僖宗光启元年正月，8320页。

[180]《十国春秋》卷一《吴一·太祖世家》，14页。

[181]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60页。

[182]《十国春秋·南唐八·王彦俦传》，312页。

[183]见赵孟頫：《松雪斋集》卷六《阙里谱系序》，四部丛刊本；徐弦《韩公墓志铭》《全唐文》卷八八六。

[184]《旧五代史·汉书·高祖纪》。

[185]《十国春秋·南唐十·皇甫晖传》，338页。

[186]参见韩愈：《燕喜亭记》《全唐文》卷五五七，2495页。

[187]《三朝北盟传会编》卷七〇，靖康巾帙四十五。引《遗史》。

[188]《宋史·食货志》。

[18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四年庚申朔，87页。

[19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建炎元年十一月戊子，239页。

[19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建炎元年十二月癸亥，249页。

[19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癸巳，436页。

[19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建炎三年四月，478页。

[19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四，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491页。

[195]岳珂：《金陀续编》卷二五《鼎澧逸民叙述杨么事迹》，四库全书本。

[196]《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一，炎兴下帙二十一。

[19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癸巳，436 页。

[19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建炎三年四月，478 页。

[19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四，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491页。

[20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建炎三年七月庚子，515页；八月乙丑，523页。

[20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六，建炎四年八月丙戊，694页。

[202]岳珂：《金陀续编》卷二五《鼎澧逸民叙述杨么事迹》，四库全书本。

[20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绍兴内外大军数》《关外军马钱粮数》。

[204]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414页。

[205]洪皓：《松漠纪闻》，学津讨原本。

[206]《辽史·太宗纪》。载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七。

[207]《安边御寇·契丹》，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208]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90页。

[209]韩光辉：《辽代中国北方人口的迁移及其社会影响》，载《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

[210]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2～23页。

[211]见《金史·裴满亨传》《乌延吾里补传》《纥石烈胡刺传》。

[212]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〇《熙宗孝成皇帝二》，149页。

[2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三，绍兴二年四月庚寅。

[214]《大金国志·太宗文烈皇帝六》。

[21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

[216]《大金国志·屯田》。

[217]《大金圉惠·熙宗孝成皇帝四》。

[218]据三上次男研究应为正隆元年（1156年），见金启孮译：《金代女真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984年，178～183页。

[219]《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靖康中帙七十三。

[220]《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九，靖康中帙七十四。

[221]《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九，靖康中帙七十四。

[222]《三朝北盟会编》于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金大定元年，1161年）下载此文，估计此文成于大定前后。

[223]《金史》卷46《食货志》。

[224]《金虏图经》载：“今日屯田之处，大名府路、山东东西两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河南路、关西路四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每千户止三百人，多不过五百。”《大金国志·屯田》所载略同，惟缺“多不过五百”一语。依此计算，当时迁入中原的屯田人户不过五六万人。此估计与《大金国志·熙宗孝成皇帝四》说屯田户“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大体相同。但依据《金史·食货志》所载大定二十三的猛安谋克和户口数字，平均每猛安的正口（女真人及契丹人、奚人）23830余口，大大超过张棣所说的“每千户止三百人，多不过五百人”之数。一般说来，《金史·食货志》户口记载比较可靠。此注转引自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134页。

[225]《金史·食货志》。

[226]孟珙：《蒙鞑备录·妇女》，丛书集成初编本。

[227]王恽：《秋涧集》卷五一《李公神道碑》。

[228]《元史·泰定帝纪》。

[229]《纪行》，载王恽《秋涧集》卷一○○。

[230]《元史·世祖纪》。

[231]《元史·英宗纪》。

[232]《元史·世祖纪》。

[233]据《元史·英宗纪》《百官志》。

[234]《元史·兵志》。

[235]《元史·世祖纪》。

[236]《元史·世祖纪》。

[237]《史记·西南夷列传》。

[238]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70页。

[23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222页。

[240]《辽史·营卫志》。

[241]《辽史·食货志》。

[242]《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243]《旧五代史·外国列传第一》。

[244]《辽史·后妃传》：“大祖慕高皇帝，故耶律普称刘氏，以乙里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

[245]《宣府镇志》一四。

[246]《辽史·宗室传》。

[247]《辽史·道宗本纪》。

[248]《辽史·仪卫志》。

[249]《辽史·太宗本纪》。

[250]转引自任崇岳：《论辽代契丹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继承》，载《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

[251]《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

[252]所谓“二税户”原为契丹贵族俘虏去的汉族农民，既要向所属契丹贵族交租，又要向辽政府纳税。金灭辽后又为女真贵族所有。

[253]《金史·章宗纪》四。

[254]刘祁：《归潜志》卷一二，《辨亡》。

[255]《金史·章宗纪》四。

[256]《金史·唐括安礼传》。

[257]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一。

[258]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11～12页。

[259]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44～265页。

[260]转引自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45页。

[261]据曹树基先生考，此所言永乐年应是对洪武年间移民迁入的一个追认。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58页。

[262]《西平县志》第三编《人口·姓氏》，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

[263]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64页。

[264]李广星：《滕州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102～103页。

[265]《齐河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91～108页。

[266]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14页。

[267]《中国人口·北京分册》，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330～335页。